本课题调查是为配合市委关于“发挥妇联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调研而进行的。调查对象分布于静安、卢湾、浦东、普陀、徐汇、长宁、杨浦、闸北、虹口、松江、青浦等11个区，为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创业、就业的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企业主与董事长、高层管理人员的年龄要求在45岁及以下，其余在40岁及以下。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7份，女性占52.9%。

　　一、现状描述

　　1、一个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大学生、尤其是外地大学生就业，中小企业密集的领域

　　被调查者所在单位以私营比例最高，占41.5%，顺序以降的为股份合作制（22.9%）、外资（19.5%）以及合资（14.3%）。所属行业2/3为房地产、金融、保险、教育卫生以及广告传媒、科技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和销售、物流行业。

　　被调查者所在单位，50人以下的占46.7%，小企业又以私营经济所占比例最高——私营经济单位的人员规模六成以上为50人及以下。

　　被调查者中除却大专之外，八成以上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属全日制高校毕业的以2000年以后为最高，达到76.2%。被调查者中“14岁时的居住地”为外省市的占48.3%，而他们中2000年以后开始就业的超过半数。这些来自外省市、自2000年才开始就业的年轻人，56.9%毕业于全日制高校，其中16.3%的人有着硕士、博士学位，平均年龄29.59岁，比本地员工年轻3.04岁。这说明“两新”组织越来越成为高学历年轻人尤其是外地生源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2、一个以学历、经验和资本取胜，等级分明的领域

　　本次调查对象中“企业主与董事长”占8.6%，“主管与高管”占20.0%，“中层管理”占21.1%，“基层管理”占13.5%，普通员工占36.8%。如果将成人学历也按全日制教育年限换算的话，那么受教育年限、年龄与职位成正比，即“企业主与董事长”最年长，受教育年限也最长，“主管与高管”次之，以此类推。企业主与董事长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在就业前完成高等教育，但或是为了创业的需要而去继续学习，或是因为继续学习能帮助其成就事业，他们成为“两新”组织各职位层次中接受成人教育比例最高的群体，达到53.1%，也成为“两新”组织中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比例最高的群体，为14%。与此相似，在最高学历为全日制教育的人群中，也以“企业主与董事长”的学历最高，硕、博学历的达到31.5%，遥遥领先于其他职位者。

　　凭借着知识、技能、经验、资本以及勤奋好学——对被调查者前一个工作日的时间统计发现，“企业主与董事长”花在工作和学习上的时间最长，平均为571.87分钟和86.57分钟——他们成为“两新”组织中经济收入最高和职业满意度最高的群体。他们的经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已经为想创业并能够创业者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对职业满意度的数据统计发现，由于等级分明，并由此决定着收入与地位，因此职业满意度也与职位成正比。占调查对象36.8%的普通员工，2004年收入半数以上在3万元及以下，而当问及职业满意度时，对“就业收入”、“劳动强度”、“工作自主性”、“发挥自己能力”、“职业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和“发展空间”的评价，也以这一群体最低。

　　3、一个性别差异明显，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

　　职位上“男将女兵”：女性中“企业主与董事长”占4.8%，比男性少8%；从业人员中男性1/3以上为企业主与高管，女性3/4以上就业于中层及以下岗位。

　　收入上“男多女少”：2004年个人总收入3万元以下的，女性中占37.9%，男性中占22.1%，如若加上3.1—5万元的，女性中有63.3%的人年均收入在5万元以下，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为49.6%。“企业主与董事长”中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2004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女企业主与董事长中占34.8%，男企业主与董事长中占42%。

　　职业满意度上“男高女低”：除了女企业主与董事长在“工作自主性”、“发挥能力”、“职业社会地位”的满意度上高于男性之外，几乎所有指标上，女性的均值都低于男性，而在普通员工中占多数的女性的职业满意度就是最最低了。

　　“企业主与董事长”分布上“男多女少”、“男强女弱”：不仅“企业主与董事长”在女性中所占比例只有男性的1/3强，而且女性企业的规模明显小于男性。本次调查中女性企业3/4以上为50人以下小企业，无一家500人以上企业；男性企业51—500人的占25.5%，500人以上的占5.9%。

　　4、一个女性面临挑战，但应该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

　　造成“两新”组织中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一是因为双方拥有的教育资源不同。最初就业时受教育程度女性明显低于男性，经过努力之后依旧男高女低，除了起点低之外，在继续教育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助，也是一个因素。

　　其二是因为双方拥有的组织资源不同。男性中中共党员占35.7%，比女性高5.3个百分点；能“经常”或“有时”参加学会、协会等专业性组织活动的，男性中占1/3，比女性高9.2个百分点；能“经常”或“有时”参加民间自助、互助及联谊性组织活动的，男性中占38.4%，比女性高8.3个百分点。

　　其三与双方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有关。问及“人生成功的标志”，被男性列为一、二、三位的是“实现自我价值”、“经济收入可观”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是“实现自我价值”、“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和“做自己想做的事”。男性更侧重于在社会上的发展，通过实现自身价值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女性则更看重于婚姻家庭及自我完善。

　　然而在这个领域女性仍可以大有作为。第一，上海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体力上不及男性、但智力上可以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而上海高校大学生中男女各半的现实，以及各高校中女大学生的刻苦努力与出色学业，也大大提高了女性从业人员的竞争实力。

