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妇女运
五四运动使上海妇女开始了新的觉醒。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上海妇女运动有了正确的领导，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求得妇女的解放，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妇女运动的主流,广大妇女也在这一时期的历次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民国1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上海妇女团体实现大联合，投入国民革命。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爱国妇女积极从事募集资金、赶制寒衣、慰问抗日将士、救护伤兵等抗日活动。民国26年租界外围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后，她们在"孤岛"上坚持抗日斗争。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妇女又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迎接上海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参加五四运动
一、新的妇女解放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大量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提出不少新思想、新观念，掀起了一个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潮。他们提出的问题涉及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儿童公育、男女社交公开、废娼、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等许多方面。民国4年(1915年)，陈独秀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宣言中说：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他指出妇女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经济不独立;因为经济不独立，造成了妇女人格不独立。妇女要独立，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男女都要工作，妇女不附属于父或夫,妇女们必须加紧自身的解放运动，才有力量参加政治革命。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种。并号召说：被轻视的中国妇女们!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
鲁迅发表的《我之节烈观》一文，对长期危害、摧残妇女的节烈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指出要求妇女节烈是极不道德、极难、极苦、不愿身受，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不利的。他主张为过去无数死于节烈的妇女开个追悼会，还发愿：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胡适发表的《贞操问题》一文，指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该有贞操的态度。
沈兼士发表的《儿童公育》一文，认为妇女解放，其难点不在生育之前，而在生育之后。他说，今研究妇人问题者，对于儿童若无相当之良法以处置之，则妇人问题终无彻底解决之一日。良法惟何?吾以为即"儿童公育"是也。
杨潮声提出男女社交公开。他说男女除了生理组织稍有不同外，并没有二样的地方。既然男女都是人，人与人交际为什么不可呢?
李大钊提出废娼的五点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的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
周福林发表的《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指出妇女解放问题归根结蒂靠教育。妇女若要解放，总得要开放大学。由于社会上顽固派的阻挠，大学一定不会自动开放的，所以要求妇女的自动。妇女自动地要开放，是开放大学，不是大学开放。
王剑虹指出妇女应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她在《妇女声》第1期上发表的《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第四阶级指无产阶级)一文中说："我们有觉悟的女子，应该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
李达发表的《女子解放论》，提出妇女解放的七个条件：男女共同教育；婚姻制度之改善；女子精神的独立；女子经济的独立；男女普通选举之实行；家庭恶习之废止；娼妓之禁绝。
二、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民国8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消息传来，上海各界妇女纷纷起来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上海各校女学生投入了罢课、集会游行、上街宣传等活动。5月7日，上海各界人士2万余人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时，有神州女校、民生女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学生参加。5月9日，女学生们都参加校内召开的国耻纪念活动。养性女校学生拟了"国民誓与青岛共存亡"，"群起为北京学生之后盾"等五条办法，通电全国，扩大影响。5月26日，上海学联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罢课宣誓典礼大会，有52所学校参加，其中女校14所，会后举行了游行。罢课后，女学生们纷纷投入抵制日货活动。5月31日，有23所女校学生参加了上海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追悼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大会。与会者2万余人，人人头戴白帽，这2万多顶帽子全由中西女塾等14所女校学生缝制。大会后，女学生们又参加了罢市宣传。学校教师也与学生共同战斗。上海育英女校校长陈镇华在香港闻知上海各界人士热心救国后，立即返沪劝导学生抵制日货，并召开学生救亡会。
上海女工为支持学生斗争举行了罢工游行示威。6月5日，曹家渡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全体工人五六千人罢工。当天下午，浦东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叉袋角内外棉纱厂工人相继罢工。6月8日，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厂和麦根路的第九厂等1.5万人罢工示威游行。6月9～11日，叉袋角日本纱厂1万余工人，浦东英美烟厂全体工人5000余人罢工。6月12日，日本纱厂工人9000余人罢工。
妇女界一些先进分子还组织团体，对运动表示声援。5月下旬，龚光渊等组织了中华国民女子救国团，并发表宣言，痛切陈词，号召女界同胞尽女子之国民义务，共同挽救危局。6月5日，唐家伟等组织的中华女子救国会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一面通电各团体救助学生，一面印发传单劝告直隶、山东军警要站稳爱国立场。她们还与勤业师范等校学生到各处演讲，散发传单，通电吁请各省教育、工、农、商各界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表明该会主张。黄绍兰、李果、黄宗汉(黄兴夫人)领导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举办家庭教育会，编会刊宣传爱国思想，及时报道抵制日货的活动情况。世界女子协会的范熙瑛、王海鹇、宋介等人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废除密约。甚至名妓妙莲、鉴冰等也组织青楼救国团，散发传单2000张，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设立饮水休息处，为游行学生供应茶水。各妓院门口都贴有小传单，上面写着："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歌女也组织勿忘国耻会在国耻日自动休业一天。
五四时期，上海妇女要求经济独立、男女职业平等、社交公开、大学开放女禁等争取自身解放的呼声也较高，并取得一定进展。一些热心的妇女集资兴办女子工商业，时有赵友兰等人创办的女子工业社、毕肖楼照相馆、女子商品物产部、女子植权公司、女子香烟公司、新友书社等。妇女们还向北洋政府提出在社会公益事业中招收女职员的要求。民国8年6月16日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上海代表中有舒志侠、程孝福、陆匀绡3名女生参加。民国9年沪江大学、同德医学院相继招收女生。民国10年上海电话公司设女话务养成所，培养女话务员，民国11年在沪南、闸北二个电话局开始由女子传接电话。
第二节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一、各界妇女大联合
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立即改组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指导妇女运动。民国11年2月，又开办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学。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为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民国1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由向警予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等有关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条例，并提出"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
