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性别制度的塑造中，不是一个完全的被动者和受害者，在她将许多男权文化规范深深“内化”的同时，她也会在不断地寻求反抗、突破和建构。正是这种内化与突破并存的思路，使我在考察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时意外地发现，20世纪80、90年代几位女作家创作中的传统性别心理内化机制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出来，并且呈现出一种逐层深入的内在联系性。

　　张洁、张辛欣：木兰歧途。女作家张洁多篇小说中都塑造了一种“老夫少妻”型的婚恋模式。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一不是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而鄙弃物质生活的人。张洁反复颂扬的“纯洁”，是以压抑和泯灭女性性爱欲望为代价的，潜台词是：女性不该也不会有欲望，若女性敢于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那就是伤风败俗咎由自取的荡妇祸水。这种纯精神之爱的对象，通常都是大女主人公十几、二十几岁的“老干部”，可以说张洁是无意识却极其形象地诠释了父权文化“男人”等于“人”的词典释义。按照这个文化逻辑，女人要想做“人”就必须做“和男人一样的人”，于是“雄性化”在逻辑上就是在所难免。必须看到的是，伴随着对传统女性规范的种种突破和批判，张洁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条“雄性化”的“木兰歧途”，反而背离了“人的全面解放”的理想方向。

　　稍后出现的女作家张辛欣内化的就要更普遍一点,也更深入一些。她的突破更多的是自我的交战——是内化了的传统“女性”意识与追求个性独立、自我实现的“人”的觉醒之间的殊死冲突。作家内心徒有相当均衡的男女双性自我，却由于没有一个丰满健全的“人”之理念而不自觉地进行着“做人还是做女人”这样两者必居其一的搏斗，最后因两败俱伤而退出心灵的疆场。

　　王安忆：中性实验。解读王安忆的许多小说可以发现，她尤其偏爱“不偏不倚”的世界图象，时常在创作中表现出一种鲜明过头的正反映衬的辨证手法。严格说来属于“中庸”或“中和”之美。王安忆的“内化”很有可能是以回避性别之争的“中性化”为特征的，可说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既触碰到了广泛深厚的传统文化之源，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清晰投影。从王安忆的作品中至少可看出作家内在的女性自我力量的强大，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埋没、和模糊了，从而既回避了女性立场也影响到创造力的激扬。

　　残雪：突围“困兽”。在残雪的作品中，有着异常密集的“被困”意象和“困兽”意识，其主人公大都是一个被强烈的迫害妄想狂折磨得半疯女人。残雪似乎是有意选取了各阶层各年龄各种情态中的男性人物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然而这种对男性和理性的全面摒弃，恰好反证了一个命题：男性代表了理性。残雪以“反理性”的壁垒保护了自己女性创造力的同时,却恰恰也体现出了一种更深刻的“内化”：说到底,正是父权制在坚持给女性贴上“情感型的,直觉的，非理性的”标签。因此本是艰苦卓绝的“突围”却带上了一种划地为牢的“表演”之味。

　　林白：“真相”陷阱。自残雪之后,中国女性才从几千年的囚禁与梦厣中第一次睁开眼睛,敢于直视、正视女性生存的另一种真实，那就是林白作品中对于女性本我、女性身体和欲望以及女性同性间暧昧不明的“真相”进行的大胆率真的挖掘和展露。然而以“镜子”和“身体”抵达“女性真实”的林白，表面上看起来惊世骇俗地冲破和拒绝了男权文化所规范的女性性爱取向，却依然不自觉地再现出传统观念里关于女性欲望的被动本质以及女性弱小服从的身份。她笔下的主人公们虽有坚强的意志，独自冒险的勇气和“英雄主义”气质，但面对男性时仍有一种本能的“顺从姿态”。

　　陈染：失笼囚徒。90年代中国唯一公开承认自己的性别立场，并尝试一种“超性别”写作的女作家，当属陈染。她意识到自己是个真正的“失笼囚徒”。因为她的内化不在观念上，而是在更深层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里。陈染用灵慧的笔触坦陈的不仅仅是女人的困境，更是人类文化的困境，这或许正是她的写作贡献给当代生活最主要的价值。结语：困境中的微光。如果，“人”的概念本身，同时已经含蕴了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优秀质素，那么女人本身就是人，就完全不必像张洁的人物那样走“雄性化”的歧途，也不会像林白的人物那样一不小心就掉入本质主义的圈套，女性追求解放既不必向男人宣战，也不需忌讳男性的过敏和排斥，正如波伏娃所指出：只要男女彼此不承认对方是同等的，那么赞美与谴责都是徒劳，因为每一方都是对方和自己的牺牲品。只有当人类的两性不必再去争夺靠不住的性别特权时，男人女人才能成为兄弟手足，为争取“人”的解放而携手同行。因为“女权”就是“人权”。这种全新的有关人性的观念一直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提倡。这一种有关“人”“本来是”和“可能是”的想象资源，无疑给当代女性走出那个无形的囚笼提供了一束希望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