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广大妇女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同全市人民一起，在50年代初期的反帝、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以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在贯彻中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参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又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妇联组织被破坏，革命干部遭迫害，前十七年妇女运动被否定，但广大妇女以坚守生产、工作岗位的实际行动，抵制了这种倒行逆施。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上海的妇女运动又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参加重大政治活动

　　一、庆祝解放(含劳军)

　　1949年6月26日，上海各界妇女36个团体2300人，在中国大戏院召开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会上，成立了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民主妇联筹委会)。7月6日，各界妇女1000余人参加市庆祝解放大游行。7月16日，继全市成立劳军总会之后，又成立妇女界慰劳解放军分会，该会通过义卖纪念章、园游会、演讲会、广播会等筹集到慰劳金1461.8万元(旧币，指1955年3月以前流通的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955年3月以后流通的人民币1元。以后凡指明旧币的，均同)慰问解放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2日，上海举行庆祝开国盛典、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妇女团体有72位代表参加，各界妇女还参加了上海百万军民大游行，其中有家庭妇女组织的腰鼓队。

　　1950年1月，上海各界妇女向解放军贺年，写了慰问信5437封。3月9日，市民主妇联筹委会主席章蕴率各界妇女代表1000多人，携带慰问品和23625万元(旧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慰问解放军及其家属。建军节前后，各界妇女又向解放军发出慰问信2069封。

　　二、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7月4日，上海妇女为响应世界和平大会号召，抗议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鲜，开展和平签名运动。各界妇女2000多人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深入到劳动人民集中的地区进行宣传动员，签名者达272397人。7月19日，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召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动员大会。7月20日，上海各妇女团体代表5000人举行反对美帝侵略大会，表示要以完成缝制军鞋40万双支援第三野战军的实际行动，反对美帝侵略(会后，由市民主妇联筹委会下属缝制工厂发动里弄及农村妇女1.5万人，在4个月中完成)。8月1日，各界妇女2000人参加市反对美帝示威大游行。

　　1951年，为贯彻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深入开展妇女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提高各界妇女的政治觉悟及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团结,被确定为该年纪念三八节的中心内容。各界妇女327749人，在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1950年8月18日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市民主妇联)领导下，举行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集会，控诉日帝侵华罪行。3月4日，20万女工分区示威游行。7日，召开市三八纪念会，各界妇女2000人出席，通过了《上海妇女爱国公约》。8日，全市妇女分区进行游行示威。市民主妇联主席章蕴，副主席方令孺、何宇珍、胡子婴为首的先导队，参加中心区--嵩山区(今卢湾区)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这天，各界妇女(包括过去不参加活动的教徒、尼姑等)参加游行的有27.75万人，年龄最大的99岁(坐着车子参加游行)。

　　同年7月、9月，市民主妇联两次召开上海妇女界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大会通电慰问朝鲜前线战士，提出捐献战斗机7架支援前线，并成立市妇女界抗美援朝支会，各区家庭妇女和各妇女团体成立分支会。

　　抗美援朝运动中，许多妇女送子、送郎、送孙、送兄弟参军、支前，仅松江县就有1586名青年参军。全市有350名女医务工作者赴前线服务，1579名女青工、3900名女学生、300余名家庭妇女报名参加军事干校。3000名青工参干、支前，得到家属的鼓励支持。

　　与此同时，工厂女工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农村妇女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支前，里弄妇女(家庭妇女和上层妇女等)捐献了11架战斗机支前。家庭妇女用洗衣、擦皮鞋、卖棒冰、割草等劳动所得进行捐献。有的上层妇女将珍藏了一辈子的贵重饰物、传了几代的纪念品捐献出来,仅卢湾区的一次妇女界代表会议就收到现钞5900余万元(旧币)，金戒指33只，钻戒2只，金银器760余件，以及小摆设、金表等。

　　三、投身土地改革

　　1950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郊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命令。市民主妇联主席章蕴撰文《目前土改中妇女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土改中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作了明确阐述。上海市郊区(县)农村的贫雇农妇女站在斗争前列，成为土改运动中的一支坚强力量。许多劳动妇女主动提出参加农会，有的被选为土改中的小组长。她们积极参加斗争地主和诉苦运动，如新泾区(今属长宁区)诸翟乡向地主斗争时，童养媳朱礽秀第一个上台控诉。洋泾区(今属浦东新区)劳动村诉苦斗争中，妇女参加者占半数以上。妇女们在分配地主土地、没收地主财产时,工作得十分认真细致，并能掌握政策、策略。