民国13年国共合作后，一些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成立，并在女党员中建立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具体领导上海妇女运动，贯彻执行中共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并建立了各妇女团体的联合组织。
二、国民会议运动
民国13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共商国是，发表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同月，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号召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12月21日，向警予为首发起联络15个妇女团体筹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碍于女权发展者应一律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及特别助进女权发展之宪法与法律。
民国14年1月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员分头四出向市民们宣传动员。向警予带领南方大学女生团、大夏大学女生团等100余人，手持旗帜和宣传品，到西门、城内(今南市区一部分)、闸北、虹口提篮桥等处演讲；王一知，李一纯等到仪昭女校演讲；王立明、唐家伟到上海青年会新青年社成立大会上演讲。她们还深入到居民家中宣传。同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再次发表宣言，提出13条代表妇女权益的具体要求：(1)男女社会地位平等；(2)女子应有财产权与继承权；(3)女子应有结婚自由权；(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职业为女子开放；(6)女子应有参政权；(7)男女工资平等；(8)保护女性；(9)废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纳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缠足；(13)凡有碍女权之法律，一概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
同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派刘清杨、钟复光、李剑秋出席大会。3月19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针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中关于选举与被选举权仅限于25岁以上男子的规定发通电，声明：此等蔑视女子人格，剥夺女权的条例，吾妇女界誓不承认其有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为此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方面致电段祺瑞政府，表示如果国民会议不许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则二万万女国民不承认国民会议。另一方面致电在北京参加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刘清杨和钟复光，让她们联合各地妇女代表竭力抗议，请愿修正。同时还电告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妇女团体、各女校，希望共同起来反对善后会议制定的男女不平等条例。3月21日(一说22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力争修改条例，在四川路中央大会堂召开上海女国民大会，由40余团体的200多人参加，大会主席向警予在报告中指出，妇女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大会还发出二则通电：一则致孙中山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为女界力争权利；一则致段祺瑞政府与"善后会议"，要求修正条例草案等。在全国各界妇女群起抗争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专门委员会特别审查会把第14条"凡中华民国男子满二十五岁以上"中的"男子"二字改为"国民"，但是，最后在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第14条中，照旧为"男子"二字。为此，上海市国民党妇女部于4月24日发表告全国妇女书和宣言。告妇女书中说："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的旧势力一日存在，妇女运动即一日不能抬头"。宣言指出："如果从事女权运动的姊妹不能协同一般人民，将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的旧势力根本推翻，妇女运动的目的将永无达到之一日"。"我们应不犹豫地参加国民革命战线，协同一般人民推翻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旧势力"。
由于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国民会议运动没有什么具体结果，轰轰烈烈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由此受到挫折。
第三节参加五卅运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一、参加二月罢工、五卅运动
民国14年(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我们应有系统有组织地加入指导"。当时由于外国资本家云集上海开办工商业，仅日本在上海开办的纱厂就有30家，约有5.8万工人，其中90%是女工和童工，中共关于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妇女运动的开展。
是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日本领班毒打女童工、开除男工而罢工。2月9日，上海大学学生杨之华、张琴秋、孔德沚(茅盾夫人)、胡墨林(叶圣陶夫人)受中共上海地委委派，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展女工工作。当天下午，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罢工工人大会，杨之华、邓中夏讲话。大会后，发展到全市22家日商纱厂约3.5万工人以"反对东洋人打人"为主要目标的总同盟罢工。2月13日，上海国民会议男女两界促成会开会，请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代表报告罢工详情，并发起组织后援会，派向警予等4人为代表到淞沪警厅，要求勿干涉工人集会。2月15日，由上海国民会议男女两界促成会出面，召集工商学各界40个团体开会，向警予报告与警厅交涉的情况。会上，成立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推选上海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9个团体的负责人为执行委员。2月25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经谈判劳资双方达成不许无故打人等4项协议。各厂相继复工。3月2日，工人在潭子湾开复工大会，罢工胜利结束。
4～5月间，日本资本家趁棉价升高、纱市清淡之机，撕毁了2月协议，向工人反扑。纱厂女工在中共上海地委领导下轮流怠工，以抵制日本资本家的挑衅。
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将第七厂关闭，停发工人工资。工人到厂要求上班，发给工资。日本资本家不仅不给，而且施暴枪杀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并伤10余人，其中有潘小云等多名女工。工人再次罢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大学女同学会、华商烟草公司女工团等妇女团体参加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发宣言、散传单，谴责日本资本家的暴行。
5月24日，上海工人和各界代表1万余人隆重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不少女工扶棺大哭，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杨树浦女工联合会、上海大学女同学会、景贤女中等送了挽联、挽幛。
5月30日清晨，向警予到法租界环龙路44号向学联全体人员和各校代表作动员报告，要求他们带领各校同学上街宣传罢市、不卖日货。9时，向警予、杨之华、孔德沚带领女学生到南京路永安公司东侧、先施公司门前宣传，号召商人罢市，支援工人斗争。下午2时许，老闸捕房捕头抓走了演讲队的学生，消息传开，群情激愤，群众涌向捕房门口，要求释放全体被捕者。这时，英国巡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放排枪，当场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被捕53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5月31日，上海人民在南京路上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当天，向警予、杨之华冒着水枪和滂沱大雨，分别带领女工、女学生到南京路大商店门口演讲，动员罢市，到天后宫桥(今河南路桥北堍)包围总商会，要求总商会同意罢市。她们克服饥渴困乏，有的女学生晕倒了也不肯离开，一直坚持到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签字罢市。
