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考察的是一个熟悉却也陌生的课题——女子剪发。不同于近代男子剪辫的政治性和现代性象征，女子剪发的提出与改朝换代并无瓜葛，甚至与其鼓吹的“女权”也关系暧昧。笔者愿以此文引起大家对近代中国身体生成问题的关注。

　　身体改造的一环。早在1903年，金天翮就在《女界钟》中提出女子剪发。这是近代中国女子剪发的“第一声。”民国初年的女学生已经开始接受女子剪发与“省时间、省妆饰、省衣服”之间的逻辑关系。男子剪辫高潮的来临，加速了女子对身体改造的认同，甚至开始自发地进行改造。这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特征——以男子的尺度作为自身存在和解放的标尺，从更深层来看，它体现着辛亥前十余年间“身体改造”话语和实践的合力效应。当然，女学生扬起“共和”“自由”“平等”的旗帜反击禁止女子剪发的言论，是女性群体权力意识高涨的表现，将其定义为“女性对身体私有的觉悟”，似乎为时尚早。

　　男女平权的想象。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则掀起女子剪发运动的第一轮高潮。从1919年起，陆续有支持女子剪发的文章出现在各地报刊。文中赞成女子剪发的理由中，真正从女权角度出发的只有“减少社会上对于男女歧视的心理”一条。到五四时期，推动女子剪发运动的话语权重新回归到了女权主义手中。当实践，而不是理论成为女子剪发的主题时，空洞的国家利益远没有从自身境遇出发的“自决”“解放”等话语更能引起女性的共鸣。剪发是男女平等的象征，要通过剪发表明女权的壮大并重新思考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在女权思想的鼓励下，女子剪发运动开始冲破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呈现出晚清以来的第一个高潮。当然，在肯定剪发风潮所表达出的强烈的女权意识同时，也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很大程度的想象和时代局限。

　　“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将剪发女子视为“女革命党”。除了男子剪辫“先入为主”的符号效应，女子剪发运动一路走来的结构性特征也使“剪发”与“革命”存在天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促成女子剪发的动因不再局限于政治因素。“剪发=革命”的逻辑开始行不通。然而，当“剪发”与“革命”分道扬镳时，“革命”却成了“剪发”的最佳时机。

　　在“禁止剪发”和“强迫剪发”的表象下，男权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训不再是主要矛盾。革命政治利用剪发女子所形成的新的权力符号大做文章，以此作为新旧权力转换的场域，才是问题的症结。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崛起，剪发的“符号效应”也在经历着一些变化。女子的头发被“身体政治”不断书写，似乎越来越偏离其原有的“装饰”属性。但事实上，作为近代女子“头发政治”的一道隐线，剪发的美学意义从未远离，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而出。

　　隐喻的消解和审美的回归。从《女界钟》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再到无所不在的社会审美，近代女子剪发从一个想象的问题，经历了“问题化”乃至“风潮化”“运动化”后归于平静，也从文化改造进入政治革命，最终回归美学层面。

　　剪发，从传统时期象征“叛逆”“绝望”的反常态行为到近代的一股风潮，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头发”这一舞台上共同演绎的一幕活话剧，而“身体政治”始终是这幕剧的主角。不同于西方，在中国身体政治首先表现为强大的社会控制，女性身体政治更被压抑在男权社会和国族政治之下。即使来到近代，作为私领域的身体也仅是从一种封建伦理的场域中跳出，随即跳入另一个国家民族、救亡图存、革命与现代化的场域中，不自觉地成为新的权力符号和文化标志。身体的非自主性始终不变。身体本是最私密的所有物，剪发与否纯粹是个人喜好。然而在中国这个崇尚群体文化和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身体时常充当着公领域的权力象征和符号。这点，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事实上，头发的这种“中国式境遇”直到现代也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