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种类型的家长代子女择偶见面会的出现，以及青年男女交友会规模的日渐扩大，年轻人婚恋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及媒体关注，其中又以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大龄女性择偶难最为突出。据上海市巾帼园婚介所统计，参加青年交友会的男女比例为3:7，同一现象也出现在“家长聊天会”上。至2005年10月中旬，报名参加聊天会的女青年家长因人数过多，已排至翌年3月，故而暂停报名，但当月底的聊天会，男青年家长名额尚有空缺。而在高教系统组织的青年交友会上，更出现男女比例接近1:9的尴尬场面。女性择偶难，是否因为性比例失调？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上海常住人口25-40岁人群中，根本不存在女性过剩现象。那么原因何在？日前市妇联妇女研究中心、巾帼园婚介所就此展开调查。现状描述一、结婚是人生的重要过程，婚姻能提高人的幸福感

　　谈及大龄女性择偶难，有人归咎于独身主义。事实如何？2005年6-7月，市妇联妇女研究中心曾对1100名1990年至2000年全日制本科毕业、目前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社会参与状况展开调查，获取有效问卷996份，其中男性占50.4%，女性占49.6%；未婚者占20.9%，已婚有配偶者占78%；被调查者平均年龄31.7岁。

　　调查发现，对大部分人而言，选择一个所爱的异性伴侣跨入婚姻殿堂，共享生活的快乐和艰辛，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婚姻能提高人的幸福感。1、婚姻状况影响个人的生活满意度

　　调查中我们将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有配偶”与“离婚丧偶”三种类型；将满意度的分值设定为五档，其中“非常满意”为5分，“较满意”4分，“一般”和“说不清”3分，“不太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当问及被调查者对自己目前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文化娱乐生活”、“职业（事业）发展”和“社会交往”等六项指标的评价时，数据统计发现，尽管被调查者学历与职业相近，但未婚者的满意率均低于已婚者，其中又以对婚姻状况评价的差异最大，未婚者为3.05分，已婚者为4.25分，并影响到其他生活感受（见表1）。换言之，已婚者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物质与精神生活、社会交往更为满意，他们也更能从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分年龄统计发现，在所有年龄段，已婚有配偶者对自己婚姻状况满意率大大高于未婚者的现象始终存在。也就是说从调查数据推导不出“独身主义”已被众多青年欣然接受的结论。

 表1                        生活满意度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物质生活	文化娱乐	职业（事业）发展	社会交往
未    婚	3.05	3.44	3.06	2.96	3.02	3.13
已婚有配偶	4.25	3.58	3.52	3.11	3.11	3.24

　　2、婚姻对男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分年龄、分性别统计发现，对受教育程度、物质生活、文化娱乐、职业（事业）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满意度，已婚有配偶男性的满意率几乎都高于未婚者，而且还波及到职业满意度的高与低。在对目前所从事职业的经济收入、劳动强度、工作自主性、发挥能力的程度、职业社会地位和工作稳定性等六项指标的评价上，已婚者的满意率绝大部分均高于未婚者。相比较而言，在31-33岁、34岁及以上年龄段中，在受教育程度、职业（事业）发展、社会交往等项目上，女性未婚者的满意率有时会高于已婚者，这恐怕与已婚女性家务较重、影响了婚后的个人发展有关。二、“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造成部分青年择偶难

　　既然众多未婚者对神圣的婚姻殿堂心想神往，却为何至今仍有那么多人滞留门外？我们对2005年7-10月巾帼园婚介所“家长聊天会”上展示的131名男性、155名女性征婚人的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1、年龄上“男大女小”使大龄女性陷入困境

 　在巾帼园婚介所登记者中男性平均年龄大于女性，但“男大女小”择偶标准，使85%以上男性和3/4以上女性都希望男方年龄大3岁以上。而且男性年龄越大，要求与女方之间的年龄差就越大。35岁以上男性，相当一部分人要求女方小4-9岁，甚至小10岁以上。所以35岁甚至32岁以上女性可选择范围就大大缩小。

　　2、学历与收入上“男高女低”使部分择偶者被提前淘汰出局

　　登记者学历上的性别差异不大（见图2），但在择偶时，双方的要求就大相径庭：男性要求女方学历为高中、中专的占15.3%，大专的占22.4%，只有7.6%的人可以接受本科以上学历；女性要求男方学历为高中、中专的占0.7%，大专的占12.3%，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占39.3%。而事实上登记者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在男性中占17.5%，女性中占11.6%；高中、中专学历在男性中占4.6%，女性中占3.6%。