6月1日，上海已基本实现"三罢"(指罢工、罢课、罢市)，唯有1路有轨电车英帝国主义雇用的俄国驾驶员还在行驶，企图破坏总同盟罢工。商务印书馆装订车间女工陆定华挺身而出，带领七八个女工前去截阻，她机智勇敢卧轨挡车，保证了全市"三罢"的全面实现。据统计，当天参加罢工的纱厂、烟厂有53家，共14.2万余人，其中女工10万余人。
6月5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团结反帝斗争中诞生。杨之华被选为主任。这是由向警予(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杨之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联络上海20余个妇女团体组成的。成立大会上，向警予宣读了《对外人惨杀同胞宣言》，提出撤退外国武装并撤销戒严；释放被捕群众；满足工人合理要求；惩凶道歉，赔偿死伤及市民损失等12条要求。大会后，会员们分赴华界散发传单及演讲，动员社会各界坚持斗争，并向各界捐款，救济罢工的工人。时有募捐主任刘继尘、赵于秀带队到大世界向游人募捐；范振华、陈达人等到杨树浦向工人宣传罢工意义；孔德沚、刘德昭等分赴浦东、小沙渡一带向女工宣传；在九亩地新舞台演救国新剧，演出所得，全数资助工人；杨之华到浦东英美烟厂做女工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入团。
上海大、中学校的女学生们为支援罢工工人，参加学联组织的宣传募捐队四处募捐。启英女校中学部学生冒雨到商店宣传劝募，商店职工深为感动，主动赠伞给她们以示支持，当募捐队到新闸桥下时，10余名黄包车(人力车)夫捐出了血汗钱400枚铜钿。爱国女学学生代表项富春等和上海大学钟复光等人到沪宁路沿线宣传募捐，她们不顾旅途劳累，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钟复光由于日夜奔波疲劳过度而吐血，仍坚持到胜利归来。
这期间，宋庆龄抱病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她号召说：凡中国国民当负此救国重任。并指出：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宋庆龄为唤起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特委托杨杏佛在上海办《民族日报》。她还组织国民党左派向国内外募捐，援助失业工人，并发起组织了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亲自到大同大学发表了题为《近代之外交史》的长篇演说。
五四运动后，钟复光等一批学生妇女运动骨干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她们中不少人后来跟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暴动。
二、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民国15年10月和民国16年2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攻占上海，推翻孙传芳的统治，建立市民政府，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充分而遭失败。鉴此，中共开展了更全面的宣传发动。在三八节前夕，中共上海区委为发动上海各界妇女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接连发出了四个宣传大纲：3月5日，《劳动妇女宣传大纲》；3月6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宣传大纲》；3月7日，《普通妇女宣传大纲》和《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总要求》。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杨之华(民国14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部长)等为了发动各界妇女投身到第三次起义中去，乘三八节活动之机进行总动员。3月8日下午，召开上海各妇女团体会议，出席大会的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女青年会、妇女救国团、国民党妇女部、妇女节制会、妇女参政会及各工会妇女部等群众团体约200余人。会上，杨之华报告"三八"的历史和意义，日本妇女高桥高子和郑毓秀等人相继演讲，内容都为妇女解放必须参加国民革命及世界的社会革命等。大会通过了妇女总要求(主要有：妇女参加市民代表大会，各界团体凡包括妇女的应选相当数目的女代表；市政府应有妇女当选，市政府应颁布保护女工、童工之法律等8项)、告全国妇女宣言、告世界妇女书。会上还议决：(1)统一上海妇女运动，组织上海各妇女团体联合会；(2)各妇女团体一律参加市民大会，并推选代表参加市民代表大会，参与取得上海政权的斗争；(3)召集上海妇女群众大会。
会后，各团体分头为第三次武装起义作准备，不少女工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商务印书馆女工组织了救护队，由工会执行委员、共产党员陆定华任救护队长。她们认真学习包扎和抢救技术，并用种种巧妙的方法避开敌人的搜查，多次完成运送军火的任务。女工毛静仙与工会负责人王景云装扮成父女运送枪支;怡和纱厂共产党员王根英把起义的武器藏在家里负责保管;日华纱厂女工施小妹把手枪藏在贴身的衣服内，外面套上破衣，怀抱婴儿，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查，把枪由浦西运至浦东;内外棉五厂的共青团员刘桂宝、共产党员刘月桂姐妹俩，也多次机智地完成运送军火的任务;浦东英美烟厂共青团支部书记杨龙英与团员吴三妹，把枪支弹药和宣传品放在棺材里从浦西运往浦东。女工们还把鞭炮放在火油箱里当"机关枪"，将黄沙塞进瓶子里作"手榴弹"备用。
民国16年3月21日晨，中共江浙区委发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当天中午12时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浦东英美烟厂总指挥杨龙英集合工人纠察队和积极分子，攻克了烂泥渡路第三警察署。沪东区总指挥陆小妹带领队伍先到马玉山路(今双阳路)开群众大会，会后领队游行，并攻占了警察局五分区三所，然后赴闸北火车站参战。沪西区3万男女工人，先后攻克了六区警察署、谭子口警局、北火车站等。女工们表现非常勇敢。据3月22日《申报》载：10来岁的女童工直立街心，高呼口号，以壮声威。评论说："民众革命之情绪，工人阶级本有之勇气，于此可见一斑。"战斗中，商务印书馆救护队员陈安芳中弹牺牲，事后，武装起义总指挥部领导人周恩来特派专人对其家属进行慰问。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纱厂女工王根英、朱英如被选为市民代表，于3月22日出席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郑毓秀当选为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是19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上海女教职员联合会相继发出了拥护临时市政府的宣言。
接着，各界妇女团体纷纷慰劳北伐军。3月21日，上海女界战士慰劳会召集会议，讨论慰劳北伐军事宜，女教职员联合会、青年女光社等团体分别发表宣言，表示拥护。3月24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妇女部、中华妇女节制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女子参政协进会、青年女光社、纱厂互济会等团体的代表王立明、范博理、毛王瑞竹、张惠文、吴庶五等，携带得胜旗、欢迎北伐军的传单及各种食物等，前往龙华慰劳北伐军。25日，中国济难会、妇女救国团等团体，前往闸北慰劳共和路革命军及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
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妇女运动受到限制，杨之华等人转移去武汉等地。此后，上海的工农妇女在中共的领导下，分别参加了罢工运动和农民暴动。据民国18年7月16日《红旗》第30期记载：1928年上海共发生工人罢工140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23万余人，其中女工占了很大比例。在这些罢工中，女工组织发动的主要有:内外棉九厂1380名女工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罢工，东亚制麻厂650名女工、300名童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全市27家丝厂1300名女工罢工等等。民国17年1月，青浦小蒸乡和奉贤庄行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前的运送枪支弹药，党内文件、宣传品和后勤服务工作主要由妇女完成。民国19年8月，南汇县泥城地区盐民、渔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渔霸爆发的武装暴动中，也有不少妇女参加。
大革命失败后，相继来上海秘密从事妇女工作，后来又因种种原因陆续离开上海的有：蔡畅，在上海任
中共中央妇委委员等职，民国20年去瑞金;邓颖超，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民国21年去革命根据地;刘英，民国17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民国18年去苏联莫斯科读书;张琴秋，民国19年在上海中共沪东区委做女工工作，民国20年去革命根据地;李伯钊，民国19年在上海香烟厂做女工工作，民国20年去瑞金;金维映，民国16年来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民国19年任上海丝织业党团书记，民国20年去瑞金;刘群先，民国19年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民国22年去瑞金。她们都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李文宜、周秀珠、张金保等人从外地调来上海，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缪伯英(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从湖南省调来上海，任沪中区委妇委主任等等。
