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上海被辟为商埠后，一部分城乡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接受学校教育，从而孕育了参政的一些条件,但是封建统治者仍然禁止妇女参政。
清末以后,上海先于全国形成了知识妇女和产业女工两大社会群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较早地参加了社团、党派或担任政府职务。
上海妇女参加社团、党派起始于清末(1905年前后)，先后参加的有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其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千人以上，她们中担任中共的中央、市、区、县各级领导职务有据可查的有72人。这类参政活动对辛亥革命、抗日救亡、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妇女解放运动都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秋瑾、尹锐志、尹维俊、唐群英、向警予、杨之华、宋庆龄、史良、何香凝、邓颖超、蔡畅、帅孟奇等人，都因她们在上海和其他地区参政中的杰出表现，成为全国乃至国际有影响的妇女代表人物。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至蒋介石逃离大陆时的1949年止，在上海的市和中央一级机构任职的妇女先后有50余人，其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任或新任的有47人。担任的职务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市政府委员和处室职员，司法主管和国大代表、参政员、参议员等。多数具有大学文化水平，不少人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其中毕业于政法和教育两个专业的各约有五分之一，曾留学日、美、法等国的占20%。她们在进入政府之前或在政府兼职前后的社会职业，大多是中小学校长、律师、妇女团体和产业工会负责人。有77%的人员是国民党员，郑毓秀、钱剑秋、傅晓峰是煊赫一时的代表人物。在参与议政机构的人员中有个别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上海妇女的参政逐步形成了人数众多、层次较高、作用显著的崭新局面。
1996年，上海有中共女党员307507人，占全市党员总数的26.1％;有各级女干部440990人，占干部总数的39.94%;有民主党派女成员12141人，占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31.77％。她们在参政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996年，上海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中，有市人大女代表201人，占22.58％；区、县人大女代表1683人，占29.11％；乡镇人大女代表4676人，占27.27%。各级人大女代表认真行使权力，参与国事管理，其中市人大女代表在历届会议中提出的议案件数占到总数的31.47％。
1996年，上海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中，有市政协女委员127人，占17%。
1993年区政协女委员998人，占27.81％；县政协女委员302人，占22.12%。各级政协女委员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其中市政协女委员在历届会议中提出的提案件数占到总数的15.44％，优秀提案的比例达27％。
上海妇女担任市、区、县三级党政工作机构中书记、部长、主任、局长等职务的已逐渐普遍。1949～1996年的47年中，由妇女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简称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简称上海市政府)工作机构中主要负责人的部门累计有132个，1996年底就有38个。
1989年起，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中，每届都有妇女担任副职。妇女还连任了1988～1996年两届市政协的正主席。至1996年底，在三分之一的区、县的四套班子中，已全部有妇女担任正职或副职。
已故教育家、前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吴若安，是妇女进入上海市最高领导层次的第一人，她于1964年任第四届市政协副主席。1996年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谢丽娟，是连任三届的上海第一位女副市长。著名物理学家、中共党员谢希德，是在上海最高领导层次担任正职的第一位女性，她于1988年任第七届市政协主席。中共党员陈铁迪在上海最高领导层次涉政领域最广，从1988年4月开始，她历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和市政协主席等职务。
上海妇女的参政活动是多方面的，本篇只记述其参加党派活动和从事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
第一章党派女成员