　　通过土改，占郊区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分配到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她们有了土地财产权和继承权，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许多老年农妇从颁发的土地证上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原松江地区(原属江苏省的松江、上海等9个县)有40万妇女参加农会，17025名妇女被选为农民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3%；13476名妇女成为各种工作的积极分子，占积极分子总数的29%；70027名妇女当选为乡村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3%。青年妇女还普遍参加了民兵组织。妇女们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近郊10个区共建立妇代会86个。新泾、大场、吴淞(今属宝山区)等6个区，有妇女委员1135人，妇女代表7152人，联系近15万妇女群众。

　　广大妇女分得土地后，在"不受二茬罪，永保翻身果"的口号下，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各村妇女普遍订立了生产爱国公约，她们学习生产技术，参加开河打坝、防洪抗旱，进行田间深耕细作和选种等。高桥区(今属浦东新区)凌桥乡女乡长黄福英，带领全乡农民(妇女占80%)冒着大风雨，三天三夜连续抢修海塘，大大减轻了农田的损失。新泾区长浜浪村葛阿妹领导全村农民(大部分是妇女)挖了数十条排水沟及小河道，使百余亩荒土变良田。

　　土改增强了农村妇女的翻身感，也提高了她们的思想觉悟。不少妇女的迷信思想开始破除，原来求神拜佛的人推倒了神仙牌位，贴上了毛泽东主席的像。有些尼姑还俗结婚，有的还参加了工作。文化学习成为广大农妇的迫切要求。她们有的参加冬学，有的上民校，有的参加识字班学习，在学人数约占农妇总数的60%以上，连五六十岁的老妈妈也去上学。据金山县32个乡统计，入冬学的2431名妇女一个月中学会了30多个字、15支歌，还学会了腰鼓和秧歌舞，春节期间高兴地到军属家去拜年。

　　四、检举反革命

　　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市民主妇联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有关方针政策，并派干部到各区和各妇女团体协助推动各界妇女积极参加镇反活动。4月29日，上海各界代表开会公审陈小毛、方擎中等9名罪大恶极的罪犯。密丰绒线厂女工柳秀英，代表全厂工人控诉强奸过100多名女工、欺压诈骗无恶不作的恶霸陈小毛。女工郭阿宝控诉了打死梁仁达烈士等的凶手方擎中的罪行。在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中，出现很多机智勇敢、大义灭亲的事例。嵩山区妇女代表的139件检举中，有16件是检举自己亲属的。恒丰纱厂女工宋阿巧，协助政府逮捕了她的恶霸丈夫胥金标。静安区的妇女积极分子在协助政府搜集匪特陈鹏飞的材料时，发现陈妻就是杀害茅丽瑛烈士的指使者。据不完全统计，市区10个区有各级妇女代表1468人参加了镇反工作。

　　镇压反革命运动激发了广大妇女爱党、爱国的热情，使她们分清了敌我界限。不少妇女要求参加自卫队，承担站岗放哨、检查户口、侦察匪特等任务。一些原来"天塌下来也不管"的妇女、吃素念佛的老太太也受到了教育，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切齿痛恨，参加到镇反活动中来。

　　五、贯彻《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公布，该法明确宣布："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为了广泛开展婚姻法的宣传，市民主妇联派干部到工厂、学校、机关、青年团干部中作报告，并运用妇代会讲座、训练班、广播、印发小册子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据统计，上海各界妇女代表有4万余人参加了市民主妇联组织的《婚姻法》学习，六七万人听了《婚姻法》的报告，66.7万余人参观了"《婚姻法》宣传室"，有2070人到"婚姻问题咨问处"咨询。

　　深受旧婚姻制度迫害的妇女们学习了《婚姻法》后，纷纷以法律为武器，到市民主妇联、人民法院、人民政府要求保障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利。1951年底，到市、区民主妇联要求解决打骂虐待、包办婚姻、重婚纳妾等婚姻家庭纠纷的有5085件。1952年，登记结婚的有3011对，其中有寡妇再嫁、童养媳自主结婚、尼姑脱俗后结婚的734对，登记离婚的3990对。到区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有100余件，解除包办婚姻的有1411件，脱离同居、养女关系等的有1519件。