　　图二：征婚人学历分布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对收入的要求上。女征婚人收入水平2/3集中于5000元及以下区域，其中3000元及以下的占15.6%，超过9000元的占7.2%；而男征婚人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6.8%和21.4%。但在择偶时，女性绝大多数希望男方收入在3000-9000元之间，能够接纳3000元以下的为零；男性则有38.2%的人愿意接纳3000元以下者，还有27.5%的人未作具体要求，无人要求女方收入超过9000元。

　　如此的择偶标准，已经将一部分低学历、低收入的男性和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提前淘汰出局。3、职业、住房和身高上的择偶标准也使部分求偶者“铩羽而归”

　　职业上，男性对女方的职业要求大部分集中于外企员工、教师、医生、银行职员、财会人员和公务员，女性对男方的职业要求大部分集中于外企员工、公务员、金融从业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还有22.9%的男性和11.2%的女性“职业不限”，但均要求对方有稳定工作。

　　住房上，“从夫居”的婚嫁习俗使得有无住房成为决定男性择偶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条件。但从登记者看，只有69.5%的男性有房，其余的或是“与父母同住”，或是“有能力购房”，或是希望女方有房以及“与女方共同购房”。女性中12.1%的人有房，92.1%的人希望男方有房或“有能力购房”。值得注意的是，虽有部分男性及其父母希望将来结婚后小夫妻与公婆同住，但绝大部分女性更愿意婚后独立居住。这就意味着登记者中有三成男性仍需购房，或者“从妻居”。

　　身高上，一个明显现象就是矮个子男性和高个子女性“受歧视”：仅有0.6%的女性愿意选择1.65米以下男性为伴侣，但男登记者中这一比例为4.6%；仅有1.6%的男性愿意选择1.70米以上女性为伴侣，即使加上“身高不限”，亦仅占4.8%，但女登记者中这一比例为13.4%。

　　上述资料虽是由登记者父母填写，但很多父母是在征求子女意见后前来登记并筛选把关，而年轻人婚姻中父母意见也起着很大作用，因此有一定代表性。来自高校的研究资料也证明这一点。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孙中欣副教授多年来执教于“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与历届学生接触中她深深感到：“在青年学生的爱情婚姻模式中，‘男高女低’——即男的年龄、身高、学历、收入等都高于女性的搭配模式仍然有很大市场。”三、已婚者的婚姻满意度并不与“男高女低”婚配模式划等号1、传统婚配模式依旧通行，但部分家庭已“与时俱进”

　　对769名已婚有配偶者的数据统计发现，“男高女低”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婚配模式：年龄上，有2/3左右的人倾向于按照男大女小原则选择配偶，夫妻婚龄差在3岁左右；不过有5.1%的男性和8.3%的女性其家庭是“女大男小”，平均婚龄差2岁以内。收入上，“男多女少”是普遍现象，男性有43.8%的人收入高于配偶，41.6%的人收入与配偶相等；而女性有53.2%的人收入低于配偶，收入高于配偶者仅占5.6%。学历上，男性有54.6%的人学历高于配偶，学历低于配偶者仅占6.4%；女性中有31.7%的人学历高于配偶，学历低于配偶者占17.1%。不过，与高学历男性在择偶时可以接受21.1%的大专学历、4.7%的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现象不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其配偶中高中、中专学历的仅占1.5%，大专学历的也只有7.1%，其余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2、婚姻满意度与“男高女低”婚配模式没有必然联系

　　交互分析发现，其一，婚姻满意度与传统婚配模式没有必然联系。从表2可见，在学历上低于配偶的男性和高于配偶的女性满意度最高，在收入上与配偶相等的男性和少于配偶的女性满意度最高，在年龄上大于配偶的男性和与配偶年龄相同的女性满意度最高。其二，除却年龄与身高，夫妻间学历、收入及职业上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变数。被调查者本科毕业后有41.5%的男性和39.2%的女性通过考研、留学或在职学习，提升了学历层次；有三成以上的人一次或多次调换过工作单位，有八成以上的人在最近5年收入水平“提高很多”或“提高一些”，且男女比例相近。虽然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了解被调查者配偶的详细情况，但上述数据至少说明，在终身教育不断发展、新的职业不断出现的今天，即使在婚后，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发展机会。学会以发展的眼光看自己、看对方，是择偶者的明智选择。