第一节光复会和同盟会女会员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翌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两会均有女会员在上海从事推翻清王朝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女革命家秋瑾是光复会的领导人和同盟会会员。清光绪三十二年，她在上海设立光复会总部机关--锐俊学社，积极联络同志，筹措经费，准备武装起义。次年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理论。
光复会成员尹锐志、尹维俊姊妹在清光绪三十一年由浙江到上海，次年掌管锐俊学社的日常事务，联络各地会员，筹措资金，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各种准备。武昌起义后，她们参加进攻闸北警察局和江南制造局的光复上海的战斗，并在光复杭州、南京两地时立了战功。
这对姊妹与秋瑾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
在上海活动过的同盟会著名女会员还有徐自华、徐宗汉、张汉英、唐群英等人，她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曾说过："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女党员
民国元年(1912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北京成立。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的民国11～1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以后纳入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属组织的女党员，有徐呵梅、吴泽东、刘柏志、蔡宜昆、王尧、林萍、吴何畏、赵馨吾等。
中国共产党女党员张应春和姜辉麟，曾于民国13年和14年先后在上海、松江两地加入过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下属有７个(或７个以上)区党部。其中，第二区党部在民国22年6月时，有女党员46人，占该区党部党员总数(578人)的7.96％。民国25年，第三和第七两个区党部各有女党员100人和35人，分别占该两个区党部党员总数(1176人和422人)的8.5％和8.29％。
民国29年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下属有６个区党部和"工直"(全称不明)、"直属"两系统，共有国民党员2413人，编为218个区分部，其中全部由女党员组成的区分部共有15个。
民国35年8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属有32个区党部，共有女党员794人,其中386名女党员是中、小学教员，占女党员总数的48.61％。有34名女党员在国民党上海市各级党部任职。民国36年4月，32个区党部中的25个区党部共有女党员750人，占这些区党部党员总数(9496人)的7.9％。
同一时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工厂、机关和部分大学中设125个直属区分部。其中直属第一区分部在民国35年有女党员１人，占该直属区分部党员总数(75人)的133％。直属第九区分部(上海市政府地政局的国民党组织)在民国36年5月有女党员10人，占该直属区分部党员总数(241人)的4.15％。
民国13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女党员向警予、杨之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刚成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中，分别担任部长助理和秘书，负责妇女部的实际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职务的女国民党员有：刘蘅静、仝道云、钱剑秋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邱希圣、龚蔚珍任上海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傅晓峰任上海市党部教育委员会委员；张红薇、凌其慎、方英达、陶璇、庄洁、夏彩娟任上海市党部干事；邱希圣、龚蔚珍、张红薇、田淑君、朱素萼、金启静任国民党上海市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些人中多数为大学毕业生和留美、留日归国者。
附：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女团员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成立于民国27年4月，民国36年9月并入国民党。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于民国28年8月成立筹备处，正式成立于民国35年4月。
民国28年加入三青团的傅晓峰，是上海三青团最早的女团员。
民国30～31年，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筹备处共有女团员320人。
民国36年，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共设32个分团，其中３个分团共有女团员31人，占这３个分团团员总数(709人)的4.37％。