　　1953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中共中央发了《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补充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以1953年3月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成立了上海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市民主妇联主席赵先参加委员会任副主任。

　　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全市175万余人听了报告，200万人次以上受到形象化教育，市、区两级人民法院接待室处理婚姻家庭问题3332件，要求法院重新处理的案件，从200多件增加到600多件。运动月前后，发生杀害妇女案4件，杀人犯均被判死刑。

　　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封建的婚姻制度基本摧垮，新的婚姻制度开始建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型家庭逐步增多，杀害妇女、通奸案件逐步减少。据市人民法院统计，1953年杀害妇女和通奸案件分别为100件和1198件，1954年减少为56件和704件。另据1954年调查的情况，到民政局婚姻登记获准的44808对，因包办未批准的15对，其他原因未批准的960对。又据对里弄、工厂、农村24个点的调查，民主和睦家庭占11.3%，一般家庭占79.5%，不睦家庭占9.2%。

　　六、参加普选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颁布。该法第4条中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1月起，上海开展普选运动。

　　运动开始前，妇女中普遍存在"普选与我无关"思想，一般家庭妇女认为"男人管天下，女人管厨下"。市民主妇联针对妇女中存在的这些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使她们认识到《选举法》给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参加普选是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一定要重视珍惜，积极投入普选运动。

　　当选民资格公布后，家庭妇女们看到自己的名字上了"榜"，感动地说：过去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再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了，不是张王氏，李某氏，便是某某娘，现在我们的名字居然也翻了身上了榜。上了年纪的老妈妈们把选民证叫做"当家作主证"。参加选举大会时，妇女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欢欣鼓舞地来到会场，有的老年妇女走不动，请人搀着参加选举，她们说，参加选举是有生以来政治上的一件大喜事，一定要亲手投这来之不易的庄严的一票。

　　经过选举，有1021名优秀妇女被选为区(含郊区)级第一届人民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2.13%。市级第一届女代表161人，占代表总数的20.13%。全国第一届女代表14人。

　　七、投入"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底到1952年初，机关事业单位的妇女投入了"三反"运动。1952年3月起，企业女职工和职工家属参加了"五反"运动。是年3月8日，华东暨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广播大会上，市长陈毅讲了有关"五反"的方针政策，华东民主妇联主席章蕴讲了"五反"的重要性，号召全市妇女投入斗争，当即有三位姊妹检举了不法资本家父亲(哥哥)的罪行。各界妇女来电表示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共收到238个单位的电话，代表2万余姊妹表决心。会后，有1.5万余名职工家属参加了市民主妇联举办的学习"五反"政策、纪律为主的骨干训练班。

　　1952年3月25日上海"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后，市民主妇联自4月1日起，配合各区妇联组织工作队，深入里弄进行政策宣传。共召开职工家属座谈会8174次，有376729人参加；召开大、中、小工商户家属座谈会3312次，出席77834人。广大职工家属通过学习座谈，提高了对运动意义和政策的认识，在运动初期规劝亲人站稳立场进行检举；运动后期鼓励亲人与资方搞好团结，努力发展生产。卢湾区荣兴木行一位高级职员的家属是老板的侄女，与丈夫共同检举了老板盗窃国家资财14亿的违法行为，促使老板迅速交代了问题。

　　不少工商户家属了解政策后，为了挽救自己的亲属，积极规劝亲人坦白。中华码头公司总经理兼章华毛麻纺织厂总经理的妻子主动找丈夫最信任的朋友和弟弟一同说服丈夫，同时表示愿意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帮助丈夫退款，再加上单位职工的帮助，终于使丈夫彻底坦白。新都工程行的老板和母亲订立"攻守同盟"，把行里的暗帐藏在家里。其母亲提高认识消除顾虑后，交出了暗帐，并主动劝儿子交代问题。当儿子获得宽大处理后，她又自告奋勇地到处宣传党的政策，劝告其他家属。有些工商户为自己的亲人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而衷心感谢政府和工人阶级。榆林区(今属杨浦区)正丰南货店老板娘接到"基本守法户"通知书后，亲自送感谢信到妇联。信中说："我的丈夫在二年中犯了不少错误，但政府竟然对我们这样宽大，……我为我的丈夫做了一个新商人而庆幸，我保证今后一定要帮助丈夫做一个新社会的商人，并决心启发其他老板娘帮助丈夫坦白。"徐汇区中、小工商户家属将感谢信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表示坚决拥护"五反"，并"现身说法"到处宣传。

