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解放前，上海郊县劳动妇女主要从事耕、织、渔、盐特别是植棉、纺织、刺绣、编织等生产劳动。她们和农村男劳力一样，受封建地主以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此外，她们还担负着沉重的家务劳动。
解放后，随着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广大农村妇女翻身作了土地的主人，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农村妇女对郊县历年完成向城市供应农副产品的任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80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实现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妇女劳动力进一步获得了解放。许多妇女从传统的农副业生产进入乡镇企业、庭院经济等新兴领域，不但出色地完成"菜篮子工程"的任务，而且对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沪郊妇女的文化技术水平也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女性专业技术人才。1989年开展"双学双比"活动后，郊县妇女的文化技术水平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许多人获初级、中级技术职称,不少由妇女设计的产品，成为国内外市场的热销商品。
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后，郊县还建立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后又逐渐发展成为农、副、工、商、建、运综合经营的群体。在农垦事业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广大女职工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章 郊县农村劳动妇女
第一节 生产门类和人数分布
明嘉靖《上海县志》记载："男耕女织，外内有事"，但"田家妇女，亦助农作。"可见上海郊县农村妇女劳动力自古在农业和副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嘉定县始于唐代的黄草编织、松江县盛产于宋代的缂丝和明嘉靖三十八年(1569年)问世的顾绣、清末至民国初年由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发放的花边编结等，都由妇女操作。上海县从事花边编结的妇女最初仅约400人，民国28年(1939年)增至5000人。漕河泾、七宝一带，10～40岁的女性几乎人人习花边。川沙县
编结花边的妇女,民国19年已达23050人，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减少，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恢复至近9500人。钩针织品始于清末，松江县杜家行、庄家桥、小渡桥一带曾有约200余妇女操此业，民国初向泗泾、新桥一带扩展，从业妇女约600余人。此外沿海农村的妇女，还参加渔、盐业的劳动，包括结网、捕捞、建造制盐用的"团舍"、滩场和戽碱湖、挑灰等。
解放后，通过土地改革，市郊100多万农民分到了257万亩土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成为土地的主人。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由于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郊县农村劳动妇女队伍的人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女性始终是农村劳动力的"半边天"。
从农村妇女所从事的生产门类看，农业和副业仍占主要地位，但生产的性质及其具体内容，与解放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此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日益增多的妇女进入了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者队伍的行列。
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
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土改后第一年，部分沿海农田遭受了台风暴雨的袭击，许多妇女在从事田间劳动的同时，积极投入了抢修海塘，抗御涝灾的战斗。
1951年市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后，至1953年冬，入组农户338999户，其中女劳力占入组劳力的60％以上。在男劳力不足的互助组内，体力较强的妇女也承担起犁田、罱泥、开沟、浇粪、挑河泥等重活。担任组长的妇女则承担起播种、除虫、管理秧田等技术性操作。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体力较强的妇女也参加插秧、割稻麦、挑稻麦、挑河泥积肥等主要农活，体弱与年老妇女则从事摘棉花、选种子、除草、松土等。中、青年妇女还开始学用机器喷药除虫。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市郊妇女除患病者外，几乎全部投入农业生产劳动。据1959年统计，16～60岁农村妇女中，有90％参加集体劳动，人均年劳动日达240天。当时，男劳动力抽调至公社或外地去搞基本建设，不少女青年就投入兴修水利的工作，如挑河泥、修河塘等，经常性的农业劳动主要由中年妇女承担，连管理秧田、播种等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也全部由妇女来担当。