第四节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参加九一八、一·二八抗战
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全民抗战的号召，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上海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9月24日，上海23家日商纱厂的女工酝酿同盟罢工，工人们纷纷退厂。日商大上海橡皮套鞋厂女工誓不为日本人做工。不少在日本人家里当女佣的上海妇女也自动离去，不再为日本人服务。9月25日，上海妇女团体召开联合会议，会上作出决议：发表告全国妇女书；致电国际妇女界报告九一八事变真相，请主持正义；通电国民政府，请履行革命外交；组织宣传队，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29日，妇女团体联合会接到国际妇女和平自由同盟会、国际妇女界政会的电复，表示对日本暴行一致不满，愿意极力为中国声援。10月1日，上海妇女团体会同全市各女校共80余个团体(单位)2000余名代表，联合组织了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成立大会由王立明、王孝英主持。10月4日，上海全市妇女界1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会上作出五项决议：通电国民政府，实行和平统一;请国民政府即日宣布对日具体方针；通电全国妇女同胞，请一致对日经济绝交；推广妇女抗日救国工作；通电全国妇女界，一致组织义勇军。与会者一致表示：誓与倭奴不共戴天、女同胞武装起来、终身不用日货等。当即有邵湘舲、唐拜虞、何进之三女士发起组织女界义勇军，报名地点设在紫金小学，报名者踊跃。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学生姚瑞芳，认为负责军事的人不抵抗，丢尽了国家的脸，大敌当前，国难深重，女子也有责任。于是毅然离开学校，到了东北参加第六路义勇军耿继团部队(她在东北军队里战斗了6年，英名传遍东北各地,直到八一三沪战开始才回到上海投入新的战斗)。11月19日，交通大学女生毛之粲、邵卓然、吴世英3人组成救护组，随同东南医学院救护队去黑龙江为抗日军队服务。11月24日，上海各大中学校男女学生6000余人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同年，为支援东北抗日，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淑宁、李一超，到东北后化名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委员、中共珠河县县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等职。她组织并领导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民国25年，在日军作战中负重伤昏迷而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民国21年1月28日晚，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区，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淞沪抗战开始。
1月29日，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出"实现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号召。30日，沪西丰田、日华、喜和、内外棉等17个日商纱厂的6万名男女工人，响应中共的号召，立即罢工。罢工后，女工们检查日货、监督奸商。日华纱厂的3000余名华工议决：日兵一日不撤退，厂方不赔偿停工期内的损失，不恢复原有的月赏，布机间开除的大批工人不复职，全体工人则决不进厂复工。
1月3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她们目睹前线将士穿着夹衣战斗在刺骨的风雪之中，负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等缺衣少药的情景，回来后立即发动了捐款赶制棉衣运动，并致电海内外，呼吁各界爱国民众、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海各界妇女积极响应，5天之内赶制3万多套新棉衣和绣有红色"胜"字的丝绵背心，送到抗日前线官兵们的手中。何香凝等组织的国难救护队派出多支救护小队，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宋庆龄还于2月6日、12日分别到真如、吴淞前线，冒着敌机的机枪扫射慰问将士们，给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海内外同胞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在徐家汇交通大学内办起一所设有五六百张床位的伤兵医院，因是民众集资创办，取名国民伤兵医院。何香凝还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公时中学内办了一所伤兵医院，有近百张床位。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影响下，陈铭枢夫人、蔡廷锴夫人、蒋光鼐夫人等借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法政学院办起了国难战士伤兵医院，救治伤病员。
中国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分别发出《慰问十九路军士兵书》和《为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告劳动妇女书》，表示要和士兵们在一条反帝战线上奋斗到底；呼吁劳动妇女们团结起来，和一切反动统治作殊死的斗争。她们组织宣传募捐队，分赴街头、工厂作罢市、罢工共同御侮的宣传劝募，将募捐所得支援十九路军士兵；组织慰劳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还编印了《反日妇女》刊物。
二、投入一二·九运动
民国24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紧要关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各党各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镇压。
上海各界妇女响应中共的号召，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于同年12月21日，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史良主持会议，1000余人出席。该会由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会内有中共秘密党团组织。成立大会上，何香凝带病柱着拐杖演讲，当讲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钳制民族喉舌，剥夺人民群众的爱国自由时，她愤怒地用拐杖不断敲击地板，最后她说：各方的压迫使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坚强勇敢的女性要努力奋斗，与男子一样，负起救亡重任，争取民族生存。起来，我们不再做奴隶了!会上还议决发布《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提出：坚决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或协定等8项主张。会后大游行，妇女们四人一排手挽手，从四川路游行到南京路，这是五卅后第一支在南京路上游行的队伍。之后，又发出宣言、提案和告全国妇女书，以示抗日决心。
民国25年1月3日开始，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不断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工厂区和贫民区宣传抗日救亡。
同年3月8日，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为抵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以下简称"治罪法")对群众集会游行的禁令，联合上海女青年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妇女社、蜜蜂社等妇女团体，在北四川路青年会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取消"治罪法"等提案。会后，由史良带队举行示威大游行。队伍从四川路出发经南京路等，沿途有不少爱国民众加入游行队伍，他们一路上唱着歌，高呼口号，一直游行到斜桥广场，此时天色已晚，在"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中，队伍解散。
8月8日，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等妇女团体参加由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的抵制日货、反对私货的全市性缉私运动，组织36个妇女宣传队，在平凉路工人区进行宣传。9日，参加全市缉私运动大会和会后的游行，在2000人的队伍中，妇女占三分之一。这两次活动,均有妇女被捕。
9月18日，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由史良带队，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全市性的"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队伍聚集于十六铺一带，准备乘车前往沪西漕河泾时，遭到武装军警的驱散。群众退至民国路东南大戏院附近，打算通过法租界时,因租界铁门关闭，法国巡捕架着机关枪，无法通过，不得已改为就地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老西门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大批国民党武装警察用皮鞭和枪托向徒手的群众抽打，妇女队伍首当其冲，许多妇女被打伤，有的躲进街道两旁商店里，仍被军警拖出来猛打。史良在抢救一个被打伤的妇女时，自己也被打伤。当天，妇女受伤者100多人，其中受重伤者有蒋君衡、丁皑等29人，还有失踪、被捕的。