　　广大私营企业的女职工参加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后，积极清算资本家的"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当资本家坦白交代后，又以搞好生产、监督生产的主人翁态度巩固胜利成果。申新九厂"五反"后，锭扯平均提高1.31%，厂长说，工人"五反"后情绪这样高真是想不到。

　　通过"五反"运动，广大女工和职工家属提高了政治觉悟、经受了斗争的锻炼。工商户家属开始参加社会活动，关心丈夫的生产、经营,同时促进了夫妻间相互关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提高。

　　八、走互助合作之路

　　1950年春荒严重，党和政府提出"生产不荒一亩田"、"生活上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提倡农民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农妇中的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些季节性、临时的生产互助组，在秋收中发挥了作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试行)》下达，部分农妇骨干接受了土改后"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教育，带头组织和参加互助组。嘉定县(今嘉定区)黄渡乡第一个互助组组长朱玉英，把村上最困难的7户组织在一起，被人们称为"穷鬼组",由于全组团结互助，终于克服了困难，增加了收入。新泾区虹桥乡妇代会主席周文英组织的互助组，因有计划地安排农活，改进落秧时间，种的土豆平均亩产20担。由于增产增收，村上不少农户要求加入她的互助组。1953年，近郊10个区参加互助组的农妇有35765人。她们积极参加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和其他农民一起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并从实践中体验到了互助组的好处。

　　1954年，近郊区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试办的229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妇女有6208人，占劳力总数的71.5%。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发表后，近郊区80%的农户入了社，10个县也有54～73%以上的农户入社。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郊区的初级社都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不少妇女通过实践锻炼，成了农业社的骨干。市郊区348个高级社中，有女正副社长390人，占总数的25.5%；女管理(社务)委员2112人，占总数37%；女生产队长1286人，占总数34%；女会计、统计员1046人，占总数53%。松江县341个高级社中，有女正副社长247人，女管理(社务)委员605人，女生产队长1498人。崇明县298个高级社中，有女正副社长261人，女管理(社务)委员912人，女生产队长531人。金山县105个高级社中，有女正副社长98人。这些女干部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与群众关系密切，在群众中享有威信。新泾区诸华乡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党支部书记张裕秀，带领社员苦干积肥，战胜40余天连续阴雨的恶劣气候，把100余亩第一年试种的岱字棉从草丛中抢救出来，获得了亩产170余斤(籽棉)的好收成，当年户均分配500余元，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张裕秀1954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55年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7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上海市西郊区(今闵行区)时，到黎明社接见了她。

　　无论是在春耕播种、夏收夏种，还是在防汛排涝、抗旱保苗、田间管理和积肥运动中，广大农妇都积极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宝山县新生乡八字桥建社第一年就遇灾，社长鲍金娥带领社员三淹三排，抗灾夺丰收。1956年，市郊灾情多时间长，且集中在关键性生产季节。由于男女社员并肩战斗，夺得了水稻、蔬菜的增产增收。妇女们还参加技术训练和科普讲座，在推行双季稻、棉花移植、蔬菜新品种和副业生产中发挥作用，涌现出不少生产能手、劳动模范和优秀社员。

　　农业合作化后，基本上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的"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得到合理的保护和适当的照顾，从而更激发了她们的劳动积极性。

　　此外，经过总路线教育后，广大女手工业者也迫切要求组织起来。部分为私营手工业厂进行加工业务备受私商剥削的妇女尤其积极。市、区妇联协助她们将符合条件的599人组成互助小组;原由市妇联组织的手工业、副业小组具备办社条件的也陆续转为手工业生产(供销)合作社。到1954年底，全市共发展了297个社(组)，有社(组)员14848人。其中妇女占半数的针织等三个行业，组织了31个生产合作社，从业人员4295人，其中妇女2168人，占50.5%。另据手工业工会1954年统计，该会共有会员9.11万人，其中妇女7928人，占总人数8.7%。这些妇女大多数分布在针织、服装缝纫、棉织三个行业。

