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上海妇女和全国妇女一样，处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中，政治上无权，经济上依附，婚姻上不自主，社会上无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

　　上海是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城市，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上海的妇女运动也先于其他城市。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妇女为了自身的人格和尊严，为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走过了漫长而艰难曲折的道路。

　　戊戌变法时，少数维新派知识妇女在上海首创中国女学会，上海妇女运动从此开始。不久维新失败，妇女运动夭折。辛亥革命中，一批先进知识妇女先后组织女子军事、政治团体，参加战斗，要求参政。结果革命失败，妇女运动又受挫折。

　　新文化运动对"男尊女卑"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提高了上海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她们的勇气。民国8年(1919年)5月4日北平发生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后，上海工人奋起支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大罢工，上海妇女也积极投入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男女社交公开和大学开放女禁。"五四"后，上海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心，揭开了上海妇女运动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上海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民国11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妇女运动决议案》，为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这是上海妇女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转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上海妇女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参加国民革命，经历了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上海妇女首次获得参政权，市民代表大会有了女代表，新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中有了女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组织转入地下，妇女运动一度低落。

　　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广大爱国妇女又活跃起来，为民族独立而战斗，在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一二·九、八一三掀起了三次抗日热潮。租界外围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后，妇女运动转为隐蔽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妇女又为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而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妇女参加了第二条战线的战斗，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上海妇女从此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上海妇女运动开始了新的里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妇女和全国人民一样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宪法》和《婚姻法》等一系列国家法律中，都规定男女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律平等，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但是，限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妇女就业问题、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观念和旧习惯势力的问题等等，还没有立时解决，上海妇女为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而继续努力奋斗。

　　上海解放后不久，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简称市妇联)成立。在全国妇联的指导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市妇联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妇女的特点开展活动，使妇女运动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上海妇女解放的程度，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解放初期，上海妇女继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了抗美援朝、土地革命、贯彻《婚姻法》、普选等运动，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婚姻自主权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妇女积极参加"三反"、"五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商业者家属在对私改造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从而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有了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在"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指引下，各界妇女投入市妇联发动的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比、学、赶、帮劳动竞赛，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篡夺了妇联组织的领导权，否定了上海前十七年的妇女运动，把妇女运动引向歧途。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妇联组织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进行了整顿，妇女运动被重新引上正确的轨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界妇女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先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投入市妇联组织的争当"三八红旗手(集体)"、"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家庭"等活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作出贡献，赢得了社会的承认，许多优秀妇女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

　　解放后，上海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等方面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经济上，妇女就业人数不断增长，就业面不断扩大，除与男子同工同酬外，还享有了"四期"保护等权利。文化教育方面，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现在，妇女在家庭里已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家庭成员间互助、互敬、互爱，和睦团结的气氛不断增强。

　　由于经济还不够发达，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不高，妇女的后顾之忧还未完全解除;由于封建社会遗留的旧思想的存在，落后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妇女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财产继承权、人身权等还时被侵犯;由于妇女整体的素质还不高，妇女的参政水平和就业层次还偏低等等,这些问题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逐步解决。上海的妇女运动正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

　　第一章民国前的妇女运动

　　自从进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就产生了男女不平等现象。中国男女平等的思想胚芽产生于明末清初。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清代著名经学家俞正燮，都有同情妇女、反对封建礼教、批判理学对妇女鄙视压迫的著述。但受当时社会条件和思想水平的局限，他们的批判对当时的封建社会和被禁锢在家庭中的妇女影响不大。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成为首批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促进了上海妇女的觉醒。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军举行武装起义时，上海妇女也参加了战斗，周秀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上海妇女就开始建立组织，为谋求自身的解放而奋斗。

　　第一节女权运动

　　一、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传教士们从办女学着手，宣传提倡兴女学。清道光三十年，继美

　　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在上海西门白云观(今方斜路)创办裨文女塾之后，又有圣公会琼司等传教士在上海陆续开办了多所女校。清光绪三年五月(1877年6月)，迪谨氏在《益志新报》上发表《劝说女学》一文，宣传了教会女学堂的好处，号召妇女们进教会女学堂读书。清光绪四年七月(1878年8月)，传教士林乐知等办的《万国公报》发表《中国女学》一文，介绍英、美、德等国女学堂的发展情况，并指出中国因不设女学，故女子为人所轻。