民国29年，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筹备处的女青年组组长为钱剑秋。
民国35年4月，傅晓峰、龚蔚珍、钱剑秋分别当选为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第一届干事会的干事、候补干事和监察。占干事总数(15人)的6.67%、候补干事总数(7人)的14.29%、监察总数(9人)的11.11%。
三青团第一届上海支团部机关设６个组，共有职员63人，其中女职员17人，占27%。担任组一级负责人的有女青年组组长傅晓峰和女青年组主任组员庄可权、王佩珍。
民国35年4月～36年8月，在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下属的11个分团(共设32个分团)中，共有女负责人18人，任职24人次。其中有干事、监察、股长、股员、组织指导、区队长、分队长等。
第三节中国共产党女党员
民国10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民国21年间，中共中央机关除曾短期驻过北京、广州和汉口等地外，大都驻在上海。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于民国10年11月，至上海解放前夕止，中共上海地方的党组织，长期与中共江苏、浙江两省以至安徽省的一部分党组织，共同在上海成立１个省级领导机构。
一、发展概况
民国11年初，向警予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中共女党员。
民国12年9月12日，上海的中共党员仅有34人，其中女党员３人，她们是向警予、王一知、陈比难。
民国13年11月，上海的中共党员增加到109人，其中女党员有７人，她们是向警予、王一知、陈比难、杨之华、钟复光、张琴秋和陈倩如。
民国14年12月，上海的中共党员激增到1022人，其中女党员250人，占24.46％。
民国15年７月，上海的中共女党员增加到575人，占当时上海的中共党员总数(2163人)的26.58％。这时的女党员中，有95.3％(548人)在工业系统；而纺织行业集中了全市女党员的84.52％(486人)。
民国16年1月，上海的中共女党员已有696人，占当时上海的中共党员总数(3630人)的19.17％。这时的女党员中，有97.27％(677人)在工业系统。其中纺织行业集中了全市女党员的80.46％(560人)。
烟草行业中有中共女党员110人，占全市中共女党员总数的15.8％，占烟草行业同期的中共党员总数(227人)的48.46％。同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又有一大批经过锻炼的女工和男工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16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上海的一些大革命时期的优秀中共女党员，如向警予(在汉口)、张应春(在南京)等先后被捕、被杀。杨之华等则由组织安排转移外地或去苏联学习。王亚璋、史肇华、朱英如、姜兆麟等一批女党员坚持在原地进行地下斗争。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仍然不断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如原国民党女党员姜辉麟，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女作家杜君慧从日本留学返沪，于民国17年6月入党。女作家丁玲，在她的丈夫胡也频(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于民国20年2月被国民党惨杀后的次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女作家关露也是在同年入党。一批中共女党员也由全国各地来到上海参与地下工作。民国16年下半年，蔡畅、邓颖超、缪伯英(民国10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位女党员)、赵君陶、金维映、何葆真等先后自广州、汉口、北京、南昌等地来到上海。王根英在外地开完会议也回到上海。民国20～21年，蔡畅、邓颖超先后由上海去瑞金中央苏区；帅孟奇、陈修良在莫斯科学习结束后来到上海。徐全直也随陈潭秋来上海工作。这时，在上海的中共女党员中仍不断有人遭到杀害。冯铿、伍仲文、李文在民国20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黄励、姜辉麟、徐全直、何葆真、郭纲琳等在民国22～26年间先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自民国16年4月大革命失败至民国26年7月的10年间，上海的中共女党员队伍在极其险恶和复杂的环境中时而扩大，时而减少，大起大落。民国23年9月，上海中共党员总数仅为475人。其中女党员的人数不明，仅知在这10年中，有105名女党员先后担任过中共党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党的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前夕，在上海市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有2000余人。已知在民国26～32年间，在上海入党的女党员有裘慧英、项泰、茅丽瑛、王季愚、陈向明、林杰、张毅、汤桂芬、朱永钰、施纫秋、周浈、蔡怡曾等人。茅丽瑛在民国28年12月被汪伪特务暗杀。孙兰、董慧在民国27、28年时先后由北京、香港来到上海。在抗战8年中，有122名中共女党员先后担任了中共党支部委员以上的职务。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党的力量迅速壮大，解放前夕，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已发展到8665人。女党员人数不明，仅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党支部委员以上职务的女党员有185人。