　　1956年2月，全市已组成845个手工业合作社(组)，有社(组)员5.5万人左右，其中女社(组)员1.5万人左右，占总人数27%。到年底，全市手工业合作社(组)有1632个，从业人员11.9万人，其中女社(组)员3.533万人，占29.67%。

　　组织起来后，原来为私商加工的分散的手工业妇女摆脱了包工的剥削，原来的雇佣关系改变为劳动互助关系，大大提高了劳动热情。她们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挖掘生产潜力，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群建针织生产合作社王月仙，改进了操作技术后，一年完成一年四个月的任务;枕套绣花污渍由原来的70～80%减至2～5%。组员的收入也逐渐增加。在政治上，她们积极要求上进，有的加入了党、团组织。群力针织社支部书记钱金英被选为市、区人民代表。组员们的家庭关系也普遍有了改善。

　　九、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9月起，全市303户同业公会负责人和大户工商业者家属中，有127人参加市民主妇联组织的工商界家属学习委员会学习，接受经常的较有系统的政策学习和思想教育。1957年7月，参加学习的人数增加到260人。

　　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后，家属们在学习中开展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通过回忆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斥，企业难以生存的情况；学习理解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合营的具体政策；听已经公私合营企业的女工商业者介绍情况，参观公私合营的新光内衣厂、新丰印染厂等，她们逐步认识到党和国家用"赎买"的办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过渡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随着公私合营厂的成批增加，家属们看到合营后资方职务有安排，生活有照顾，职工积极生产，企业改变了面貌，有的资方还分到股息、红利，有的资本家当选为人民代表，甚至担任了副区长，从而逐步消除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同时，家属们又通过参观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和劳动妇女座谈等，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

　　认识提高后，许多家属变阻力为动力，积极鼓励亲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表示要作好减薪的思想准备，计划好家用开支，更关心丈夫的企业生产和困难。振兴昶塑胶厂经理宓增强家属徐淑珍，从"五反"后到1953年底在工场里收集塑料下脚，作价5000万元(旧币)上缴中百公司，并带动同业21家上缴节约原材料费4亿多元(旧币)。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夕，计有6.8万人次的工商业者家属参加市、区妇联举行的报告会和时事政策讲座，学习党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1500名积极分子参加工商界政治学校学习。

　　1956年1月18日，全市工商业者家属等1.3万人在文化广场参加市民主妇联召开的上海市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响应市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通过的在6天内完成公私合营工作的决议。副市长刘述周、盛丕华和市民主妇联主任赵先分别讲话，工商界家属代表发言并送了保证书。会后分区传达，听传达报告者达5.2万余人。

　　同年3月26日，以胡子婴、王辛南为正副团长的上海代表团一行96人，参加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及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邓颖超的亲切接见。

　　工商界家属们对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有了较深的体会后，纷纷以实际行动报答国家的关怀和爱护。有的把私蓄拿出来投入企业，迎接公私合营；有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加强自身改造；有的努力学文化、技术，为参加社会劳动创造条件；还有不少人参加里弄工作，并出资创办了23所里弄托儿所。她们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至1956年底，有1275人成了政治学习的骨干，1100多人当上了识字班老师，300多人被评为优秀基层妇代会干部，770人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等。

　　与此同时，女工商业者也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有女工商业者2.4万余人，她们中大多在旧社会饱经风霜，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持和职工的支持下，企业才有了转机，因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拥护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汤蒂因创办的绿宝金笔厂1954年就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华孚金笔厂)，为制笔行业的合营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大丰锦记五金号副经理盛秀娟在合营高潮中，将本人私蓄黄金91两、银元宝3只、车刀钢320只、房屋6幢投入企业。富丽绸缎公司经理许秀珍拿出私人垫款和企业盈余所得4万余元投入企业，同时还拨出现金和货品5万元支援同业中的困难户。她们为迎接企业的公私合营，有的还与职工协商，改善经营管理和服务态度；有的研试新产品，改造工艺操作。许多人深有体会地说："现在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第二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一、做经济建设的主人

