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尽管蓄妾家庭在绝对数量上占极少数，但由于上流社会不仅容忍这一恶习，而且以为值得夸耀，故其影响深刻。民国后期的法律规定更注重保护妻的权益，这固然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同时也说明由于妻妾身份差别远比前清模糊，妻妾地位对比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蓄妾制得以延续，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方才严禁。尽管蓄妾的家庭在绝对数量上占极小的比率，而其影响却是深刻的。

　　禁绝新的蓄妾行为与对1949年前的蓄妾采取不告不理的政策。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其第二条便明书：“禁止重婚、纳妾。”两三年间，就将这一沿续数千年的恶习一扫而光，到六七十代，包括笔者在内的新中国出生者几乎不知道“妾”是什么意思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结这一恶习的过程本身也被人们淡忘了。总体上史料说明三点：一，蓄妾行为被视为重婚；二，1950年后新发生的纳妾被绝对禁止；三，1949年前的纳妾一旦于现在发生诉讼，必解除其重婚关系。

　　鼓励蓄妾家庭解体。建国初期，特别是婚姻法颁布之后，离婚率直线上升。但是，解除重婚和蓄妾，并不是申请离婚激增的主要理由。实际上，蓄妾家庭的解体，多未通过法院，而是随着1950年代初的阶级变动而自然消失的，一般的蓄妾家庭也发生了激变。父亲之妾去世后所遗之子，男方仍负有扶养的义务。

　　判决解除夫妾关系时采取双重标准的政策。判决解除夫妾关系诉讼时，因原告的性别及具体状况有所区别。离异的请求若由女方（妻或妾）提出，一般都会许可，且在财产分割时照顾女方。若男方提出与妾离异，政府也许可，并在财产上给女方以照顾。在财产上给女方以照顾，实际是将重婚的男子视为过失的一方。而男方重婚又主动要求与前妻离婚者，一般予以驳回。但是，上述解释并不适用于革命干部。提出解除重婚请求的男性有不少是革命干部。这些人的离婚理由几乎都是妻子是旧式妇女，思想落后，文化水平低，影响工作等等。而政府对此解释为：“关于干部离婚问题，表现为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一方进步，一方落后，则婚姻必然走向离异。”也就是说，对于同样重婚的男子，因其身份的不同，政府实际采取了双重的标准。

　　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新婚姻法颁布初期，暂未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政权稳固之后，便向所有地区推行了。但还是有许多变通的补充规定。无论在汉族地区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1950前业已形成的事实重婚，如当事人不提出离异申请，一般也并没被强迫离异。

　　蓄妾难以生长的土壤：从重婚罪到消灭个人隐私。前所述，对已有蓄妾虽未明文取缔，但对新的重婚是严厉禁止的，这才是消灭蓄妾的根本原因。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娶两位以上女子者将以重婚罪罪名被处罚，并迫使其与后娶之妻离异。当时，重婚罪即使无配偶者告诉也可立案。以后约三十年，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法律规范的社会，而是通过高压的行政权力，高度统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甚至有禁欲主义的倾向。那时，从夫妻吵架离婚，到男女通奸等私生活，都会告到当事人的单位或所在街道里委，由其负责人来调停处理。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重婚就不必说了，连通奸之类也非常罕见。这时，蓄妾才成了很久以前的故事。因此，1980年婚姻法修正案中，取消了禁止蓄妾的条文。但是，其代价是损害了个人的基本人权，个人隐私就更谈不上了。从表面上看，根据当时的婚姻法，离婚所需的条件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当时判决离婚非常之难。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机关的作用日益削弱，人们不再将个人性问题置于公共领域。随着法律的普及，一般人的人权意识也增强了，单位与无关的人已很难干预个人的私生活。另一方面转轨时期法律还有待完善，于是社会的某些方面有无规范化的倾向，而拜金主义更导致社会走向放纵性欲的另一极端。在这样的背景下，蓄妾现象便死灰复燃，甚而公开泛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