　　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写《女教》一文，批评历来"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介绍了西方国家女学与男学并重的情况，并指出在中国如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使妇女"童而习之"，"不致虚糜坐食"。

　　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在为中国女学堂起草的《倡设女学堂启》中指出，妇女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在《女学会书塾创办章程》中说，设女学可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女各得其自由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他还用"生利分利说"论证妇女教育的重要性。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1898年8月27日)，上海知识妇女王春林在《女学报》第5期上发表《男女平等论》一文，控诉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压迫、歧视、残害妇女和在社会、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知识妇女卢翠在《女学报》上发表《女子爱国说》，提出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建议，其中提到妇女参政时，请求皇帝"如西国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集会京师"，以讨论女学及其他有关妇女权利的事宜;设女学部大臣，公举12人，分任各省，"广开女教，并准荐拔高等女学生及闺媛，入贵妇院授职理事"等。卢翠还具体提出：立女塾、设女学报、植女公会、启女观书楼、劝女工、恤孤老、赏才艺、设女书会、立女医院、赛美会、练女子军等12件有关妇女权利的大事。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在《女学报》上发表《女学利弊说》，指出："扶阳抑阴"的封建传统，是违背"天赋人权"公理的。此时还有蒋畹芳发表《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论述男女天生平等;刘纫兰发表《劝兴女学启》，认为天下兴亡，女子也有责，愿与男子共担救国义务等。

　　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康有为写《大同书》，其中戊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妇女问题。他认为男女无本质差别理应平等，指出压迫幽禁妇女有四大害处：一则令其不能广学识；二则令其无从拓心胸；三则令其不能健身体；四则不能资世用。言天理则不平，言人道则不仁，言国势则大损，言传种则大败。所以必须实行变法，解放妇女。谭嗣同批判了"三纲"。他说"三纲"是封建统治者镇压与愚弄人民的手段，并着重批判"夫为妻纲"造成丈夫虐待妻子的恶果，把家庭变为囚禁妇女、对妇女施以酷刑的监狱。

　　二、创办女校、女报

　　光绪二十三年,知识妇女李闰(谭嗣同妻，百日维新失败后，谭被捕遇难，李闰自杀身亡)、黄谨娱(康广仁妻)等人为了讨论妇女教育、妇女权利等问题，在上海倡办成立中国女学会。该会成立后，就为谋求妇女自身的解放进行活动:在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以及经元善等人的帮助和官方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女学堂(校牌名为女学会书塾)，校内所有教职员工全由妇女担任;创办《女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男女平等。该报主笔30余人全部由妇女担任，其中较著名的有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以及裘毓芬等。她们发表了不少抨击男尊女卑，提倡女学、男女平等，要求参政，介绍欧美日本等国家妇女受教育情况和传播生产知识的文章。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女学会解体，女学堂宣布停办,《女学报》也停刊。

　　三、不缠足运动

　　早在光绪四年，就有有识之士发表文章反对缠足，号召妇女戒缠足。光绪九年和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广东南海、广州二次提倡废除妇女缠足恶俗，均因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未能推开。光绪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汪康年等10余人，再次在上海提出不缠足，他们拟定《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在上海《时务报》上刊出，梁启超还写了《戒缠足叙》，为禁止缠足造舆论。同年六月初一(6月30日)，梁启超等人在上海设立不缠足总会。接着，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不缠足会，一些府、州、县设立分会，使不缠足运动在全国逐渐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百日维新"开始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康有为上《请禁妇女裹足折》，请求光绪皇帝下明诏严禁妇女缠足，并请奖励各省不缠足会。光绪皇帝同意康有为意见，令各督抚等推行。不久，维新失败，不缠足运动中断。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年12月)，英国立德夫人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天足会。光绪三十二年该会由中国人接办后，出版《天足会报》，广为宣传，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发展较快，当时上海参加不缠足会的妇女约有5万人。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此后，妇女缠足的恶俗便逐渐革除。