　　解放后，女工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适应生产建设需要，她们积极学习文化、技术。参加职工业余学校学习的女工，1950年有5069人，1954年有55118人，1955年有9万余人。她们有的进工农速成中学，有的进纺织工业专科学校，有的进大专院校深造。裔式娟小组31名女工原来都是文盲、半文盲，经参加文化学习，1958年时普遍达高小以上程度，其中1人达到高中、8人达到初中程度。1960年华东纺织工学院学生中有纺织女工215人，上海的全国劳动模范杭佩兰、黄宝妹就在其中。女工们的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纺织女工以1953年与1949年相比，平均看车台数和每人看纱锭数都大幅度增加。国棉二厂全国工业模范小组--裔式娟小组所在车间，每天每个纱锭21支纱的产量由1950年不到50磅提高到70余磅。

　　生产战线上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至1953年，全市有1982名女工被评为厂级劳动模范，3163名女工被评为厂优秀工作者;被评为市级与全国的劳动模范和优秀工作者分别为64和39名，国棉一厂杭佩兰还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劳模大会。

　　许多优秀女工被提为干部。在国营纺织厂，1953年提拔了400多名女干部，其中厂长2人，科长64人，技师16人，车间主任74人，还有管理员等。1953年底，全市女厂长占厂长总数的4.02%，女党委书记占党委书记总数的8.53%，女工程技术人员占技术人员总数的7.73%。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国棉一厂、二厂，国营开林油漆厂,科发药厂等10多个厂都由妇女任厂长或副厂长。国棉一厂施小妹，13岁进厂做童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党所领导的斗争，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工会干部，1953年5月担任该厂的副厂长。

　　1954年，通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和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后，女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她们积极投入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了贡献。第十四棉纺厂钱芬娣，从1954年6月～1957年10月连续40个月没有出过疵布，创全厂最高纪录，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大孚橡胶厂成鞋工、全国先进生产者武阿娣，严格遵守操作制度，提高产品质量30%，并克服困难，坚持试验获得成功，全组一年可节约橡胶2588磅(约合1174公斤)。公交公司售票员贾佩珍，创造了勤记数、勤动员、勤照顾、勤宣传的工作法，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在财经、教育、医务、文艺、邮电、商业、公交等战线上也都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

　　二、家庭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上海解放时家庭妇女有近100万人。解放后,她们要求摆脱家庭的束缚，参加生产，走向社会。1949年8月，家庭妇女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市家庭妇女联合会和21个区分会。至1952年，百万家庭妇女基本上都已通过代表会议的形式组织起来。

　　家庭妇女中文盲、半文盲占多数，她们采取"自办、自教、自学"的方法学文化。识字班(组)从最初二三个班逐步发展，1953年计有学员61933人。至1956年暑假，约有6.9万余妇女摘除了文盲帽子，在学的有36万余人。参加扫盲工作的女教师(家庭妇女)约1.57万人。

　　家庭妇女们除了参加文化学习外，还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如参加市、区家庭妇联办的各种政治训练班，参加收听广播、读报组的学习等。至1956年，黄浦、卢湾、新成等区巩固下来的常年读报组有775组，1.3万余人。她们主要从《中国妇女》、《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劳动报》等报刊上，选读学习有关时事形势、国家建设及妇婴卫生等方面的知识。还有8万余人次参加了妇女知识讲座，学习全国民主妇联提出的"五好"(爱国、爱党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学习好；勤俭持家、清洁卫生好；扶养老人、教育子女好；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好)要求和妇女解放理论等。

　　广大家庭妇女通过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开阔了胸襟，在抗美援朝、"镇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安全卫生、公共福利、调解纠纷、文化娱乐等活动中发挥了作用。

　　家庭妇女中有不少职工家属，她们努力搞好后勤服务。1950年底，铁路员工家属们响应工会"面向生产、为生产服务"的号召，帮助职工擦火车头，为伙房加工菜肴，为职工缝补洗衣等。1953～1955年，为配合增产节约运动，响应"保证职工八小时的睡眠"、"让职工吃好、睡好、做好"的号召，在夜班工人较集中的工房里，由职工家属担任的服务员(纠察)，为不使各种噪声影响夜班工人的睡眠而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她们还大搞卫生，使大部分职工家庭消灭了臭虫，让职工有充足的睡眠，上班生产时精神饱满。