11月9日，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又发动沪东、沪西日商纱厂女工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掀起了上海工人反日斗争的新高潮。在总同盟罢工中，各厂工人联合发表宣言并向厂方提出5项条件：(1)增加工资10%；(2)要求关车吃饭，饭后休息一小时；(3)不准打人；(4)不准随便开除人；(5)反对星期日增加工时，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在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得到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们的关心支持，为女工们募集了不少钱，买了米票发给工人，使罢工斗争坚持到了胜利。
11月中旬，日军和伪蒙军发动进攻绥远的战争，绥远军民奋起反抗，收复了百灵庙。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由陈波儿出面组织上海妇女儿童绥远慰劳团，赴前线慰问将士。他们从上海出发时有陈波儿、吴似鸿等一行8人，到了天津、北平后，又有职业妇女及学生参加，团员增至39人。民国26年(1937年)1月21日晨抵达归绥，不顾旅途劳累，立即组成4个分团，深入到士兵、农工、教会、妇女中去慰问，发给慰劳品，并到3个伤兵医院慰问了伤员100多人。1月23日晨，团员们摸黑乘四辆军用卡车到百灵庙前线去慰劳将士。卡车一路疾驶四五百里，直到暮色苍茫时，才到达目的地。团员们在冰天雪地里为将士们演出，鼓舞了将士们英勇杀敌的斗志。
11月23日，上海发生"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李公仆、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和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史良)后，宋庆龄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而发表的声明》，提出抗议。民国26年6月，宋庆龄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表示为救国愿陪沈先生等人坐牢。7月5日，宋庆龄等一行12人，在胡子婴的陪同下，带着铺盖行李赴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要求入狱。高等法院开始时采取拖延推诿的办法对付她们，宋庆龄表示要在法院里住上两个月，有了结果再走。直至傍晚，院长和监察官才出面接见。经过谈判，院长、监察官表示：救国会本身是无罪的，这才结束一场舌战。此后，江苏高等法院门口常有一批批的学生、工人前去自动投案，要求入狱，弄得高等法院的长官们窘于应付，狼狈不堪。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七君子"才于7月31日光荣出狱。
三、八一三抗战后援
民国26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发出告妇女书，号召：现在已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最后关头，只有全国一致团结抗敌，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愿作亡国奴的姐妹们，请都快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作救护慰劳工作。敌人的枪已对准我们的心口了……我们只有一致起来抗战、抗战、抗战。
同年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致电各省成立分会。何香凝召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理事会议，议决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简称慰劳分会)，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上海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该组织的有22个妇女团体。8月4日宣布成立。8月13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人民奋起反抗。上海妇女界也全力支援抗战前线，为前方将士服务。8月14日，慰劳分会派人携带慰劳品谒见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慰劳前方将士。宋蔼龄为首成立了伤兵救护委员会，她派女儿孔令仪到香港募捐药品、医疗器械、现款，并在各方协助下，办了伤兵医院。9月初，何香凝、史良、姜平等组织了战时壁报工作服务团，把每天抗战的消息、战时应有的知识和后方民众应尽的义务告诉市民们。
9月上旬，上海各界妇女还开展了献金运动。这是从一对新婚夫妇把他们的婚戒献给国家作抗战基金后，引起妇女界共鸣而掀起的。慰劳分会决定将9月5日作为"上海妇女首次献金日"。当天，各界妇女为抗日救亡，纷纷献出金戒指、手镯、项链等。何香凝献出50元银洋，她的小外孙女献出了唯一的小金戒指。田淑君献出了几件金银器皿，王立明献出了金镯子和钻戒，孙湘文献出20余件金银器皿等。慰劳分会的常委们还认购救国公债23000元，并规定以后每星期三下午为妇女献金日。
9月下旬，上海妇女界掀起了缝制寒衣运动。慰劳分会募得大批布匹和一笔现款，由罗叔章在中华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内组织缝纫服务团，发动爱国妇女缝急救包、慰问袋和寒衣。陆礼华主持的上海妇女促进会，除募得棉背心1万件外，还募得大批草鞋原料，制成草鞋13万双。家庭妇女战时服务团和难民收容所的女难民为将士们赶制寒衣等军用品。怡和丝厂女工战时服务团等则缝制了5000件棉背心。在将2大卡车的物品送给前方将士时，何香凝赋诗一首，以激励将士们："家家儿女做征衣，收复河山定有期，众志成城何畏敌，同心同德励戎衣。"
当时，还有田淑君领导的中华妇女互助会和上海妇女战时服务团办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等。
10月上旬，在何香凝领导下，组织了以胡兰畦为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10人，其中有9名女工(8名是共青团员)。她们的任务是：唤起民众(宣传、组织鼓励)；侦查汉奸；慰勉战士、救护伤兵；纠察军队风纪(协调军民关系)；查考地方公务人员工作实况。10月5日该团奔赴前线，随罗卓英部队服务。11月，又组织第2批女工8人参加服务团，与第一批团员会合。她们一直跟随部队辗转18个省市，历时3年多，直到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服务团无法在国民党军队中坚持工作，才分别撤退去延安和新四军部队。
11月12日，上海租界的外围地区陷入日军之手，租界成为"孤岛"。妇女界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被迫转为隐蔽斗争。
四、支援新四军
"孤岛"上，许广平出面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改名为难民救济会，在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的领导下，以救济难民为掩护，团结上海妇女团体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参加该会的妇女团体先后有：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妇女互助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妇女运动促进会、《上海妇女》杂志社、上海女子同盟、上海女子书画会、上海女子革新社、上海舞业妇女联谊会等。这些团体根据各自的特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的作形势报告，有的唱救亡歌曲，有的演进步戏剧，有的出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有的开展献金运动，募捐援助新四军抗日。
民国27年冬，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组织首批"上海民众慰劳团"到皖南慰劳新四军时，上海妇女界代表姜平、朱立波参加该团前往。姜平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代表上海妇女界作慰问发言。返沪后，她们在妇女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新四军英勇善战、坚持抗日的事迹。
民国28年上半年，中共党员茅丽瑛领导的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接受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的为新四军募捐10万套棉衣经费的任务，决定以举行义卖的形式筹集资金。她们通过会员募捐到各种物品，筹备义卖会的过程中，收到特务带子弹的恐吓信，并一再阻挠租借会场。她们不畏强暴，力排困难，于7月14日在四川路120号职妇会所举行了二天义卖，胜利完成任务。义卖会后，正当茅丽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准备移交工作撤离上海时，12月12日晚上遭到特务的暗杀，身中三弹。她被送进仁济医院后，被以"政治犯"对待，不及时抢救，终于15日不治身亡。茅丽瑛牺牲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各界人民在万国殡仪馆举行隆重公祭。
民国28年秋冬，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东旦女校、中华妇女互助会等，又以义演、劝募和献金运动等各种形式募集资金，分别援助新四军和救济难民。
