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介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组织设置，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交互影响。本次研究从家庭功能的变迁和挑战、优化家庭生态环境以及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指数，推助社会和谐与稳定作出阐述。现将研究成果报告如下：一、家庭在社会转型中的功能变迁

　　1、经济保障作用增强。家庭的生活保障已成为社会保障不可或缺的补充，在单位保障全面减弱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转型期，家庭对其成员的经济保障功能在众多家庭尤其在一些处于市场竞争弱势的家庭显著增强，乃至成为抵御生活风险的“救生筏”。据对920个上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家人下岗/失业、居住拥挤/还贷、子女教养负担以及经济拮据成为主要的家庭压力源，分别占34%至37%。同时调查还显示，当家里经济拮据或家庭成员需要帮助时，求助和获得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等亲属支持的比重和频率为最高。

　　2、养育功能的结构优化。随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出生率持续下降，从数量上看，家庭的生育功能显著弱化。然而，人口再生产不仅要控制数量，更关注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也就是说，生育数量的减少对优生优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庭在提高孩子人口素质方面所付出的经济、心理和机会成本比以往更高，家庭养育功能面临结构优化的转折。

　　3、儿童社会化功能削弱。家庭是人之初的社会化场所，与学校、社会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和终身性的特点。然而，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父母外出工作的时间和双重负荷，以致不少儿童接受幼托机构和大众媒体教育的时间比与父母共处的时间还多，尤其是电视、电脑等传媒以其生动形象的视觉效果、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和新奇、刺激的感官体验，日益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体。对孩子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以及社会期待和适应的实际影响已不亚于父母，加上在现代信息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父母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往往失去资源优势和传承价值，他们的话语权下降，家庭在教化角色规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的作用显著削弱。

　　4、情感支持功用趋强。首先在于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后，家庭不再仅仅是经济共同体而更多地满足成员随之提升的对感情生活、心理支持的需求；其次，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紧张、焦虑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心理重负，当人们在职业舞台竭力拼搏、疲惫不堪或压力重重乃至伤痕累累之际，家庭无疑成为他们暂时远离尘嚣、逃避世俗的宁静港湾，是他们卸却双重面具而回归自然、享受轻松的温馨暖巢；再次，居住条件的改善使封闭型的独门独户住宅成为主流，邻里相见不相识，而社会竞争使亲戚朋友也多陷入紧张、繁忙之中，人际互动减少、关系疏离，家庭成员更多地期待私密空间的情感支持和相互陪伴，依赖家人的相互理解和关爱而减少生活压力。

　　5、性规范作用弱化。在一夫一妻制的背景下，婚姻是保障性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随着社会流动的频繁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性观念趋向开放，性与婚姻分离的现象增多。一项对上海、成都30岁以下未婚青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报告，半数被访者有条件地赞成婚前同居。最新一项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报告，已婚男女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分别为21.2%和5.1%（其中经理、厂长、老板高达56.3%），20岁至64岁的男性承认有过性交易的占7.6%。最新调查结果还显示，27.1%的已婚/同居男女认同性生活非常满意，62.1%比较满意，只有10.8%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同时，对于那些有婚外性伴侣者而言，无论与“二奶”、情人还是“小姐”的性生活，都不如与配偶作爱的感觉好，这主要是因为婚外性行为违反社会规范，而偷偷摸摸、急不可耐、匆匆忙忙的性生活难免会影响性高潮和满意度。二、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1、社会竞争和分化递增，家庭关系调适难度加大。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职业竞争激烈、工作节奏加快，不少人的就业和工作压力显著增大，在夫妻和家庭生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日渐减少。而职业流动的递增、终身教育的普及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一些夫妻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发生明显的分化，双方的价值目标、兴趣爱好、婚姻需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一致趋增甚至难以协调适应。加上职业和地域流动导致的跨国、异地婚姻比重的上升，如全国涉外婚姻从1979年的8460对上升到2003年的78285对，上海的异地联姻比重已占结婚登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还没有包括取得本地户籍的外省市男女与上海人的联姻数）。而异质夫妻的婚姻幸福感明显低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或在各方面同质较强者，他们中离婚者更多也为不少研究所证实。在信息爆炸和网络时代，数字化的鸿沟也横亘在代际之间。父母与子女在价值目标、兴趣爱好、消费意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将不断加剧代际冲突。

　　2、物质至上主义流行，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加。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物质和商品空前丰富，媒体和商业炒作不断地催化人们对物质追求和功成名就的欲望。消费文化的流行，使许多人以经济标准来衡量个人是否成功或家庭是否美满，将物质追求视为第一生活准则。加上职业流动和不稳定的普遍性，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一些弱势家庭因其成员歇业/失业或重病等致贫，由经济压力引发的焦虑和困扰将加剧。