　　家属中还组织生活互助，遇有生病、生育等特殊困难时，相互帮助，以免职工因此而缺勤；组织互助储金会，以帮助解决因病等特殊情况而发生的临时经济困难；办小型里弄(工房)托儿站(全日、半日托，1956年时有711所)，以补充当时托儿机构的不足，解决儿童入托问题。

　　1956年三八节前，市民主妇联为了进一步调动家庭妇女的积极性，在家庭妇女中广泛宣传"五好"要求，号召她们争做"五好"积极分子。广大家庭妇女中出现了响应号召，积极安排好家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关心亲人的生活和生产，日常生活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省粮、煤、水、电，有的把节余的钱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等可喜现象。此外，她们还参加文化、政治学习，邻里间相互关心帮助等。通过群众评选，家庭妇女中荣获市、区二级"五好"积极分子称号的有11170人。

　　同年11月29～30日，市民主妇联在市府大礼堂召开市"五好"积极分子大会，1981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许建国，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到会并讲话。蔡畅说，家庭妇女姐妹不仅数量大，而且和职工朝夕相处，休戚相关，家庭妇女们的思想行动、治家态度和职工的生产、工作密切联系着，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影响。她要求家属姐妹们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发扬优良传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培养有社会主义道德的接班人；团结和改善邻里关系；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她还阐明了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指出了努力方向。

　　家庭妇女们经过学习文化、技术培训，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走上了社会生产和工作岗位。1949年9月1日，市民主妇联筹委会为完成军需生产任务首创了缝制工厂，有家庭妇女70人参加生产(任务多时有500人)。之后，各区相继组织了30个缝纫生产小组，任务多时有2000余人参加生产。同年12月，为响应政府发展合作经济的号召，上海妇女消费合作社成立，又有一批家庭妇女参加工作。1950年3月成立妇女手工艺社后，至1953年底，全市已有妇女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互助小组166个，组员2023人。1954年发展到213组，3769人。

　　据统计，上海解放后至1952年，走上人民教师、国家机关干部、医务、司法、保育等工作岗位的家庭妇女有4万余人。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又有一批家庭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1956年上半年，经劳动部门调配和介绍就业的妇女有1.5万余人(其中5000人支援外地建设)。1958年大跃进后，有更多的家庭妇女参加里弄生产组等社会生产劳动和为生产服务的各项工作，如办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服务站、公共食堂等。1958年3月，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家庭妇女有140186人(其中：工业109349人，修筑铁路路基13755人，交通装卸搬运10299人，商业2423人，其他4360人)。同年12月，参加生产劳动人数达248406人。1959年1月，市委指示里弄生产组织进行巩固整顿，部分人员退工。据市妇联里弄工作部有关里弄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情况的书面汇报：同年4月底，14个市区组织参加劳动的妇女24.4万人，占全市45岁以下家庭妇女的40.5%。

　　三、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指导妇女工作的方针"。1958年2月，上海市妇女联合会(1957年11月，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简称市妇联)召开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把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作为妇女运动中心任务之一。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宋庆龄发来贺信，指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已经成为今后我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讲话，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五好"运动，使"五好"广泛深入开展。中共上海市委妇委书记郭建向全市妇女发出号召：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以勤劳节俭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五好"运动。会后，各级妇女组织向全市各界妇女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动员。

　　在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和"五好"号召的指引下,上海广大妇女积极投入了"五好"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开展比、学、赶、帮，红勤巧俭竞赛。钢铁运输战线上的1万多女工，不顾寒冬酷暑，及时把原料送到炉前。30多万轻纺女工，开展学能手赶能手竞赛，不但努力高产优质，而且积极革新技术，试制成功高级精密产品和新的花色品种。里弄生产组近8万妇女为工厂加工产品中注意节约原材料，并超额完成任务。郊区女劳力占农村总劳力的50%以上，在农、林、牧、副、渔及社办工业各方面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并涌现了搞丰产田、丰产片，改进农具的女能手。机关、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的妇女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培养教育下一代，发展科学技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从事商业、生活福利等社会服务事业的妇女，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家庭妇女们安排好生活、教育好子女，不让职工有后顾之忧。1958年10月，全市通过群众性的评比，共选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8万人(市、区1.5万，郊区0.3万)。