1949年底，全市有中共女党员3647人，占当年全市中共党员总数(20646人)的1766％，占全市女性人口(2280500人)的0.16％。以后女党员比重逐年提高，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全市中共女党员增加到75334人，占当年全市中共党员总数(345456人)的21.81％，占全市女性人口(5506400人)的1.37％。1972～1991年，全市中共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3～25％之间。1992～1995年保持在25％。至1996年底，全市有中共女党员307507人，占全市中共党员总数(1178294人)的26.1％，占全市女性人口(6465700人)的4.76％。
1949～1996年期间，全市中共女党员人数比例以1953年为最高，这一年中共女党员有14907人，占当年中共党员总数(55119人)的27.05％。
二、各级领导成员中的女性
１.中共中央
委员和候补委员民国10年7月～1996年12月(第十四届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的14届中央委员会中，来自上海的女中央委员(第六届前称中央执行委员)有７人，任职９届次。她们是杨之华(第五届)、张金保(第六届)、杨富珍(第九届)、王秀珍(第九、十届)、周丽琴(第十届)、王秀秀(第十一届)、谢希德(第十二、十三届)。
来自上海的女候补中央委员有8人，任职11届次。她们是王亚璋(第五届)、周秀珠(第六届)、汪湘君(第十届)、陈佩珍(第十届)、杨富珍(第十、十一届)、潘荣文(第十二届)、邢至康(第十二、十三届)、陈至立(第十三、十四届)。
工作机构负责人〔注：民国10～21年中共中央机关多数时间设在上海，民国21年后迁往瑞金中央苏区。这里记述的是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在上海时期的女负责人。〕民国11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向警予出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并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书记。民国14年10月，杨之华接替向警予代理中共中央妇女部长，民国16～17年夏正式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民国16年冬，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民国17年成为叛徒)、周秀珠任妇委委员。民国17年7月，张金保接替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同时，邓颖超调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
２．中共上海市委〔注：上海市的中共领导机构名称更迭较多。建党早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起，中共上海市党组织单独成立领导机构。其机构名称早期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或地方执行委员会)，解放战争时开始称中共上海市委。但中间较长时间，都同中共江苏、浙江两省以至安徽省的一部分党组织统一成立领导机构。其机构名称多数为中共江苏省委(包括江苏临时省委)，有时也称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兼上海市委员会、中共江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等。本篇在涉及两个以上名称的领导机构时，都统称之为中共上海市一级委员会。〕副书记1971年1月，王秀珍在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在若干书记前面设有第一、第二书记)。王秀珍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时，王秀珍立即被停止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1982年8月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9年8月和1991年4月，陈至立和陈铁迪先后被增补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五届副书记。陈至立并在1992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六届委员会上连选连任。
常委和候补常委自民国16年7月中共江苏临时省委设常委后，至1996年12月，中共上海市一级委员会先后共有女常委７人，其中全国解放前有２人，全国解放后有５人。