表2                     婚姻满意度

	学历上与配偶相比			收入上与配偶相比			年龄与配偶相比
	高于	同等	低于	多于	同等	少于	大于	同等	小于
男	4.34	4.33	4.43	4.35	4.38	4.29	4.38	4.32	4.24
女	4.20	4.19	4.08	4.05	4.16	4.27	4.09	4.24	4.15

 

　　　结论与对策

      一、现实呼唤着婚配模式的变革

　　首先，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上述调查表明，尽管婚介所里择偶者还是墨守成规，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婚配模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传统婚配模式赖以生存的根基已经开始崩溃。

　　数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使男性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凭借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在择偶中处于绝对优势。正是这种两性地位悬殊、女性只有“嫁汉吃饭”才能生存的社会状况，造就了代代相传“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

　　然而今日女性状况已发生巨大变化。眼下正处于谈婚论嫁最佳年龄段的青年女性可以说是上海有史以来学历、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最高的群体，也是与同龄男性差异最小的群体。早在上世纪末，上海普通高校新录取的大学生中，女生比例已经达到或超过半数。目前全市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50.1%，在校硕士生、博士生中女生占43.8%和31.8%。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为体力上不及男性、但在智力上可以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创造了众多施展才华的舞台。

　　第二，在高校不断扩招背景下，学历、年龄上的“男高女低”将加剧高学历男性的“供求矛盾”。根据上海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时年方19周岁的人群中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者为88109人，其中女性占50.8%。尽管只是高校扩招后的第一批，但其规模已是空前的：19周岁人群中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总人数是20周岁人群的1.30倍，21周岁人群的1.34倍，22周岁人群的1.43倍，23周岁人群的1.57倍……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能获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仅占一成左右。眼下高校招生规模仍在不断扩大，硕士、博士中女性比例仍在不断提高，如果女性固执地将择偶目标锁定为年长数岁、学历高于自己的男性，其结果可想而知。在巾帼园婚介所的家长聊天会上，就出现过一位男博士家长被众多女青年家长“围追堵截”的滑稽场面。二、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家庭、和谐婚姻、和谐的两性关系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目前许多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投入和成才期待几乎与男孩一样，就如日前一位香港学者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内地大城市中，九成以上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方式趋于男性化。但当谈婚论嫁时，父母总想为女儿找个依靠。同样，传统夫权意识也使男方父母希望女方的学历、收入低一档次。巾帼园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常常听到男青年家长这样表白：“女孩子太强了，将来管不住”。于是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位择偶中连连受挫的女博士，隐瞒学历与一位大专生交往，谈婚论嫁时出于诚信，女博士如实相告，结果男方吓跑了。一位月收入2万的女青年找了位月收入7千的男青年，女方不计较，男方却一直犹犹豫豫，最终因为“压力太大”还是跑了……这些事实说明，第一，变革传统的婚配模式乃至社会性别意识的艰巨性与迫切性，这需要全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

　　第二，开展对青少年的婚前教育。在陌生人中择偶，条件往往是唯一的选择标准；但在熟识的朋友中，就未必墨守成规、锱铢必较。据此，有必要在高校增设有关择偶、恋爱、婚姻等方面的课程教育，帮助青年学生学会如何与异性交往，如何正确处理将要遇到的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这也有助于新型择偶模式的建立。

　　第三，在青春期每个人都应该以学业、职业（事业）和家庭为重心，定出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作一个全面规划，避免顾此失彼。尤其女性，要避免因追求完美、自视过高而错失良缘。

　　第四，要在重视女性发展的同时重视男性素质提高。下社区调查发现，低学历、低收入、住房困难的男性娶“外来媳”的越来越多。而教育学家的研究表明，目前一方面为了增加社会生存砝码，女孩被教育得越来越“强势”；另一方面由于“重男轻女”，被过度呵护的男孩反而养成文弱、多愁善感、“娘娘腔”等习性。循规蹈矩的应试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男孩敢想敢为、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孩童期通过教育、尤其是性别教育，保持与发挥男孩独立、坚强、豁达的性别优势和女孩温和、善解人意的性别优势，同时加强两性间的相互学习，克服各自由性别带来的性格上的弱项，促进身心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

　　男性与女性在生理、心理和智力上的健康成长、共同发展，是个人之福、家庭之福、社会之福。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家庭、和谐婚姻、和谐的两性关系，为此我们需要变革传统的婚配模式和社会性别意识——这就是本次调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