　　1958年11月15～16日，市妇联召开上海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4个区、11个县及市级单位30多个方面的代表1815人出席，列席代表2200人。会上，有39名代表发言，并选出出席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代表110人。

　　1959年3月，市妇联举办《跃进中的上海妇女》展览会，主要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妇女享受男女平等权利的事例，参观者达15万人。展览会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劳动热情，她们继续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又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

　　1960年3月7日，市妇联召开纪念三八节50周年大会，各界妇女1万余人出席会议。会上，2335位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妇女先进人物以及666个以妇女为主的先进集体，首次被授予市"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到会，并亲自向先进代表授奖。

　　大会后，上海市11个县表彰了"三八红旗手"5115人，12个区表彰了"三八红旗手"10075人，各系统党委表彰了"三八红旗手"1135人。

　　1961～1965年，市妇联发动妇女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争做勤俭建国的模范、勤俭持家的能手。郊区农妇和男社员一起，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努力学习农业技术，精心管好大田，自觉地把各种应交的农副产品交售国家。城市中从事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生产的女职工和女科学工作者也支援农业第一线，为农业增产出力。有些女职工还响应党的号召回乡支农，作出了显著成绩。部分女知识青年支农支边，在劳动中勤学苦练，成为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许多家长积极支持子女去新疆、去农村，仅卢湾区就有这样的先进家长200余人。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工业战线的女职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节约物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中创造优异成绩。财贸、科教文卫、文艺战线上的女职工和职工家属也都以各种方式投入增产节约运动。

　　1964、1966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全市有6063人和851个集体被授予"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光荣称号。

　　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67年1月，上海掀起反革命的"一月风暴"，市妇联"造反派"篡夺了领导权后，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在妇女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1949～1966年的妇女运动。市妇联部分领导和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女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受到打击诬陷，个别人被迫害致死。

　　1973年成立的以汪湘君为首的第六届市妇联，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大造舆论，还打着批林(彪)、批孔(子)的旗号到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国棉廿二厂、南市区、黄浦区妇联等单位，煽动群众揭基层党委的矛盾，把妇女运动引向歧途。

　　上海妇女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抵制和斗争。1966年9月4日,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连。在"砸烂上海市委"的口号下冲击市委大楼时，以杨富珍(全国劳动模范，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树立的4个先进标兵之一)为首的12名劳动模范(其中9名女性)连夜写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急电，维护市委声誉，批评"红卫兵"的错误行为,并于翌日清晨，把急电内容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市委(延安西路33号)大门口，《解放日报》印了10万份广为散发。"急电"道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心声，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967年春，正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作"中国赫鲁晓夫"批判时，女共产党员、上海第六丝织厂托儿所所长秦明芳，因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坚信刘少奇是人民的领袖，认为《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好书，痛骂王洪文是反革命，是造无产阶级的反，而遭到批判、游斗、关押、审查，并屡被殴打，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但她仍毫不屈服，以至被判3年徒刑、迫害致残。1967年7月25日，上钢五厂女技术员钱西平，贴出一张题为《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江青》的大字报，揭露江青插手军队文艺的野心；批判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一文是为自己涂脂抹粉；在河南代表团会议上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是反对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示的反动口号。1968年，长宁区第二中学副校长刘云，在小组会上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动言行。茶陵中学政治教师陈胜美，批判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杨浦区定海街道余凤珍，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等。

　　与此同时，广大妇女克服种种困难，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青年女工毛信贤，提出万米无疵布的竞赛倡议，1973年5月～1975年2月，创造了40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在她的带动下，全厂33名挡车工，于1975年"五一"节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上海县莘庄公社大林生产队8个妇女组成的科技组，在8年里完成20多个粮棉种植科研项目，大多获得成功。黄山茶林场三八女子连130多人，刻苦钻研技术，使茶叶增产超过全场平均亩产一倍多。

　　1978年7月，在上海市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各界妇女代表全面地揭发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余党摧残上海妇女运动的罪行，分清了解放后妇女运动路线的是非，拨乱反正，妇女运动又得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