民国30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根据中共的敌占区地下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上海的妇女团体不再单独公开活动。各界妇女和民众一起，共同与日伪进行巧妙的斗争。
民国33年6月，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组织地下军，准备举行城市暴动，把日军赶出中国。民国34年8月，女学生、女工们为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积极参加地下军活动。她们参加运送枪支弹药，写传单，制标语，做旗子、横幅、花束，还到马路上张贴"欢迎刘长胜当市长"、"欢迎新四军"等标语和散发传单。8月23日，女工汤桂芬、范小凤等率领2000余人，高呼"没收汉奸财产"等口号进驻信义铁工厂，控制了电话、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当日，接上级指示，中共中央改变策略，新四军不再进驻上海,下午分批撤离该厂。
五、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民国26年7月～34年8月，上海妇女除就地参加一系列抗日活动全力支援前线外，还有大批优秀妇女通过各种渠道投奔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其中，民国28年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介绍去的医务工作
者就有100余人，民国30年中华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去参军的有29人。她们到抗日军政大学等参加学习培训后，有的到连队直接参加对敌作战，有的在抗敌剧团做宣传工作、到战地医院(医疗队)救治伤病员、担任电台报务员，还有的搞政治工作、做经济工作，也有的回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们中不少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牺牲的上海女烈士有30余人。其中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
鼓励子女参加人民军队的妇女也屡见不鲜。如静安区曾英有7个子女，在她的支持下先后参军，她本人在民国33年为上海地下党送上海地形图到淮南新四军,上海解放后曾英被评为市烈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烈军属模范，两次出席全国烈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又如陈翠嫦鼓励5个子女参加革命，上海解放后被评为烈军属模范，出席世界母亲大会。
六、掩护抗日游击队
民国29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浦东祝桥、四团仓进行大"扫荡"，封锁钦公塘，挨家搜索，把抗日游击队员扣留起来,妇女们挺身而出，将抗日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使中共党员冷涛等一批游击队指战员脱险。民国30年春，浦东抗日游击队中共党员朱亚民(当时化名诸亚民，是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对日军作战中受伤，住在朱家宅村民朱林生家养伤时,朱林生的妻子克服缺医少药困难，想方设法到齐贤桥镇去弄到药品，精心照料疗伤。朱亚民很快伤愈重返前线。民国31年春，中共领导的淞沪游击第五支队队长连柏生带领少数战士在祝桥东北望海楼附近活动时，为躲避敌人的尾追,躲进一户农民家里，因这家妇女冒认连柏生是自己的丈夫，而得以安全脱险。4月初，日军包围了南汇叶桥，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叶桥小学操场上,逼问连柏生的部队在哪里?因无人回答就把一个名叫金大妹的农民(连柏生的抗日游击队常住她家)拖出来，捆在门板上，用火烧,最后，竟割下乳房，然后杀害。民国32年8月，抗日游击队在浦东钟家塘遭敌伪军袭击，农妇吴妹云收藏好一名牺牲了的战士的枪支弹药，又为一名受伤的干部包扎好伤口,并掩护其安全转移。而这时她的丈夫已因替抗日游击队探听消息被日军逮捕。
七、反对歧视妇女的斗争
30年代，上海女职员多次进行反对歧视妇女的斗争。民国25年，海关女职员为争取平等待遇而斗争。当时，海关在招收女职员条例上明确规定，不招收已婚妇女；女职员在职期间不得结婚，否则即解雇。招收进海关的女职员，只限担任英文打字员、统计员、抄写员等职务。打字员按正式职员待遇，工资是海关职员中最低的，有房租津贴和养老金。统计员、抄写员被列为雇员，海关职员录中没有她们的名字，不能享受房租津贴和养老金等待遇。对这种不平等的待遇，统计员们在民国25～27年的3年中，先后3次联名向当局呈文，要求解决，均无下文。民国28年初，邮政储金汇业局(以下简称储汇局)的女职员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反对当局辞退已婚的女职员而斗争。她们联名向当局提抗议，并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公开揭露事实真相。同时，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话剧组成员就这事件写了独幕剧《被摧残的生命》，由储汇局职员话剧组演出，激起观众的同情和义愤。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舆论压力下，储汇局被迫收回成命，斗争取得胜利。邮局对女职员也有一些歧视性规定:如考试录用女性限于未婚;入局后一旦结婚,即予辞退。同时还规定女性录取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5%。上海邮局女职工在局内男职工和社会广泛同情支持以及全国各地女职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民国31年3月迫使邮政总局通令取消女职员在结婚方面的限制,录用女性比例也从5%提高到20%。
第五节争取和平民主解放
一、参加和平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上海妇女投入了反内战斗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于民国35年(1946年)3月8日上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大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出席大会的各界妇女约3万余人。大会主席团由许广平、罗叔章、王国秀、俞庆棠、沈粹缜、陈玉俊、包仁宝、郑少如、张金娣等组成。来宾有周建人、林汉达等。会上，许广平首先讲话，她号召各界妇女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接着，周建人、罗叔章、郑少如、陈玉俊、包仁宝分别代表各界讲话。大会一致通过宣言和通电,提出：取消对妇女参加职业及递升职位的限制，并切实保障其职业；妇女应与男子享有同等参政权；彻底执行停战协定，用和平民主的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决不容借东北问题再起内战等十条主张。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队伍由大会主席团成员许广平、罗叔章带领，举着"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男女同工同酬"等旗帜，从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一直游行到外滩广场，至下午1时许解散。
民国35年上半年，上海妇女界掀起选举国大女代表运动。3～4月间，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妇女团体发起，由各界妇女代表组成了上海市选举"国大"妇女代表运动筹备会。主要代表有许广平、王辛南、胡耐秋、徐学海、蒋学杰、高君哲、潘月英、汤世英、柯执之、朱立波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为了揭露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骗局，乘国民党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之机，组织开展了一个选举"国大"女代表的争取民主运动。参加选举的各界妇女约有3万余人，选出女代表许广平等35人(因有2人已在重庆当选,又补选2人实际37人)。当选代表曾两次集会研究宪法草案大纲。事后，这些代表虽然未被国民党当局承认，但通过这次活动，广大妇女既增强了参政意识，又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须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上海妇女还参加了反内战活动。同年5月5日，上海妇女联谊会等妇女团体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当天，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6月中旬，上海各界妇女3万余人，参加了由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的反内战签名运动。6月22日，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团成立，11名代表中马叙伦为代表团团长，雷洁琼代表教育和妇女界。6月23日上午，上海各界妇女参加了在北火车站举行的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集会，南洋女中学生将绣有"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锦旗送给了赴京请愿代表。代表们登车出发后，集会群众举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呼"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美国驻华海空军"等口号，女学生、女工们用粉笔在马路两旁墙壁上书写"要和平、反对内战"的标语。途中，有人散发反动传单进行挑衅，大同大学的一位女同学上去质问，竟挨了打，引起群众愤怒，纠察队员立即揪住这个歹徒，把他押到队伍中沿途示众。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团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站后，遭到特务们的围攻殴打，马叙伦、陈震中、雷洁琼等被打得遍体鳞伤，雷洁琼吐血不止，当场昏迷，她的皮包中有代表团带去的和平签名簿子，暴徒们抢她的皮包时抓掉了她手上的一块皮肉。惨案发生后，上海妇女界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者。