　　3、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加重了家庭的赡养负担。2004年末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5%，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人已占19.3%，到2010年将达22.7%。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家庭规模日渐缩小，上海户均人口2.81人。据对上海920个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56岁至65岁年龄段被访男女独居或空巢的比重已分别为5%和31%，合计达36%，表明空巢家庭的生命周期已提前，数量明显增多。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人口高龄化，加上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未来家庭的中青年夫妇将面临照料护理父母乃至祖父母的沉重负担。而独居和空巢家庭的递增也使中、老年人的心理孤独和精神抚慰问题凸现。

　　4、离婚率上升使面临福利水平下降的单亲家庭递增。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2000年的粗离婚率是1980年的近3倍，上海的离婚率20年间增幅达7倍。尽管众多的离异男女将再婚，但每年100多万对夫妻离异以及因一方丧偶形成的单亲家庭无疑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离婚、单亲依然承载社会世俗压力男女将面临福利水平下降、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并程度不同地殃及孩子。对上海和南京单亲家庭的调查显示，约五成不同居父母未承担子女抚养费，相当一部分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三、创建和谐家庭，有效迎接挑战

　　1、多点时间和家人共处。据对上海市区920个18岁至65岁男女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业男女首肯“宁愿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而不看重金钱”的分别占44%和50%，其中35岁至50岁中年人仅占38%，而中年男性每月或每周多次和同事/同行/朋友吃饭应酬的占到35%，中年女性只占11%。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依然对男性的社会角色和事业成功予以厚望，而中年人由于赡老抚幼负担较重，中年男子又更多地为职场的业务骨干或主管，应酬、加班和出差是常事，有的甚至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极少，要平衡职业和家庭的轻重常成难事，因此，中年男性更应多挤点时间、找点空闲与家人共处。

　　2、学习增进互动沟通的艺术。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沟通是差不多每天都要面对的，无论是夫妻还是亲子，或是婆媳、翁婿、祖孙之间，都要增进相互沟通，多倾听对方的想法，多关注他人的需求。尤其要提倡父母耐心地凝听和理解孩子的心声甚至是离奇的想法，把孩子视作可信任的伙伴，了解他们的独特需求，平等地和他们一起讨论、说理和协商。有调查显示，翻看孩子私人物品、训斥打骂子女、过分干涉子女行为成了孩子“不喜欢父母”的三大原由，尊重子女、平等地和孩子交流沟通和言行一致的父母最受孩子欢迎。

　　3、增加角色的弹性。首先，两性角色不宜定型化。男女只有不拘泥于传统、不为刻板固化的性别角色规范所束缚，在顺应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性别角色，增加独立自主性和角色的弹性，才能真正实现夫妻的平等伙伴关系和两性的全面发展。其次，角色的弹性还表现在及时转换社会和家庭的不同角色身份，既不要将工作中的紧张性压力或职位上的领导面孔和行为模式带回家，也不要让在家庭压力或冲突的负面情绪蔓延到职业岗位。而应适时调整自己在家庭内外的不同角色，尤其在丈夫/妻子面前，应根据不同情景，经常转换角色身份，扮演或客串妻子/丈夫、妹妹/弟弟、母亲/父亲甚至女儿/儿子等角色，以满足配偶的不同心理需求，增进婚姻生活的新鲜感、情趣和满意度。

　　4、平衡代际互动的重心。现代社会应倡导成年子女的自立和家庭断乳，同时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保险体系的同时，鼓励中老年夫妻拓展自己的活动天地和需求目标，而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仅建立在子女的幸福上，以减少对子女的无限付出和过度依赖。但在目前养老、医疗等保障、保险尚未全覆盖，一些老人尤其是农村众多老人的生活条件仍难以获得基本保障的情况下，中青年夫妇宜适当调整重小轻老的家庭投入和忽视父母需求、过于溺爱孩子的失衡策略，给予父母更多的嘘寒问暖、聊天陪伴和他们所需要的经济支持或生活料理，使倾斜的爱的天平有所平衡。

　　5、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挫折和压力。据对920个上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无任何压力的仅占13%，其中下岗/失业、子女教养、居住拥挤以及经济拮据成为最主要的压力源。面对挫折和压力，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才能：一是视危机为转机；二是增进成员间的沟通；三是对压力重新命名；四是资源的开发利用。四、优化家庭系统良性运行的生态环境