　　第二节参加辛亥革命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妇女解放思想

　　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著书撰文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号召妇女投身革命。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1903年5月)，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提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同年，金天翮写《女界钟》一书在上海爱国女学发行,说写此书目的是为敲响女界革命的警钟，唤醒二万万女同胞。他批判束缚妇女的封建旧道德，提出要将妇女教育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他认为妇女应争得入学、掌握财产、婚姻自由等六种权利,号召妇女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苟不得此权利，则虽酿四万万同胞男女之脑血、心血、颈血以购之，所不辞也。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一、十二日(1904年4月26、27日)，陈撷芬在《中国日报》上发表《女界可危》一文，提出妇女要先为祖国尽义务，后争取自身的权利。她说："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既不尽义务，即有权利，亦他人与我之权利，非吾辈自身之权利也。今日则可尽义务之日矣，得完全权利之日矣。……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

　　此外，这一时期宣传男女平等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还有：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姊妹》，说："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莫视哉?覆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吁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丁初我的《女子家庭革命说》，号召妇女起来反抗父母、兄弟、翁姑和丈夫的压制，争取自身的自由解放。陈以益发表在宣统元年《女报》增刊上的《女论》，指出：世界之平和，必先改良社会，欲社会之改良，必先扶植女权。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故应提倡女学，扶植女权，以为社会改良之基。他强调妇女要自立，说："我女子智识不殊于男子，则其权利亦当无异于男子，而其能自立而不必有所依附亦无异于男子。"

　　光绪三十三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批判封建纲常，宣传男女平等，呼吁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参加革命。秋瑾遇难后，又有陈以益创办《神州女报》等刊物，继续宣传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

　　二、投入辛亥革命运动

　　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上海起义前，尹锐志(又名锐忠)、尹维峻(又名维俊)姊妹俩在上海的光复会机关--《锐俊学社》(又名《锐进学社》)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并发行《锐俊学报》，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妇女组织中国女子国民军，为组织女子参加上海起义作准备。此外，还有林宗雪、张馥真等人组织女子进行社，召集社员到茶楼、酒肆、旅馆、火车站等地推销革命书报，扩大革命宣传。上海起义中，尹锐志、尹维峻直接参加了攻打闸北警察局和江南制造局的战斗。起义胜利后，尹锐志、尹维峻受光复会总部派遣，参加援杭敢死队到杭州，会同浙江义军包围清浙江巡抚衙门。在进攻时，尹维峻左手执枪，右手持炸弹，第一个冲到抚台衙门。浙江光复后，尹维峻又率敢死队奔赴南京，参加了江、浙、沪联军会攻南京的战斗。

　　当时还有三支女子军队：一是上海宗孟女校校长陈婉衍受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之命筹建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又称女子荡宁队)，共50人，主要是宗孟、爱国二女校的学生,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斗，做战地救护和后勤服务工作。二是葛敬诚、沈警音等人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又称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约70余人，多数是上海爱国、务本两女校学生和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的旅沪学生。该团由政府发给装备并派员指导训练后，调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南北议和后，该团结束活动。三是由沈佩贞创办的女子尚武会，招集女生500名，经训练后，编成军队，拟出征北伐，议和成功后队伍解散。这些女子军事团体，在推翻清朝的武装斗争中，表现英勇。宣统三年十月初六、初九日(1911年11月26、29日)《申报》曾载文称她们："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们："军歌齐唱，居然巾帼从戎；敌忾同仇，足使裙钗生色。"

　　此外，为支援北伐，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发起组织赤十字会，征集会员123人，组成救护队。队员皆不发薪水，出发后的伙食费也全由队员自理。张竹君率队先到汉口，后分驻汉阳，在两地设临时医院，开展救护伤兵工作。她和队员们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往来于汉口、汉阳之间，两个月中，救治伤员达1300余人。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11月19日)，上海又有张善甫夫人等发起组织赤十字会第二团,先到镇江，后随北伐先锋队到南京，救治伤员达1000余人。

　　随后，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等在上海组织女子后援会，下设北伐军救济队，募集资金接济民军，并随北伐军赴战地救护伤兵。伍秩庸夫人、钱念劬夫人(单士厘)和姚蕙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女界协赞会，在上海并赴无锡、嘉兴、松江、嘉定、苏州、常州、常熟等地募捐，同时在报上刊登募捐启事，号召广大群众勇跃捐款。该会共捐得2万余元交给南京临时政府，受到孙中山赞扬。还有徐兰韻等发起的女子临时筹募军饷团，梁锦蓉等发起成立的女子筹募团，陆清远等发起组织的女子募饷团等，都以劝募军饷为主，帮助解决军资军服等困难。妇女们也纷纷参加助响活动。不少妇女将耳环、金手表、手镯等捐献出来。有位名叫程琴的妇女在献出金耳环、戒指时赠诗一首："千针万织苦勤工，积蓄金钗助军功。劝我同胞诸女士，大家灭满戮元凶。"