全国解放前，中共上海市一级委员会还有２名女候补常委。
委员和修补委员民国10年11月－38年5月，中共上海市一级委员会共有女委员4人，女修补委员8人。
1949年5月～1996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共有女委员23人。其任职次数(26人次)占同期市委委员任职总数(413人次)的6.3％。其中章蕴、张本、郭建、关建、杨慧洁５人，是在1950年1月～1966年5月期间先后担任委员的。邢至康、陈至立、陈铁迪、王宗光、陈素贤、郑令德、章博华、周剑萍8人，是在1986年3月～1996年12月期间先后担任委员的。其余马秀英、王秀珍、石圣美、曲力、吕美英、陈秀英、杨富珍、金英、金阿娥、周丽琴10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任职的。
同一时期，中共上海市委共有女候补委员10人。其任职次数(11人次)占同期市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98人次)的11.22％。其中关建、李明、孙兰３人，是在1956年7月～1966年5月期间先后任职的。周渝生、顾敏芷、相凤祁、周剑萍４人，是在1986年3月～1996年12月间先后任职的。其余李文兰、李阿桂、俞连珠３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职的。
工作机构负责人民国12年7月，中共上海市一级委员会(当时称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开始设立工作机构，至民国32年4月体制改变时止，共有部门女负责人17人。她们中的15人(陈比难、钟复光、刘尊一、杨之华、王亚璋、丁郁、程寄如、王宝珍、王阿宝、蔡畅、徐大妹、刘群先、高其度、帅孟奇、周超英)都是在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会)和妇女部两个部门任职。
此外还有黄励，于民国21年冬～22年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金维映于民国19年10月～20年1月任中共江南省委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9年5月～1996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工作机构中，共有部门女负责人44人，其中正职13人、副职38人(内有７人任副职前后曾任正职)。
上海解放后的前17年(1949年5月～1966年5月)中，有正职女负责人６人，副职女负责人12人。其任职次数(７人次和17人次)分别占同期正、副负责人任职总数(154人次和317人次)的4.55％和5.36％。1976年10月～1990年12月间，有正职女负责人７人、副职15人，其任职次数(９人次和17人次)分别占同期正、副职负责人任职总数(102人次和214人次)的8.82％和7.94％。1991年1月～1996年12月间任命的正、副职女负责人分别有１人和11人。
政、军、统、群系统党组书记1949年5月～1996年12月，中共上海市市级政权、地方军事、统一战线和群众团体各系统的党组，共有正、副女书记13人，其中正书记8人，副书记６人(内１人后任正职)。
13名女书记分布在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简称市妇联，1957年11月以前称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简称市作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简称市政协)、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简称市科协)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简称团市委)５个部门的党组。
市妇联党组正、副书记共有9人(10人次)，全部由妇女担任。书记为章蕴(1951年12月～1952年8月)、关建(1978年9月～1983年9月)、曹舜琴(1983年9月～1985年8月)、邢至康(1985年8月～1992年9月)、章博华(1992年9月～1996年12月仍在职)。
副书记为赵先(1951年12月～1955年5月)、王云(1951年12月～1952年下半年)、刘光耀(1978年9月～1983年7月)、曹舜琴(1978年9月～1983年9月)、梁光璧(1988年8月～1993年3月)。市作协党组书记为茹志鹃(1985年5月～1989年12月)。市政协党组书记为谢希德(1988年4月～1993年2月)，市科协党组副书记为戈悦宽(1982年4月～1983年7月)，团市委党组书记为钟燕群(1993年3月～1996年5月)。
委、办、局、院、行党委(党组)书记1949年5月～1996年12月，中共上海市各委、办、局、院、行党委(党组)共有女书记71人，其中正职19人、副职58人(内６人以后任正职)。
上海解放后的前17年(1949年5月～1966年5月)中，有女书记23人,其中正职4人、副职19人。其任职次数(４人次和20人次)，分别占同期正、副书记任职总数(265人次和278人次)的1.51％和7.19％。1976年10月～1990年12月，有女书记45人,其中正职11人、副职34人。其任职次数(11人次和36人次)，分别占同期正、副书记任职总数(243人次和411人次)的4.53％和8.76％。1991年1月～1996年12月,任命有女书记12人,其中正职2人、副职10人。