　　第二从调查看，虽然职业地位低于男性，但部分女性的工作状态却好于男性。女性自认“压力过重”的少于男性，自认“游刃有余，希望挑战更高职位”的比男性多3.2个百分点，自认“胜任工作，不感到压力”的比男性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部分女性可以担当更高职位的工作。

　　第三，一部分女性直面现实，以强烈的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追求而在竞争中胜出。调查发现，女企业主与董事长把“体现自我价值”、“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做自己想做的事”作为“人生成功标志”的比例，不仅是女性中最高的，也高于同职位男性；赞同“对自己能力有信心”和“相信自己一生中会有所成就”的，为100%和95.6%，也是女性中最高的。也许正是凭着这种自信及强烈的成就欲，她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终获成功。

　　二、问题聚焦

　　1、单位内的等级分明与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企盼

　　调查中问及“就业目的”，55.1%的人选择了“实现自我价值”，即使是普通员工，其比例也达到51%。因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且2/3以上的人都是凭借实力通过应聘或职介进入就业岗位，所以展现个人才智、实现人生价值，并以此换取高质量生存境遇，便成为其就业的主要目标。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如愿。对“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一题回答中，职位层次差异较大：认为是“缺少公平竞争环境”，比例最高的属基层管理人员；认为是“人际关系太复杂”、“缺少锻炼培养机会”和“社交圈太小”，比例最高的属普通员工。基层从业人员之所以有如此抱怨，恐怕与部分企业仍停留于家族式管理阶段、员工绩效考评和收入分配不够公平有关。

　　2、职位上的男女有别与女性对性别公正的企盼

　　调查中有57.1%的女性认为遭遇过性别歧视（此题可选2项），其中以“求职”、“劳动报酬”、“晋升”和“创业”等和经济参与有关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5.1%、12.6%、12.3%和6.7%；其次是“社会交往”、“参政议政”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其比例分别为8.8%、5.2%和4.8%；自认在“求学”上遭遇性别歧视的仅为2.9%。这说明当越来越多女性因为享受平等受教育权而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时，她们就希望在社会上更多展示才华，希望以与男性同等的学历获取同等的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机会。然而现实并不能令她们满意。所以问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时，抱怨“缺少锻炼培养机会”、“社交圈太小”的，又以女性、尤其是女性中的普通员工比例最高，为39.3%和21.9%。

　　3、业主的“做大企业”与员工对“树立良好形象”的企盼

　　调查中问及“企业该如何提高自身地位”时，被列为一、二、三位的分别是“树立良好形象”、“尽量把企业做大”、“多支持公益事业”。其中，被中下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最看重的是“树立良好形象”，比例为71.3%，被“企业主与董事长”最看重的是“尽量把企业做大”。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也许由于身处激烈的市场竞争最前端，有着强烈危机感，大部分企业主与董事长把“尽量把企业做大”放在第一位，但有时旁观者清，中低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选择也值得斟酌。

　　4、较低的社会影响率与员工较高的社会参与欲

　　调查中问及最近三年社会参与状况时发现，仅有1.2%的人能够经常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经常参加民间专业性、互助性和联谊性组织活动的比例也很低，徘徊于3%—8%之间，唯有参加捐赠之类的公益性活动状况好一些，只有17.7%的人从未参加过。对此，很多人不满足：从未参加过上述活动的人群中均有一成左右的人“希望社会创造条件”；与职业满意度以及对婚姻、受教育程度、物质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相比，对“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满意度最低；被调查者中分别有20.1%和8.4%的人把“较高社会地位”、“对社会有重大贡献”作为“人生成功标志”。这说明“两新”组织从业人员中蕴藏着一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会在利益诉求与参政议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1、快速发展的“两新”组织已经成为高学历者的重要就业与发展领域。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创业者在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更多的年轻人在此施展才华，希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以知识、能力和辛勤劳动换取高质量的生存境遇。2、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改变了职业人的发展环境。由于单位规模小，有1/5的非公经济其寿命不超过一年，因此以往的等待单位给予培养锻炼机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许多非公经济中已经不复存在。成才，将更多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抱怨“缺少锻炼培养机会”者以底层员工为多，如果坐等机会降临，将依旧滞留于底层。3、部分单位现代化管理机制缺失，人际关系复杂，使部分从业人员心理压力加大，职业满意度偏低。调查发现有77.9—93.2%的人遭遇过“心情不好或感到沮丧”、“寻找工作或调换工作”、“婚姻恋爱问题”或“经济上急需帮助”之类问题，他们中最终“得不到帮助”的比例在3.3—5.3%之间，以男性为高。“社交圈太小”的他们需要单位、家庭尤其是社会的帮助。本文的建议是：1、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并帮助非公经济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市场竞争力。2、在推动包括非公经济在内的“两新”组织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包括妇联在内的社会团体要积极发挥作用：要通过联谊会等形式，为企业家、尤其是女企业家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要通过设在“两新”组织中的工会等组织，推动健康的企业文化和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现代化管理机制的形成；要配合社会各方，大力发展面向“两新”组织高学历年轻员工的民间团体，为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搭建平台，以扩大他们的社交圈，在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