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为缓解庞大的人口压力，出台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人口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１９７９年，第一批６１０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这些独生子女因为在成长中表现得“过于自我、追求享受、害怕吃苦”，外界因此忧心忡忡地给他们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如今，这些吃麦当劳长大、现代意识强烈的“小皇帝”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令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念和家庭模式悄然生变。

　　晚婚——新新人类的婚恋态度

　　在传统中国，２４岁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传宗接代的责任。而现在，“异类”的帽子被送给了那些过早结婚的人。
　　曾是“小皇帝”队伍中一员的李启明出身于１９７９年，他去年大学毕业，因才华出众被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录用。虽然与女友相恋３年，但他并不急于结婚：“我刚工作一年，生活和工作经验都不足，如果仓促结婚，双方都会没有稳定感。”在李启明看来，没有事业和物质基础的婚姻终将摇摇欲坠，他把自己的结婚年龄规划在２８岁。
　　与李启明抱同样想法的是许晨，他在一家电信公司市场部供职４年，虽然事业稳定，也有了一定积蓄，但他认为结婚还需时日：“也许，拥有３０万存款那天，就是我的婚期。”
　　南开大学心理健康问题专家袁辛副教授认为，在公众看来，中国年轻一代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尤其在性的方面呈现“早熟”趋势，但真要谈婚论嫁，他们又显得谨慎了，不想过早步入婚姻殿堂。这一方面体现了年轻一代崇尚自由的天性，在他们眼里，婚姻一定程度上是种束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组建婚姻家庭的费用越来越高，物质准备必不可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晚婚现象。
　　据天津市城调队在全市范围的一次调查显示，一对新婚夫妇用于结婚的平均费用为１９．１１万元，是１９７８年的近５０倍。这些费用主要用于住房、家用电器、家具和婚宴等，其中购买和装修住房居首位，平均费用为１１．０９万元，购买家用电器的平均费用为２．０１万远，婚宴支出的平均费用为０．９３万元。

　　婚姻——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王洋是天津一高校三年级学生，趁今年“五一”长假之机，她邀来班上２０多名同学和所有亲友，在一家四星级酒店举办了自己的婚礼。“只要符合结婚条件，大学生当然可以和平常人一样，有公开举办婚礼的权利。”大学生新娘王洋面对来自全国的近２０家媒体显得坦然而幸福。
　　事实上，直到去年，中国大学生还是被禁止结婚的，更不要说公开操办婚礼了。王洋是天津第一个公开操办婚礼的在校大学生，这在整个中国也非常少见。
　　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而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为在校大学生结婚开了“绿灯”，该条例规定：在校大学生，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出具相关证件就可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随即，天津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都有在校大学生领取结婚证，但基本没有公开举办婚礼。
　　“我并不是想出风头，只是觉得自己和相爱的人已经具备结婚的条件，也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想跟其他人一样举行结婚庆典，享受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在王洋看来，结婚和学习并不矛盾。她说，婚姻生活是她学习的动力，她和丈夫都有各自的学习计划。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在校大学生结婚与传统观念相背离。但专家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准许大学生结婚，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法律价值大于现实需要。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汪洁说：“婚姻自由的权利是人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王洋要结婚，合法、合理、合情，结婚是她个人的选择，是她个人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只要夫妻双方能妥善处理好学习和生活的关系，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
　　在第一代独生子女看来，婚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感情需要等选择自己的婚期与伴侣。

　　家——一个松散的“联盟”

　　结婚一年多了，张女士与同为独生子女的丈夫依然把做饭看做麻烦事而不愿开伙，小夫妻俩只好经常买快餐、进饭店，或者去父母家蹭饭。在他们看来，做饭只是偶尔的“游戏”。
　　在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组成家庭，这些昔日的“小皇帝”在欢庆完自己的婚礼后随即发现，他们梦想的“家”并非乐园，诸多烦恼令他们始料不及。
　　不愿做饭的张女士在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供职，她说结婚使自己摆脱了父母的束缚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比如家务，她和丈夫起初都不知道如何着手，只好向同事或父母请教。她也不习惯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那种刻意的“造作”，会使家成为一种摆设而失去其私人领地的意义。她更愿意将家称为“窝”。
　　因为家务问题，夫妻俩经常吵架。而且，在发生争执或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往往不太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袁辛说，独生子女个性更为鲜明、任性，缺乏对他人的体谅与宽容，他们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与讲求“向心力”的家背道而驰。
　　不会做家务正成为影响独生子女婚姻家庭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夫妇生活自理能力相对较弱，婚姻生活的锅碗瓢勺在他们的婚姻中往往不是演绎出温馨和谐的交响曲，而是互相抱怨的变奏曲。据天津市有关部门对１００对新婚独生子女的跟踪调查显示，这些家庭中有２０％聘用了计时工做家务，８０％的家庭不开伙且在双方父母家“蹭饭”，３０％的夫妇把脏衣服要拿到父母家里洗，５０％的家庭因家务问题闹过矛盾。
　　“独生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正在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潘允康认为，这个“联盟”更为简单，少了传统大家族礼教的束缚与复杂血缘关系的纠缠；“联盟”的组成与瓦解也更为自由。
　　专家认为，新婚独生子女还面临来自“家”的其他困扰——比如，即将为人父母的他们对子女抚育的薄弱性。他们自身缺少带弟弟、妹妹的经历，在抚育子女方面往往手足无措。而且，他们大都忙于个人和事业发展，往往会把照料孩子的工作委托给社会机构，致使孩子心灵上的孤独。
　　此外，还有赡养老人的局限性。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往往需要赡养包括双方父母在内的四位老人，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物质帮助老人度过晚年，也很难尽生活陪伴与精神慰藉之孝道。

　　以家庭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正在解体？

　　潘允康认为，中国独生子女婚姻的内容与形式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物质与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中国的经济在与世界逐步接轨的同时，其文化与思想领域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家”是婚姻的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外在形式，不容许个体随便出走。中国社会向来重视婚姻的最简单的外在形式，即婚姻的存在，而忽视婚姻的重要内容，即婚姻质量、婚姻“围城”中的人是否幸福。社会和工作单位也常常联手对个人施加道德和行政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不幸福的婚姻继续存在。家，似乎是一种束缚。
　　现在，独生子女夫妇更看重婚姻的质量，不幸福的夫妻可以自由地逃离“家”的外壳。由此，近几年中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天津民政部门在２００２年共办理了离婚手续６０００余件，其中结婚不满一年的离婚案超过１０％，当事双方大多是新婚独生子女。据天津市民政局介绍，有的夫妇结婚刚一个月，就把结婚证变成了离婚证。
　　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独生子女夫妇在追求婚姻的浪漫感觉时，严重降低了对婚姻的严肃承诺。“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这既是当今物质极大丰富情况下人们的心态在婚姻上的一个反映，又是人们对过往几十年的过分强调婚姻的形式存在的一种“背叛”。年轻人对同居、婚外恋和包二奶越来越宽容，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