有一批青年妇女还学会了使用插秧机等机械，出现了第一批女拖拉机手。宝山县杨行公社女拖拉机手尹阿妹创日耕131亩的纪录。"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点人头记工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受到影响，有的出工不出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郊区于1982年冬,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春开始发展专业户，农村妇女中的农业生产能手就成为种植专业户，部分剩余妇女劳力则向副业和工业生产分流。至90年代，由于农业上犁田、挑河泥、开河、罱泥、浇水等已全部实行机械操作，脱粒、收割等也实行半机械化，妇女劳力较多的是从事细致的田间管理工作，如耘稻、耥稻、棉花整枝、秧田管理、培育棉花秧苗等。
二、从事副业生产的妇女
解放初期，市郊农村妇女大多投入田间劳动，很少有闲经营副业。1958年后，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副业生产受到限制，从事副业的妇女为数也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更使农村副业几被摧毁殆尽。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菜篮子工程"的推行，郊县的蔬菜生产迅速发展，全市蔬菜面积和产量，1978年为42943公顷、159.29万吨，1990年为77605公顷、186.79万吨，1996年为88148公顷、262.01万吨，就主要依靠女劳动力。作为上海蔬菜生产基地的虹桥乡，其在田间劳动的9509个劳动力中，有6223个是女劳动力，占64%。
在动物养殖业方面，禽畜饲养是"菜篮子工程"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农村妇女参与较多的副业。虹桥乡从事猪、鸡、鸭和牛、羊饲养的3811名饲养员中，女饲养员有2661人，占70%。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还出现了一批妇女养殖淡水鱼和禽畜的专业户。从事种桑养蚕的妇女，则主要集中在金山县的兴塔、朱行、张埝、新农等乡。
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编织、编结、刺绣等传统手工艺，改革开放后也有较大发展。1983年，上海县陈行公社有3000多妇女从事刺绣、机绣。1985年，仅上海手工艺品总厂在郊县的厂外女编织员就达10万余人。
改革开放后，还有不少妇女参与了创汇农产品(如水貂、德国罗曼褐蛋鸡、蔺草、"一点红"茭白等)和庭院经济的开发经营。庭院经济主要是市郊农村妇女在1988年后利用宅前屋后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包括种植葡萄等果品的小果园以及室内饲养的长毛兔、肉鸽、鹌鹑等。1991年,全市有64027名妇女参加庭院经济竞赛，其中有12917人因此而脱贫致富。
三、乡镇企业中的妇女
上海郊县的乡镇企业，起步于50年代中后期的公社小工业，经过60年代的调整和70年代的徘徊，80年代进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主要从事田间和家庭劳动的农村妇女也随之逐渐走出家庭，离开农田，就近进入乡镇办的工厂企业，成为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农民。改革开放后，在乡镇企业中工作的人数增加尤其迅速。1976年在郊县社队办工厂务工的人数为42.3万人，1996年郊县乡镇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增至166.51万人，其中妇女有82.74万人，占总人数的49.6%。从松江、南汇、金山等郊县1965～1992年乡镇(社队)企业的情况看，亦可见其中女职工的人数和比重都有较大增加。
第二节 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
旧上海郊县妇女中文盲居多。建国后,随着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郊县妇女文化技术水平显著提高。1950年，郊区妇女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妇女总人数的比重为81.8%，1982年占12岁以上女性人口的比重为34.10%，1990年占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比重为30.57%，1996年占女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19.6%。据对具有不同文化程度的郊县妇女分析，1982年10个郊县共有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1740066人，其中大专以上17886人，占1.3%；中专、高中280816人，占16.14%；初中624648人，占35.8%；小学816716人，占46.8%。1990年9个县共有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1748652人，其中大专以上25030人，占1.43%;中专、高中24636人，占14.09%；初中722992人，占41.35%;小学754269人，占43.13%。
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女性人数也不断增加。郊县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1982年为86028人，占43.3%；1990年为121024人，占47.9%。同时,全民所有制单位(包括农业科研单位等)农业技术人员中，女性的比重也有所提高。
