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关注亚洲、聚集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探求战略”为宗旨的“上海论坛”于2007年5月25日至27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论坛成为“学界、政界、商界”三界互动的平台。复旦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上海市妇女学学会借助上海论坛的平台，于5月26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03会议厅举办了“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经济参与”专题研讨，来自美国、印度、老挝和国内的学者就亚洲各国妇女的就业参与状况，特别是全球背景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等问题提出了框架和重点研究领域，并呼吁各国在优化妇女就业环境，建立健全妇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会上，中外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妇女参与经济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来自曼切斯特大学商学院Fang Lee Cooke教授从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比较妇女就业参与。她说，这四个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从妇女就业参与来看，中国妇女就业率较高，工资比较低，性别差异也比较小；印度妇女受教育水平比较低，文盲率也高，大多数在非正规组织就业；日本妇女生了孩子后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及时出去工作也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韩国女性兼职多，结婚前后很明显，一般情况下结婚后女性大多数辞职不干了。为此，在亚洲产生了职业女性流动快、高层管理人员少、性别收入的差距拉大，社会性别歧视等现象较为突出。印度全国非组织部门企业委员会教授Jeemol Unni就印度妇女就业参与状况作了说明。他说，印度妇女生育高、文化程度偏低，所以影响她们参与经济的能力。西北工业大学郭慧敏教授对西安市一个典型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家政女工”进行了考察与分析，以项目干预这个群体的赋权，通过较系统的培训和组织机构的多元孵化，帮助分布在各私营领域的边缘女工实现了团结权，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家政工会，为获得团结的合法性，将其纳入我国工会系统，为其再次获得国家、组织及社会资源提供了可能。印度国家抽样调查局前局长Nittala Subrahmanya Sastry说，非正规就业具有灵活性、家庭式、时间长短性，所以印度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约有九成左右，而男性只有一成，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较大。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妇女研究中心主任金一虹教授说，全球化对女性劳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很复杂。据她研究发现，全球化对城镇女性劳动的边缘化，具体表现为：一是女性劳动力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失去工作岗位，就业风险增大；二是女性就业结构的低层化；三是女性劳动的非正规化；四是职业的性别隔离。而农村妇女也成为农业结构调整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如劳工女性化、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社会性别分化、外来女工的边缘化生存、女劳工权益无保障等等。她还认为，全球化对女性发展带来劳资利益格局与制度环境的变化，就业多元与女性劳动的分化，女农民工从乡村到车间虽然付出了代价，同时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她们的主体性得到增强。

　　与会者针对妇女发展状况，提出了建立一整套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现状进行全面的评估。全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以经济资源的分享、收入与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等四个维度，着重鉴于1995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性别平等数据，从妇女的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社会环境等12个指标对全国和各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估。她认为，平等分享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妇女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评估中国社会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具有较好的现实可行性，但是目前在非正规就业、银行贷款、职业安全的性别差异还未能纳入重点指标之中，期望随着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逐渐增强，妇女对经济影响力的提升，而不断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与会者还关注了两性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李慧英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强烈的性别偏好导致了社会问题，这不仅仅是男性婚姻挤压的问题，更是女性生命权、健康权受到损害的问题，也是具有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她还指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形成可分三个阶段：（1）以女性问题方式呈现出来的阶段。80年至90年代末，表现出对女婴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侵害和剥夺，妇联组织积极关注与呼吁，但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和政府的关注；（2）以男性问题方式呈现的阶段。2000年左右人口专家从男性群体角度发出对未来性别比失衡的警告，引起政府的关注，迅速提升为政策问题；（3）以社会问题方式呈现出来的阶段。2000以后贩卖妇女儿童有所增，范围不断扩大，对于这种丑恶现象，政府给予严厉的打击，进一步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社会的良性运作。李慧英建议，从出生性别失衡的产生到政府干预，经历了21年时间，该问题已经从隐性的社会问题转化成显性的社会问题。她建议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将妇女问题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共话题和重要问题，列入党和政府的总体规划之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解决，切实构建以公平和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王丰发表的“中国的改革缩小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吗”？的研究结果，他从男女劳动就业收入的不平衡提出了不同经济环境对男女收入差别的影响，而性别不平等是经济制度制造出来；复旦大学教授王菊芬就妇女就业的社会环境，妇女经济参与的法律、法规的实施状况及女工的评价发表了看法。与会者科学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性别的不平等问题，希望通过交流研究成果，共同探讨解决亚洲人口问题和社会性别发展不平等的可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