　　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妇女为响应孙中山实业救贫号召，积极创办女子实业。时有林宗雪等人募集资金4000元，在福州路青莲阁创办女子植权物产公司，以推销国货为宗旨，专售国货丝绸布匹及家庭日用品；陈鸿璧等创办爱华公司，专售国货。还有女子振兴公司，以提倡女子工商业和女界蓄植试验所；汪赵润、费配元、陆震坤、卢玉华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女子实业进行会，以"振兴女子工艺，提倡女子经商，结合女工团体，俾我国实业大昌，以立富强之基础"为宗旨，曾捐款集资，开办暑假工艺补习所、培养手工传习教员等。

　　三、参政运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各界妇女掀起了要求参政的运动。中国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等人，在上海成立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提出要求临时政府准其会员在国会开会时出席旁听，国会成立后允许妇女团体选举议员等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林宗素即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全体会员，携带会章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异常欣慰，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林宗素回上海后，将孙中山接见她的情况公诸报端，妇女界很受鼓舞，但却引起社会保守势力的不满和攻击。为此，林宗素发表宣言指出，妇女要求参政是男女平等思想传播和妇女参加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对攻击者的言论加以驳斥，表示要坚持斗争直到妇女获得参政权。

　　民国元年2月，上海妇女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女子参政权，集结力量，组成统一团体，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和湖南长沙女国民会联合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筹备于上海，成立在南京)。该会成立大会上，通过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指以后自由结婚者)；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事业；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该会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首先要求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负责人唐群英等多次上书给孙中山和参议院，要求将女子与男子一律平等明确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当这一正当要求被否决后，唐群英等60余人于3月21日早晨带武器直入参议院，在受到守卫人员阻拦时，双方发生冲突。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发表通电，表示对所有南京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女界绝不承认。4月10日，又发表《宣言书》，表示要冲决网罗，扫除障碍，争得公民地位。孙中山辞职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妇女参政运动的中心随之转去北京，继续要求参政权，但均未获成功。

　　同年3月，上海张昭汉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协济社，并为加强对妇女参政运动的宣传，创办《神州女报》。当时上海还有中华女子竞进会、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等以女子参政和维护共和为宗旨的组织。9月，万国女子参政会(又译：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会长美国人嘉德(又译：卡特尔)夫人等来上海考察妇女参政运动情况后，认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将后来居上，预言将来女子参政之成绩，必以中华为最完美。

　　民国2年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张汉英、陈德晖等人在上海成立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部，出版《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以加强同国际妇女参政运动组织的联系。同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妇女参政运动团体被内务部勒令解散，妇女参政运动趋于沉寂。

　　第三节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一、拒俄斗争

　　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1901年3月24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近千人，为抗议沙皇俄国妄图霸占中国东北三省，集会于张园(今南京西路泰兴路)商讨拒俄办法时，就有女学生参加。会上，年仅十几岁的薛锦琴发表演说，揭露抨击沙俄，批评清廷，提出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要求政府撤换主持俄约的大臣。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1903年4月30日)，由冯镜如等人发起，上海各界1200人再次集会于张园，务本女塾、爱国女学的女学生都踊跃参加，并在会上高唱《爱国歌》。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1904年1月21日)，郑素伊、陈婉衍、童同雪等在上海宗孟女学堂内成立对俄同志女会。郑素伊捐银3000元，作为会费。入会者近200人。成立会上，决议设立中国赤十字会，并讨论通过拟写西文信，布告瑞士等国；拟布告各督抚及外务部；拟派专员前赴日本，与日本赤十字会建立联系；拟于宗孟女学堂内添设医学科等。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2月1日)，黄芬慧为募资支援拒俄爱国活动，在《俄事警闻》上发表《谨告全国之女子》一文，号召全国妇女积聚零用钱，支援拒俄爱国运动。