　　1、社会政策保障家庭功能的发挥

　　（1）以家庭为单位的政策导向。尽管社会转型期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增强，家庭已成抵御各种风险的救生筏，但由于社会保险尚未全覆盖，相关政策尚不到位，如遇家人无业、病残、天灾人祸等变故，家庭的承受能力仍十分有限。报载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已有意扩大城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如以家庭为单位纳入医保，将医保受益面扩大到家属，这种改革思路值得倡导。除了城市医保，其他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等不妨也考虑以家庭为单位。此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和服务也应考虑家庭人口数，我们期待最低生活保障也尽早以家庭人口为依据实行分级标准。

　　（2）弱势家庭及其成员的特殊关怀。除了因下岗、失业、职业不稳定、病残等导致的经济、生活困难家庭外，单亲家庭的生活福利显著低于双亲家庭；空巢或单身老人的经济和生活照顾也常面临更多的困难；流动人口更是政策盲点中的弱势群体而缺乏关怀。为此，我们着重建议：一是高龄、特困老人和空巢家庭的特殊关怀。为解决独居高龄老人生活照料的后顾之忧，一些地方政府推进、实施了养老服务实事项目，同时采取购买公益性劳动岗位即家政服务的形式。然而，由于高龄老人退休金低而照料强度和难度则较高，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全天陪护，即使有政府补助也难以留住家政服务员。因此，还应倡导不同居子女主动分担部分服务费用，给予父母更多的嘘寒问暖、聊天陪伴和体恤关爱；二是单亲家庭的人文关怀应引起关注。由于单亲家庭的父/母独自抚育子女须付出双倍的经济、时间和精力，不少人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接受终身教育，或为了照顾子女往往放弃某些高薪职业或减少了升迁机会，在社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不仅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税制减免应考虑单亲家庭的抚养负担，而且享受再就业扶持（包括职业培训、优先上岗）政策的对象也应涵盖单亲弱势群体。此外，鉴于大多数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不承担或少付孩子抚养费的现状，有必要将子女抚养费给付标准的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使之公开、透明和便于操作，以切实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和扭转单亲家庭的贫困化趋向。

　　2、推进中国特色的家庭支持网络

　　据对上海920位18岁至65岁男女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有难题或烦恼时获得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网络援手的比重为最高，达55%，得益于同学、同事或朋友相助的占38%，18%得到过街道、居委会的帮助，10%获得单位、妇联、工会的关切和解难（另有26%无困难，3%有困难但未获得任何支持）。因此，首先社会应鼓励亲属支持网络，如鼓励城市房产开发商多建小房型的经济适用房，既满足众多工薪阶层和下岗、退休的中老年家庭的需求，又便于老少家庭有分有合的代际互动。而在税收上对抚养、扶养和赡养负担较重者试行减免政策，也可鼓励家庭支持网络。其次，整合非正式的社区服务资源。街道、居委会主要利用正式的行政资源和部分社会资源，通过组织、培训形成一支社区服务的志愿者/单位队伍，开拓社区服务新领域，使更多的家庭共享社区的教育和服务资源。再次，推进专业性的家庭心理咨询和治疗。有关部门应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以促进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使其成为速变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持系统。

　　3、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家庭新文化

　　（1）幸福主义为导向的家庭价值观。现代社会应更关注婚姻家庭的内在质量、个人的幸福感而并非只是其完整的外壳，应把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增进婚姻主体的福利和满足、提高他们生命质量的人文关怀上，而不应让婚姻当事人肩负起不该由个人承载的过重的社会压力。

　　（2）多元、开放的生活方式和关系模式。公众态度趋向宽容、开放和理性，道德也不再是评判个人私生活的唯一价值标准，这无疑是社会文化开明、进步的折射。而解构传统定型的两性分工模式，为女性参与社会、择业升职创造更公平合理的机制，倡导男子多参与家务、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对于弘扬性别平等的先进文化，改善和优化两性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双向社会化的代际互动新文化。“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既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决策权，同时使中年父母提高了对速变社会的适应能力，亲子间的“代沟”也减少了对立而增加了理解、宽容和取长补短的融合。尽管其中仍有冲突，但毕竟是一种社会进步，“向孩子学习”将掀起亲子关系的深刻革命，21世纪的家庭代际互动将在撞击、磨合中更加民主、平等和融洽。

　　4、普及家庭科学教育和训练

　　首先，将婚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一是列入中学性教育体系，也就是在性教育中增加有关择偶、恋爱及家庭人际关系调适等方面的课程内容；二是在大专院校开设婚姻家庭讲座，并在有条件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院系逐步纳入选修或必修课程；三是一些区、县的民政、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也对婚前教育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次，把家庭科学知识普及到社区。由于大多数市民未经婚前指导或学校教育，因此，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在社区普及家庭科学的相关知识通常更具广泛受惠性也更见成效。

　　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徐安琪 张亮 刘汶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