3.中共上海市各区委〔注：中共区委的设置是同行政区的设置一致的。1949年5月解放以后至1996年12月，上海市区先后共建立过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闵行、吴淞、宝山、嘉定、老闸、邑庙、蓬莱、嵩山、常熟、新成、江宁、北站、提篮桥、北四川路、榆林、水上、东昌27个区。其中黄浦至杨浦的前10个区，在1949年9月和50年代建立后，除个别区曾中途短期撤销过外，一直存在，这在文中统称之为长期建区的10个区(或区委、区人民政府、区政协)。老闸至东昌的13个区都在50年代建撤。〕
书记民国12年9月～38年5月，中共上海市各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一级)共有女书记13人,其中正职12人、副职1人。女书记任职次数(16人次)占同期同级书记任职总数(421人次)的3.8％。
自1949年9月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复建时起，至1987年5月止，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先后有女书记８人，其任职次数(19人次)占同期区委书记任职总数(216人次)的8.8％。1987年5月～1996年12月，全市各区委无女书记。
1949年9月－1996年12月，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共有女副书记46人，任职92次。
解放初期（1949年9月－1956年5月），全市区委有女副书记7人。其任职次数（8人次）占同期区委副书记任职总数（72人次）的11.11％。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四届区委后期），有女副书记9人，其任职次数（9人次）占同期区委副书记任职总数（41人次）的21.95％。1993年5月－1996年12月（中区第五届和第六届区委的初期），有女副书记10人。
常委民国16年7月～24年9月，中共上海市各区委设常委，共有女常委９人。其任职次数(10人次)占同期区委常委任职总数(139人次)的7.19％。她们是薛映华(1928年1月任中共闸北区委常委)、金秀(1929年1～5月任中共沪西区委常委)、傅缦云(1929年1～5月任中共沪西区委常委；1930年10月～1931年1月任中共曹家渡区委常委)、徐大妹(1929年9月～1930年6月任中共曹家渡区委常委)、曼魂(1930年6～7月任中共闸北区委常委)、姜兆麟(1930年6～7月任中共沪东区委常委)、张小妹(1930年10月～1931年1月任中共小沙渡区委常委)、帅孟奇(1931年3月～1932年夏秋，任中共沪西区委常委)和孙启玉(1932年9月～1933年3月任中共沪西特区委常委。该特区委与中共沪西区委属平行关系)。
1953年4月起，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复设常委。至1992年12月，全市共有区委女常委79人，其任职次数(146人次)占全市区委常委任职总数(1014人次)的14.4％。
复设常委初期(1953年4月～1956年6月)，全市区委女常委任职次数(25人次)占同期区委常委任职总数(169人次)的14.79％。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四届区委后期),全市区委女常委的任职次数(13人次)占同期区委常委任职总数(117人次)的11．11％。全市区委女常委任职次数比例以第三届(1987年1月～1990年1月)时较高，为15.29％。
委员民国14年10月～38年5月，中共上海市各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一级)共有女委员43人。其任职次数(62人次)占同期区委委员任职总数(705人次)的8.79％。
1949年9月～1992年12月，全市中共区委共有女委员259人，其任职次数(515人次)占全市区委委员任职总数(2811人次)的18.32％。
解放初期(1949年9月～1950年6月)，全市区委女委员任职次数(23人次)占区委委员任职总数(109人次)的21.1％。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四届区委后期)，全市区委女委员任职次数(44人次)占区委委员任职总数(286人次)的15.38％。
候补委员1956年5月～1992年12月，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历届(除第二届外)都设候补委员。全市各区委先后有女候补委员29人，其任职次数(33人次)占同期区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148人次)的22.3％。
4.中共上海市各郊区区委〔注：上海解放后的1949年5月～1960年11月，上海市郊区先后设有新市、江湾、吴淞、大场、真如、新泾、龙华、高桥、洋泾、杨思、东昌、东郊、西郊、北郊14个区和浦东县。1958年1～11月，江苏省所属上海县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时，上海市郊原属的区、县与之归并调整。此后，上海市郊区长期设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10个县。1988年6月起，宝山、川沙、上海、嘉定４个县先后撤县并区或改区，至1996年12月止，上海市郊县只有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６个。上海市郊区的中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设置都按上述行政区、县的建撤而定。〕
