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就业替代性别差异的分析，旨在从一个侧面反映就业性别歧视以及性别职业隔离化现象，进而分析城市女性劳动力失业率较高的真实原因，为城乡统筹、促进就业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一定的资料依据。

　　1．就业替代的实证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替代和互补关系往往同时存在。劳动力间的替代关系是劳动力为获得工作所形成的一种竞争关系。在假设劳动力政策、制度等社会条件，以及劳动力个人学历、偏好等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替代关系主要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使用某一类劳动力导致原在岗的另一类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二是新增就业中，某类劳动力获得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替代方式也同样分为两种：一为直接替代，系指某类劳动力就业时绝对地替代另一类劳动力；一为间接替代，指的是因为某类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劳动力价格的整体下降，从而使得另一类劳动力主动退出竞争。劳动力互补关系，则是指一种劳动力的使用并不必然导致其他类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甚至还会增加其他类劳动力的就业。

　　下文将根据农民工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就业替代的计量模型，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对城市女性劳动力被替代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依据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资料，选取农民工和本地劳动力样本，并作以下定义：农民工为1996－2000年期间由乡、镇的村委会迁入城市，且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员。城市本地人口分为两类：一是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市，二是1995年11月1日前迁入本市并且户口也在本市的人口。此外，还有来自农村的非农业人口、来自其他城镇、街道的人口、1995年迁入本市但户口在外地的人口。

　　对农民工就业替代性别差异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进城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替代关系及替代程度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性，具体的特点包括：

　　（1）男性就业替代率略高于女性，就业替代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城市女性的职业分化和职业隔离现象较为严重。计算结果表明，每流入100个男性农民工，替代本地劳动力34人，而女性相应替代32人；而对于城市本地失业人口来说，每100个失业人口中，因为被替代而失业的男性为69人，女性为60人。全国城市本地劳动力中，男性被替代的数量达355.6万人，女性为260.8万人，男性替代率略微高于女性。据此判断，男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较女性为轻，男性农民工拥有更多的与本地劳动力就业竞争的机会，换言之，农民工替代本地男性劳动力比较容易，而女性农民工对城市本地女性劳动力的替代相对要难些。本文作者认为，农民工替代的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职业的性别隔离有关。由于受旧的性别劳动分工和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城市，以性别为基准的职业分化和职业隔离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城市本地女性劳动力比例较高的行业多是技术层次低、收入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同性之间的竞争很强，女性农民工要替代城市女性本地劳动力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2）女性农民工的学历越高，替代率也越高，说明城市低学历女性与低端职业之间的粘性较强，被隔离的程度较重。对同等学历替代关系的性别比较结果表明，初中及以下低学历女性农民工对同等学历城市本地女性的就业替代率较男性为低，如，城市本地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中，被同等学历农民工替代的比率，男性为11.75%，女性为9.72%，女性低于男性近2个百分点；城市低学历女性被替代率较低，被替代的程度较轻，说明这一部分女性群体与低端职业的粘性较强，处于被男性隔离的状态，因此不易被外来女性农民工所替代。计算结果同时表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替代率较男性为高，城市本地大学学历人口中，被同等学历农民工替代的比率，男性为66.67%，女性为75.00%，女性高出男性近9个百分点。高学历农民工女性就业替代率高，是由于其具备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与城市本地人争抢就业机会的实力，因而其所从事的职业与城市本地高学历人口从事的职业越为接近，替代率也越高。但由于女性农民工中高学历者所占的比重很少，因此尽管高学历女性农民工对本地女性劳动力人口的替代率很高，但因此而被替代的本地劳动力绝对量很少，并不会对城市本地女性高学历队伍构成威胁。

　　（3）不同职业的性别替代程度差异较大，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分化现象。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男性被替代的人数比较均匀地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女性则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男性在购销、运输设备操作、机械制造加工、工程施工、机械修理和社区修理、保卫、电力设备安装检修、餐饮服务、木材、人造板加工等职业也有较高的替代量。女性则在购销、纺织、裁剪、缝纫、餐饮、社区服务、机械制造加工、机电产品装配、检验计量、旅游娱乐场所服务、经济业务、行政办公等职业有着较高的替代量。男性农民工在运输设备操作、社会服务、居民生活服务、机械设备修理、企业负责人、工程技术、经济业务、电力设备安装检修、运输服务、邮政电信、运输设备操作等职业具有很高的替代率，女性在种植业、企业负责人、卫生专业技术、经济业务、教学、行政办公、仓储、化工产品生产、运输设备操作、机械制造加工业等领域有较高的替代率。将这些职业放入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结果发现：男女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声望都比较低。男性替代量高的职业几乎都在量表的后20位，女性替代量高的职业都在量表的后35位。

　　2．结论与讨论

　　（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替代起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和同学历本地人所从事的职业越类似，说明人力资本对其获得职业的等级至关重要。流动农民一般受教育水平较低，掌握的技能较少，他们属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很少的群体。因此，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有助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提高本地人的教育水平，有助于减少因替代而造成的失业。可以预期，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未来农民工对城市人口就业的压力会逐渐向高学历转移，社会资本的就业作用将逐渐弱化，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不断加强，劳动力市场将更加自由。

　　（2）社会性别歧视加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替代量还是替代率，女性都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职业隔离超过男性。就被替代的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职业性别歧视同样存在。可能的理由包括：城市本地男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较大而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较小，农民工的进入导致相关职业的工资上升趋缓或绝对下降，城市本地男性劳动力难以接受工资滑坡选择自动退出、另谋他职，从而把原岗位留给了农民工。而本地女性劳动力由于长期以来的就业性别歧视以及职业隔离现象，比较愿意接受低工资水平继续留在原岗位，因而替代比较困难。如果以上假设成立，必定会产生工资的性别差异扩大的现象，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工资会越来越低。根据1990年和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结果，在职女职工工资从相当于男性的77.5%下降到70.1%(潘锦棠，2003)，这与本文的推论一致。但女性工资弹性的刚性很可能是女性对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性别歧视现象作出妥协的结果。另外，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可能更多地依赖社会资本，女性农民工由于社会资本较少导致替代的难度加大，相当一部分女性农民工由于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本地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职业，就业压力也很大。本地女性劳动力失业率仅比男性高一个百分点，而女性农民工失业率比男性高出三个百分点。女性农民工就业既要遭受社会的性别歧视，又要遭受城市本地人对农民工的歧视。

　　（3）城市政府应当注重对本地低学历女性劳动力以及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消除职业隔离。无论是城市本地女性劳动力还是外来女性农民工，职业隔离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城市当地政府应该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城乡妇女就业，一方面必须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条例，禁止企业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同时加大监管的力度。在尽快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就业限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为农民工创造多种渠道的咨询和技能培训的机会。例如，可以让一部分社区大学逐步向农民工开放，或者开办一些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在引导农民工不断适应城市劳动力素质的需要的同时，消除城市和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农民工之间的职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