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爱比尔》为个案 　　

　　与绝大多数小说的发行版式不同，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之后还发表了与该小说题材颇有关联的《白茅岭纪事》一文，前者的产生一定程度依赖于后者提供的素材。两篇并置的文字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比的信息，如生活原型与小说人物的不同，真实事件与虚构情节的差异，社会现实与审美理想的距离；而叙事的张力即产生于此。

　　“我爱比尔”与“阿三”的爱情故事。小说题目昭示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即个人型叙事的小说，而内容却以第三人称叙述一个名为“阿三”的女孩的爱情遭际，即作家型叙事的小说。王安忆刻意叙述一个真心追求不真实爱情的女孩的遭遇，她的迷梦必将撞碎在自己人生的里程碑上，即阿三需要被警醒，只有通过吃官司才能看清自己，直至凄然觉醒。这是王安忆给阿三设计的人生路途，10年的青春换来认识到返回属于自己的现实的重要。

　　现实世界里的“阿三”们。在《我爱比尔》里，王安忆阐释了一个上海女孩迷恋异国情人的故事，在《白茅岭纪事》里，王安忆真实地记录了女犯劳教所的所见所闻，这些当今都市存在的真实的人以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则属于“已有的事”。虽然作家注重创造前者，而用文字再现的现实世界中的后者，同样留下了当代上海某类女性的生存印迹。

　　都市的诱惑使这些女人落入陷阱。《白茅岭纪事》里的“阿三”们大多贪图享受非份的物质生活，摆脱不了诱惑，又不愿付出常人所付出的劳动，由有企图的“猎人”沦为现代都市的“猎物”。与阿三的原型同处于白茅岭的女犯们，罪责情形虽有差异，但多数都没有正确处理作为与男人有性别差异的女性肉身在社会中的关系问题。她们的人生逻辑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对此，王安忆在访谈记录中不时流露的真实感受，可作为透视某些生存于上海的女性的参照。

　　虚构的力量。艺术家们总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就被叙述的女主人公而言，即作为女性叙事一个组成部分的对象，她们在当代都市曾经存在过，她们的故事是上海作为国际型都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以她们和她们的故事为叙事对象，是都市女性文学的任务之一。在就女性读者而言，阿三的形象是具体可感的，她的人生沉沦之路，带有美好的人和事物被玷污、被损毁的审美意味。对每一位女孩来说，爱情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美丽的梦幻色彩，如何使梦想成为现实，而不被其诱惑、误导，是小说通过阿三的异国之恋的教训所起到的警示作用。

　　作家在小说中的叙事，是通过叙述声音完成的，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白茅岭女犯及其故事的公布，映衬着小说与纪实彼此的境界。小说的存在，既一定程度再现社会情况，又高于现实生活，两者的相交点，即作家的审美理想；它能形成不同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即产生影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