二、加入第二条战线的战斗
民国35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上海学生和工人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展开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开辟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上海妇女也加入了战斗。
同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后，上海学生界立即掀起抗暴运动。暨南、同济、交通、复旦、上海法学院等大学，智仁勇、爱群、南屏、中国、启秀等女中，以至一向平静的中西、进德、崇德、清心、锡珍等女中，以及助产学校的女生们都投入到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中。她们有的罢课，成立抗暴组织；有的组织宣传队，制旗帜、写标语、印快报上街宣传，揭露美军暴行。仅据39所学校统计，有4300余女生参加了民国36年元旦举行的抗议美军暴行示威大游行。
上海各妇女团体为了支持学生的抗暴斗争，成立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参加的妇女团体有：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中华妇女节制会、上海妇女联谊会、《现代妇女》杂志社、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等)，并立即发出致美国人士抗暴通电，指出：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激起全国愤怒，遣送日俘工作已竣，美军无继续驻华理由，应立即撤退；在联合政府未成立之前，反对美国对华借款以助长内战。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还举行岁暮同乐会，到会者有许广平、刘王立明、胡子婴等100余人。大家坚决要求美军撤退,反对国民党当局征兵打内战和蒋介石的一党宪法。
民国36年初，小学女教师陈素云被校长殴打，小学女教师们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校教师维护权利联合会。她们召开记者招待会，推派代表前往教育局请愿，要求教育局撤换肇事者，并印发了《为陈素云女士被殴并维护教师尊严及发动签名运动告各界人士书》，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签名者达1000余人。该会还聘请女律师史良为陈打官司，最终获得胜利，市教育局将肇事者撤职。
同年2月9日梁仁达事件(上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在劝工大楼百货工会会址召开成立大会时，混入会场的特务殴打与会群众，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因受伤过重，不治身死)发生后，上海妇女团体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发动募捐，慰问梁仁达家属，并发出告全国姊妹书。交大女同学还发起签名运动，号召全校同学为梁仁达家属募款。
3月5日，上海女青年会为第六女工夜校女教师张莲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案，进行了反逮捕斗争。一方面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邓康(后名邓裕志)、美籍干事耿丽淑、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陈善祥等，通过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在中外报纸上呼吁保障人权；另方面由女工夜校的学生向报社写信要求"还我张先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释放张莲华。张莲华获释后，写了《我控诉》一文，发表在《文汇报》、《联合晚报》和《密勒士评论报》上，披露她被捕后关押在狱中所受的折磨，以及她在狱中见到的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三八节前，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中华妇女节制会、上海妇女联谊会等6个团体，联合组织了"三八"节纪念筹备会，并发出《三八国际妇女节宣传大纲》，主要内容是：反对内战，反对征丁、征粮、征税；反对一党专政；援助沈崇，美军全部退出中国；提倡国货，反对中美商约；保障妇女职业；制止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还在《文汇报》上出了《三八妇女节纪念特刊》。何香凝为纪念三八节，写了《纪念"三八"竭智尽忠为民主和平而战斗》一文，指出：在民主和平还未彻底实现之前，中国妇女的叹息和痛苦是永远不会终结的，中国妇女的枷锁也是永远不能摆脱的，只有竭智尽忠地为民主和平而战斗，才是我们妇女争取真正解放的唯一道路。
4月，由于物价飞涨，上海女职工参加了争取生活费指数解冻的斗争。4月初，丝织行业推选出35名代表到社会局送呈文，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5月3日，三区棉纺业28个工会的4.5万工人推派代表到社会局请愿。5月8日，第一、二、三、四区万余名丝织业工人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无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她们高举"要求无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横幅，高呼"肚子吃不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立即解冻生活费指数"等口号，沿途还散发了约2.77万张传单。她们的行动得到公交工人的同情与支持，车辆主动停驶，让游行队伍通过。与此相呼应,法商水电职工和三区百货业职工也先后冲破国民党禁令上街游行请愿，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在职工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
5月中旬，南京、北平各校相继举行反饥饿罢课，上海学生立即响应，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
5月20日，南京发生"五二"惨案。21日上海40所大中学校罢课，23、24日全市学校总罢课，以抗议"五二"惨案，进行反迫害斗争。女学生们参加游行、宣传、募捐，慰问惨案中受伤的同学，为此，她们又遭到特务的殴打逮捕。上海法学院屈元、苏淑媛被捕，屈元被打得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暨大女生林维雁(出狱后参加中共地下党，1948年在家乡浙江衢州县再次被捕，惨遭杀害)被秘密监禁后，在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同时，还与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激起了社会各界人民的义愤，纷纷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的全部学生。
10月，上海电信局长途台话务员开展了要求按时发给夜班津贴的斗争。长途台有100多名女话务员实行轮班制，晚上当班的按规定发给夜班津贴，但夜班津贴费经常被扣压二三个月。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当话务员们拿到津贴时，币值已一贬再贬，为此长途台的女共产党员发动并带领大家起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民国37年1月，上海大中学校女学生参加了同济大学的反迫害斗争(同济大学连续开除了三批进步学生，并下令禁止由学生选出的校自治会的活动，为此，同济学生拟赴京请愿)。1月29日，复旦、交通、圣约翰等27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男女学生到同济大学欢送学生代表赴京请愿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血腥镇压，学生数百人受伤，南洋女中学生倪慧慈头部被刀砍,伤势严重。
民国37年1月，上海舞女(当时上海有米高美、大都会、维也纳等大小舞厅29家，舞女4348人，一说6000人)为了生存，反对国民党当局禁舞(民国36年10月，国民党行政院以前方打仗，后方歌舞升平影响士气为名，颁布了"妨害风化、提倡节约、实行禁舞"的命令)，成立舞女联谊会。她们召开记者招待会，邀请国民党市党部书记、市民政局局长和同情支持舞女的在沪国民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参加，提出：请当局先解决舞女们的转业问题，再实行禁舞。各报予以舆论支持。同时，她们自己积极筹组学习班，为舞女转业创造条件。但是，国民党政府对舞女们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并决定抽签禁舞，全市29家舞厅中第一流大舞厅百乐门等14家均中签，限4月1日起停业，其余15家一律于9月底禁绝。1月31日，舞女联谊会在新仙林舞厅召开会员大会时，新闻记者传来这个消息，被激怒的与会群众立即举行游行示威并赴社会局请愿。社会局局长拒不接见请愿代表，门警挥棍打人。群众忍无可忍，遂冲上机关楼，捣毁办公室。市警察局派来大批军警，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实行残酷镇压，当场有多人被打伤，400余人(一说500～600人)被捕，舞女联谊会总干事金美虹和副总干事孙致敏、委员孟燕等也同时被捕送警察局。最后，舞业各方面的主要代表分别被判徒刑，舞女联谊会被查封。但是，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取消了禁舞令，大小舞厅继续营业。