委员和候补委员1949年9月～1960年11月，中共上海市郊区区委和浦东县委共有女委员７人。其任职次数(10人次)占同期郊区区(县)委委员任职总数(367人次)的2.72％。这些女委员分布在杨思、洋泾、东昌、东郊、西郊、北郊６个区委，占郊区(县)委总数(15个)的40％。
同时，有女候补委员３人。其任职次数(３人次)占同期郊区区(县)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19人次)的15.79％。这些女候补委员分布在东昌、西郊、北郊３个区委，占郊区区(县)委总数(15个)的20％。
5.中共上海市各县委
书记民国36年1月～1949年6月，曾子平担任中共崇明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民国37年10月～1949年5月，徐嘉和施纫秋分别担任中共嘉太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共青松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949年5、6月上海等10个县建立县委，1958年划归上海市，至1977年11月，上海市郊县共有县委女书记４人。其任职次数(４人次)占同期县委书记任职总数(128人次)的313％。其中曾子平在1949年6～9月间任崇明县委书记。黄文琴、吕美英、李凤英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4月～1976年3月)先后分别担任宝山、川沙、上海３个县县委书记，1977年11月同时被免职。1977年11月～1996年12月，全市各县委无女书记。
1949年5月～1996年12月，上海等10个县共有中共县委女副书记17人，任职28次。
解放初期(1949年5月～1956年5月)，尚属江苏省的10个县的中共县委有女副书记２人。其任职次数(２人次)占同期县委副书记任职总数(59人次)的3.39％。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六届县委后期)，全市县委有女副书记５人，其任职次数(５人次)占同期县委副书记任职总数(36人次)的13.89％。1993年4月～1996年12月(中共第七届和第八届县委初期)，全市有县委女副书记２人。
常委自1952年10月中共上海县委开始设常委起，至1992年12月止，全市中共10个县委共有女常委46人，其任职次数(82人次)占全市县委常委任职总数(1167人次)的703％。
解放初期(1949年5月～1956年5月)尚无女常委。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六届县委后期)，全市中共县委女常委任职次数(７人次)占县委常委任职总数(95人次)的7.37％。
委员民国22年7月～23年4月的中共崇明中心县委，以及民国29年的５～10月的中共崇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各有１名女委员(俞亚芳和项清如)。
1949年5月～1992年12月，上海县等10个中共县委共有女委员132人，其任职次数(166人次)占同期县委委员任职总数(1878人次)的8.84％。
解放初期(1949年5月～1956年5月)，尚属江苏省的10个县委女委员任职次数(15人次)，占同期县委委员任职总数(343人次)的4.37％。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六届县委后期)，全市县委女委员任职次数(26人次)占同期县委委员任职总数(216人次)的12.04％。
候补委员上海县等中共10个县委自1956年5月的第一届设候补委员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届止,共有县委女候补委员25人，其任职次数(31人次)占县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195人次)的15.9％。
1956年5月～1958年12月(有的县至1963年3月)，10个县的县委女候补委员任职次数(3人次)，占同届县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39人次)的7.69％。1990年1月～1992年12月(中共第六届县委后期)，全市县委女候补委员任职次数(5人次)占同届县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18人次)的27.78％。各届中，全市县委女候补委员的任职次数比例以第五届(1986年12月～1990年1月)为最高，其任职次数(13人次)占县委候补委员任职总数(38人次)的34.21％。
６．中共上海市各乡镇党委〔注：乡的名称是对县、郊区属下一级政权单位的统称。上海解放以来，乡级政权的名称曾经历乡、区、乡、人民公社、乡等变化。乡级中共党委、人大、政府的全称随乡的名称的变化而定。负责人的职称有乡党委书记、人大主任、乡长、公社社长、主任之别。〕
市郊区(县)属乡镇党组织书记1949年9月～1960年11月，中共上海市郊区区委和浦东县委下属159个乡、27个镇，都建有中共支部、总支或党委等组织。在乡的党组织中，有女书记20人，其任职次数(23人次)占全市郊区乡党组织书记任职总数(438人次)的525％。乡的女副书记18人，其任职次数(23人次)占全市乡党组织副书记任职总数(270人次)的8.52％。在镇的党组织中，有女书记３人，其任职次数(３人次)占全市镇的党组织书记任职总数(64人次)的4.69％。镇的女副书记８人，其任职次数(８人次)占镇的党组织副书记任职总数(40人次)的20％。
县属乡党委书记1949年5月～1990年12月，中共上海县委等10个县委下属的乡党委共有女书记50人，其任职次数(72人次)占乡党委书记任职总数(2694人次)的2.67％。