　　二、抵制美货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美国胁迫清政府续订苛待华工的条约(指光绪二十年中国出使美国大臣杨儒与美国政府签订的《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废约。上海妇女界也起来支持废约，并掀起抵制美货热潮。四五月间(5～6月)，施兰英等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在上海《时报》、《女子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中国爱国女子请看》等文告，倡议全国妇女界联合起来抵制美货。六月初七日(7月9日)，施兰英等人又在上海广西路榕庐召开上海女界抵制美约大会，到会100余人。会上施兰英、张昭汉等人演说，号召妇女们一致抵制美货，还提出拟上书美政府，据理力争废约等10条办法。六月十八日(7月20日)，妇女界代表张竹君在上海商学会特别大会上表示：我女界向来用美货最多，今亦当公议不用。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上海城内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召开妇女大会，到会100余人。会上，学生们纷纷演说，并议决：自即日起一律勿买美货，动员亲戚邻居也勿买美货等五条抵制美货办法。会后，该所设特科，用速成法教授学生仿制各种妇女用品。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上海各界妇女在新马路天足会女学堂召开第二次女界抵制会，到会500余人。会上，钟佩英演讲开会宗旨和抵制美货办法，与会者一致赞成。韦联芳、张昭汉先后发言，号召妇女们坚持抵制美货。上海妇女的行动影响到苏州、无锡、浙江、广东等地。

　　三、保路权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起，江浙、四川等地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攫夺我国铁路权的保路权斗争。上海妇女界也参与了斗争。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907年11月3日)，上海爱国女学为抗拒苏杭甬铁路借款，召开大会，邀请谢长达、潘韬芬演说，论及抵制路股，声泪俱下，听者莫不动容。会上议决：1�钡缜攵疾煸毫�衔力争，电文以上海爱国女学全体学生名义发出；2�鼻┟�认股，当场签名认购600股。更感人的是，有女仆两人也争先认股，请人代为签名。会后，俞树萱、张世芳、沈群、龚保瑛、谢长达、蒋振懦、沈孟渊等江浙妇女界代表联名发表创办国民拒款公会，十月初四日(11月9日),在《神州日报》上发表《女国民拒款公会公启》，揭露清政府和外务侍郎汪大燮出卖江浙路权的罪行，指出英国人借款的不良意图，号召妇女们赶快参加拒款公会。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上海女学生王梦龄、苏本楠、周佩莲等响应马相伯等人设立江浙保路会

　　的倡议，在《神州日报》上刊出《女界保路会传单》，仿照男界办法，创立女界保路会。十月初四日(11月9日),在民立女子中学堂召开第一次女界保路大会，有上海保姆传习所、竞化女师范、爱国女学、育贤女塾、天足会女学堂、三育女学校、务本女塾、城东女校、明德女塾等11所女学校派代表参加，苏州振华女学、苏州放足会、嘉兴泾东女学也派代表来参加。会上，各界保路会代表马相伯发表演说，"慷慨击节、一字一泪"，群情为之感动，纷纷认股，当场认购165股。各校代表议定，联络江浙两省女学界，成立苏浙女界保路会，劝导妇女界踊跃集股。十月十八日(11月23日)，女界保路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妇女界变卖金银首饰、珠宝以购路股的办法。

　　四、抵制外国银行团，提倡国民捐输

　　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缺乏财源，向外国银行借债，外国银行团提出无理要求和政治要挟，激起人们的强烈义愤。临时政府北迁后，南京留守黄兴提倡国民捐输，号召人民踊跃捐输，支援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上海女子法政速成学校的林宗素、蔡汉侠、王尔懿等首先响应号召，于5月13日在《民立报》上刊出《女子法政学校为提倡国民捐布告女同胞书》，号召妇女界开会共筹捐输办法。5月17日，上海各界人士开会讨论国民捐办法，神州女界协济社社长张昭汉发表演说，倡议神州女界协济社发起成立国民捐劝导会，派人到各地去劝捐。19日，国民捐劝导会在纱业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500余人，妇女占多数。会上张昭汉、陈鸿璧、吕碧城等发表演说，号召妇女界爱国，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踊跃捐款，并提出发放公债票的办法。5月25日，神州女界协济社在《时报》上登载致熊希龄等电，要求拒绝外债，提倡国民捐。6月25日，杨季威等人在上海邑庙召开宣讲会。7月3日，国民捐劝导会开音乐会，由社长张昭汉等演说，再次动员妇女们踊跃捐款，还演出新剧《爱国儿童》等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