民国37年1月30日，申新九厂7000多工人(其中90%是女工)为资本家在物价飞涨时宣布年奖削减、缓发等举行罢工，提出如期发放配给物资、年奖按月生活费指数补给等七项要求,均被资方拒绝。工人们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晚上，全体工人都留在车间里，组织纠察队保护机器、维持秩序，宣传队写标语、贴传单等。2月2日凌晨，普陀区警察局的军警包围了申新九厂。女工们在中共地下党申九厂总支书记徐毓秀、工会负责人戚怀琼等的领导下，守住工厂大铁门,并在房顶上筑起防御工事。下午4时许，敌人的装甲车和军警冲进铁门，大批守在铁门后的工人被挤倒在地，年仅19岁的女工王慕媚当场牺牲。共产党员何宇珍、薛幼弟等带领工人转移到屋顶，用水笼头等与敌人战斗。敌人向工人边开枪射击边掷催泪弹，女工蒋贞新、朱云仙不幸中弹牺牲。何宇珍、俞月琴等中弹受重伤后仍坚持战斗，吴世珍被敌人抓住后施以酷刑仍坚强不屈。这场战斗持续到晚上9时，战斗中除3名女工牺牲外，有500余人受伤，其中重伤42人，被捕236人，还有365人被开除，26人被判刑。罢工斗争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
民国37年6月，私立小学女教师为生活待遇问题参加露宿请愿斗争。当月米价每石1000万元(法币)，而65.8%的小学教师工资在500万元(法币)以下。6月28日，教师500人(其中女性约200人)为要求政府发放教师贷金和配给食物，到市教育局请愿，并通宵守候在市教育局门口听候答复。29日，请愿教师不断增加，全市私立小学陷入半停课状态。他们的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发放贷金的要求。
这期间，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拯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签名运动，上海各界妇女纷纷参加，知名妇女史良、胡子婴、许广平、黄宗英等334人联名发表声明，一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
民国3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在上海郊县抽壮丁，郊县群众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抽丁斗争，农村妇女也积极投入。当时龙华区周沈巷、诸家湾、塘湾3个村共300多户有300多名适龄壮丁，按国民党政府规定"不出人，就出钱"，每个壮丁需交"壮丁费"白米2～5石。每当征兵人员到村里时，老人和妇女就围住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免交和放宽交费期限等。由于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三、支援解放区军民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各界妇女以人力、物力、财力对解放区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民国33～36年,由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解放区钱款达22亿(法币)，尚不包括药品、物资和书籍等。至民国37年，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下，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由4所发展为8所，分院达42所，另有几十个战地巡回医疗队。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解放区建立了5所白求恩医科学校，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民国37年时，已培训各类医务工作者2000多人，并动员了不少外国医务人员为解放区军民服务；还帮助建立药厂，为农场提供援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的儿童保育福利事业也进行积极援助，仅陕甘宁边区就有10所托儿所得到援助。
另外，还有大批知识妇女和女工奔赴解放区参军，经过学习后，有的到敌占区做党的地下工作，有的到新解放的城市做接管工作，有的到新解放的地区做开辟工作，有的随军队上前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中为革命牺牲的上海女烈士有20余人。
四、迎接解放
民国38年2月上旬，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共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妇委)成立，书记汪敏。她直接领导一个妇女支部，支部书记曹舜琴。妇委成立后，着重在妇女支部所联系的女党员和妇女积极分子中进行活动，主要是宣传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情况，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同时，通过她们了解各所在单位的财产情况，如要求在医院的党员摸清医疗器械的情况，防止器材外运；发信给一批单位的财务人员、档案管理人员、器材保管员，动员他们保管好设备、档案、帐册等。女共产党员徐炜、钱乃立被安排在电台工作，准备在上海解放的当天早上，向全市人民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同年三八节前夕，上海妇女联谊会为了向上海妇女阐明形势、指出方向，发出了三八宣言，指出上海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要配合解放军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要求上海妇女用加倍紧张的工作来迎接"三八"节。宣言向上海妇女提出了组织和团结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任何迫害；保护好财产，整理好帐册，迎接解放；调查和检举战犯；加强政治认识与技术修养，学习管理国家、参加生产和文化建设的种种本领等四项任务。
同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上海各妇女团体的负责人许广平、胡子婴、江怡、汤桂芬、张启凡、刘王立明、杨美贞、邓康、陈玉俊、杜君慧、包仁宝、王一知、雷洁琼、王平、张毓芬、葛嫱月、徐明哲等分别秘密前往出席。代表们对会上邓颖超关于《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报告》、李德全的《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妇女运动报告》进行认真讨论，明确了妇女运动的方向。在大会上发言的有许广平、江怡、汤桂芬、雷洁琼、陈玉俊、刘王立明、邓康、胡子婴等。许广平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刘王立明、雷洁琼、邓康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抽逃资金、偷运物资，广大女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护厂队进行护厂活动。中纺七厂、中纺十二厂、上海绢纺厂等的女工们日夜巡逻保护工厂，阻止、拦截国民党抽逃资金、偷运物资，保护机械设备。
4月，爱国女中的中共党员学生为配合解放军进入上海，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交给的绘制地形图的任务。地形图以爱国女中为中心，南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北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东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西至赫德路(今常德路)。她们一连数日放学后，背着书包按分工分头"逛"马路，默记每条马路上的商店、工厂、里弄等，回家后根据记忆绘制地图，并反复核对补漏，及时完成了任务。儿童福利站的女医务工作者们，以登记奶粉为名，进入国民党军驻地了解情况，将闸北区铁路以北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军队驻军人数、火力配备、碉堡和大工厂企业的分布情况绘成地图。上海西郊华漕地区的女中共党员，利用当民工的机会侦察敌情，了解敌军火力配备、地雷埋设等情况，绘成地图提供给解放军。
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市区。医务界女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战地救护队，举着红十字会旗帜，与解放军医疗队并肩救护伤员。在夺取制高点国际饭店时，解放军战士接连有7人倒在血泊之中，救护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一名救护队员自己也负了伤，仍拖着受伤的腿继续向前爬行，为伤员包扎伤口。当伤员失血过多需要输血时，医务工作者们争着为解放军献血。一位第一次献血的年轻护士兴奋地说：能给解放军献血是我最大的荣幸!被抢救苏醒的战士知道自己的抢救经过后，激动得流着热泪说："是上海党、上海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时，上海各界妇女也纷纷参加纠察队、救护队、歌咏队、自卫队、人民保安队等各种组织，进行值班巡逻、救护伤员、上街宣传、侦察敌情、维护社会治安等活动。女学生们制作红花、红五星、红旗、横幅，排练歌舞等，迎接上海解放。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上海区海关妇女联谊社把早已缝制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巨幅标语高悬在外滩海关大楼上。各界妇女欢欣鼓舞，手持彩旗载歌载舞涌上街头，参加慰问解放军和庆祝解放的各项活动。
上海解放不久，一批优秀妇女(大多为中共党员，积极分子)又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参干,仅参加南下服务团的就有爱国女中30余人，允中女中20人，培成女中5人等。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