解放初期(1949年5月～1957年8月)，乡党委女书记任职次数(10人次)占乡党委书记任职总数(342人次)的2.92％。1984年3月～1990年12月，女书记任职次数(８人次)占乡党委书记任职总数(475人次)的1.68％。
崇明县城桥乡党委先后有女书记３人，在各乡党委中人数最多。其任职次数(４人次)占该乡党委书记任职总数(17人次)的23.53％，仅次于宝山县庙行乡的25％。
同时，中共上海县委等10个县委下属乡党委共有女副书记312人，其任职次数(531人次)占乡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5898人次)的9％。
解放初期(1949年5月～1957年8月)，乡党委女副书记任职次数(10人次)占乡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416人次)的2.4％。1984年3月～1990年12月，乡党委女副书记任职次数(51人次)占乡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1156人次)的4.41％。
在各乡党委中，崇明县城桥乡党委女副书记的人数最多，先后共有女副书记５人。金山县朱行乡党委女副书记的任职次数比例最高，其任职次数(５人次)占该乡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16人次)的31.25％。
县属镇党委书记县属的镇党委女书记是在1961年9月开始有的，至1990年12月，中共上海县委等10个县委下属镇党委共有女书记15人，其任职次数(17人次)占1949年5月～1990年12月镇党委书记任职总数(406人次)的4.19％。
宝山县五角场镇有女书记３人，在各镇党委中人数最多。其任职次数(３人次)占该镇党委书记任职总数(８人次)的37.5％，仅次于金山县枫泾镇的40％。
县属的镇党委从1960年6月开始有女副书记，至1990年12月，中共上海县委等10个县委下属镇党委共有女副书记80人，其任职次数(117人次)占镇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647人次)的18.08％。1960年6月～1966年5月，全市镇党委女副书记任职次数(10人次)，占1949年5月～1966年5月镇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44人次)的22.73％。1984年4月～1990年12月，全市镇党委女副书记任职次数(16人次)占镇党委副书记任职总数(182人次)的8.79％。
在各镇党委中，上海县的龙华镇党委、宝山县的大场和江湾两镇党委、川沙县的高桥镇党委和崇明县的堡镇镇党委，都曾各有女副书记４人，人数最多。龙华、江湾和嘉定县的真如3个镇党委的女副书记任职次数比例较高，均为33.33%。而松江县佘山镇党委女副书记任职次数比例更高达40%。
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女团员
上海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的前身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民国９年８月。民国14年1月改称共青团。民国26年9月解散。1949年6月上海解放初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1957年5月复称共青团。
一、发展概况
民国10年、11年，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女团员有王会悟、杨之华等人。民国16年2月前后，上海的女共青团员有钱希均、庄东晓、廖苏华、王根英、陈琮英、刘桂宝、吴三妹等人。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女共青团员有廖似光、梁虹、李淑英、里希、项泰、王季愚等人。
上海解放时的1949年底，全市有青年团女团员7559人，占团员总数(38037人)的1987％。1996年，全市的女共青团员为406267人，占团员总数(850868人)的47.75％。1949～1996年期间全市女共青团员的
人数和比例，以1979年为最高。是年有女共青团员464700人，占团员总数(943100人)的49.27％。
二、共青团(青年团)上海市委领导成员中的女性
民国14年9月～17年9月，诸有伦、胡警红、杨龙英３人先后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委员，其任职次数(３人次)占民国11年5月～19年6月期间共青团(含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委员任职总数(61人次)的4.92％。同时，王宫琦担任了候补委员。
1949年6月～1996年12月，共青团(含青年团)上海市委先后有女书记３人。其任职次数(３人次)占团市委书记任职总数(20人次)的15％。她们是张本(1950年3月～1953年5月)、万桂红(1973年2月～1976年10月)和钟燕群(1993年3月～1996年5月)。同时，有女副书记7人。其任职次数(10人次)占同期副书记任职总数(73人次)的13.7％。她们是张本(1949年6月～1950年3月)、杜淑贞(1956年12月～1965年6月)、杨佩莲(1973年2月～1976年10月)、沈芬娣(1973年2月～1976年10月)、田宏(1983年5月～1988年)、李梅(1984年3月～1986年8月)、钟燕群(1991年6月～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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