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产业女工是伴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她们数量多，从业范围广，女工作为一新兴阶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上海社会关系密切。

　　女工与社会舆论。女工作为一新生事物，备受社会舆论的关注。由于妇女外出做工与中国传统观念大相背离，做工之初，反对者甚多。反对者认为女工做工有害风俗。支持者认为女工出现是一件好事，工厂雇用女工，使女子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有益于女工的生计。事实上女工人数并未因社会舆论的批评而减少，反之，随着开办工厂数的增多而增多。90年代初，上海女工的人数已达近两万。之后更是增加迅速，数量大大超过了男工。这种状况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妇女走上社会、参与生产，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女工做工已成既成事实，社会舆论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讨论女工应不应该做工，而是更多地关注起她们的生活，同情其境遇，支持其抗争。

　　这种舆论的变化是与上海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社会观念进步密不可分的，也说明妇女做工顺应了历史趋势，女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为社会所认可。但妇女毕竟处于弱势，其社会化程度还不够，男女平权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女工与罢工。上海近代产业女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她们除了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外，还要受夫权、族权束缚，因而女工的反抗性极强。对女工罢工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五四运动前上海女工的罢工有如下特点:从起因看，女工的罢工基本是经济性的，多是为了工资、工时问题；从结果看，女工罢工的有效性不高。客观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总体看，这一历史时期女工的罢工还处于自发斗争阶段，斗争水平较低，成功率也不高。

　　五四运动后上海女工罢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次数多，规模大，联合趋势增强，注意同盟罢工；政治性罢工次数增多，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女工都积极响应，反帝倾向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虽尚未对女工运动实施系统的领导，但对女工问题相当关注。

　　女工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下简称女青年会)成立于1908年，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所属的第一个市会。上海工厂密集，女工数量多，但劳动条件差，生活凄惨，这引起了女青年会的重视。起初，女青年会曾试图通过舆论唤起社会的同情，但收效甚微，后来转向以教育为中心，直接为女工服务。女工夜校对女工同学在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方面起了一些作用，增长了其知识，活跃了其思想，许多女工夜校学生成为当时的积极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为改善女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奔走呼吁，通过办女工夜校，提高女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及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对工厂女工的社会地位及待遇改善起过一定的作用。

　　女工与抗日救亡运动。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大女工积极行动起来，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女工响应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积极行动，“日商大上海橡皮套鞋厂女工誓不为日本人做工。”1939年妇女慰劳总会为抗战将士征募寒衣，消息一传到上海，女工当即将一天所得的工资捐出。女工们不仅在后方宣传募捐，积极支援，还组织慰劳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救护伤员，对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上海产业女工数量大，从业范围广，参与社会活动积极，与国内其它城市的女工相比，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是，从妇女解放角度看这并不说明上海女工解放程度较高，因为上海女工的自我主体意识并不强，在大多数社会活动中基本上是被动者，内部也不团结。上海女工的解放程度并不高，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还需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