1991年，女性农业技术人员787人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2人，占2.8%；中级职称的155人，占19.7%。1992年，女性农业技术人员803人中，具有高级职称的20人，占2.5%；中级职称的166人，占20.7%。
1989年起在郊县农村妇女中开展的"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活动，是促进农村劳动妇女文化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在该年的活动中，市郊有54.3万妇女参加了1.12万期(次)科技学习班，学习水稻地膜育秧、配方肥料等新技术，有4800多名妇女取得了初级技术职称，700多名妇女获得中级技术职称。1991年,全市郊县有6299名妇女获得市、县、乡"双学双比"女能手称号。1992年有2万妇女获得初、中级技术职称，至1998年全郊妇女中有4.2万人获初级职称，1万多人获中、高级职称。
妇女进入乡镇企业，也有力地推动了她们对文化技术的学习。1991年，乡镇企业中参加操作比赛和知识竞赛的女职工达42万人次；通过培训，有32829名女职工分别通过了2～5级工的考核。1993年乡镇企业女职工通过技术晋级考试的有4万多人。广大女职工在乡镇企业的"双增双节"活动中提出的许多合理化建议，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一些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女职工在设计新产品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显示出不亚于男性的创造力，不少女职工还由于具有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而成为乡镇企业的骨干,如松江县大港乡被单厂织造车间8名领导管理人员中有6人是女性。
第三节 劳动生活状况
一、劳动状况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上海县志》记载:"女子既日勤纺织,主饷之任,复佐男以踏车。"可见自古以来,上海农村妇女不仅操劳家务,料理全家的膳食、衣着,肩负着家庭生活重担,还要参加各种农业和副业劳动。当时不少农村种植棉花,植棉从播种到采花大多由妇女操作,其中特别是"脱花"一项,需在烈日当头的炎夏,反复除草六七遍,尤为艰苦。棉花收获之后,纺纱织布更是许多农妇的主活。
土改后与初级社时期，妇女在农业劳动中用的工具主要是铁、锄头、镰刀、扁担、稻床、脚踏水车等，完全靠人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进度慢。高级社期间，半机械化的设备逐步进入上海郊区，妇女们除虫可用手压喷雾机，挑担可用劳动车替代，脱粒可用脚踏脱粒机和马达滚筒式脱粒机，抗旱也由水泵替代了担水浇地。1958年,上海郊区普遍推广"上农64型"插秧机，青年妇女坐上插秧机，一人驾驶二人装秧就可完成插秧任务，免除了过去抢种季节大批妇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连续弯腰劳动。60年代后，经过改进的中、小型拖拉机逐渐替代了牛拉犁，电灌站也不断发展，从而大大减轻了妇女的劳动强度。如南汇县,1982年全县机耕面积已达90％以上，1985年全县实现了排灌机械化。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市郊农村出现了联合收割机、开沟犁、机动喷雾机等农业机械，更使广大妇女进一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及以后的一些农业生产活动中，也出现过妇女的劳动负担过重，忽视妇女生理特点，许多产后妇女未经充分休养即下地劳动,经期妇女同样下水田操作等现象,影响了妇女健康。"文化大革命"期间，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妇女的身体健康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1958年后，市妇联配合有关部门，提出了妇女劳力的特殊照顾办法。1960年,市委批转市妇委《关于市郊农村妇女劳动保护、防治妇科病的请示报告》，切实加强了郊县妇女的卫生保健和生育健康工作，实行"四期"保护措施,即对产期、哺乳期、孕期和月经期的妇女实行保护。主要措施包括：产期，妇女有25～40天产假，期间享受原工分或女劳力的平均工分；孕期、哺乳期和月经期则享受"三调三不调"的待遇，即孕期调轻不调重（孕妇调做轻活），哺乳期调近不调远（安排较近的劳动地点，便于喂奶），月经期调干不调湿（不下水田干活），取得了较好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劳动保护措施的实施在部分地区受到一定阻碍,1978年后逐步得到恢复,少数地区产假已提高到40～56天,对孕期的照顾除了调轻不调重之外，为了保护胎儿，增加了孕妇不参与打药水等农活的规定。哺乳期仍照顾上、下午各半小时。
上海郊区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妇女劳动强度增加,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产期保护，十个县均有规定给予产假工分，除崇明县补贴15天外，九个县均有30～60天的补贴工分。对哺乳期的照顾，有的按实际喂乳次数补贴工分；有的由大队负担哺乳工分；有的由社员相互照顾，不扣工分，也不另给喂乳补贴；有的在农闲期把哺乳的妇女调离大田，做辅助工作，农忙时哺乳的妇女仍下大田，哺乳时间不扣分。对怀孕期保护，有的调做轻工，报酬仍按原来工分计算；有的派员代做责任田农活，工分由怀孕妇女支付，产量记在怀孕妇女帐上。随着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从事田间劳动妇女的"四期"保护由农户自行安排,有关部门不再统一规定。
二、生活状况
1.劳动报酬
在小农经济时期，妇女为丈夫的附庸，无经济权，农田劳动所得无从单独计算，就是由妇女一手纺织的土布和养鸡所获鸡蛋，也由丈夫或公公上市出卖，妇女本人毫无所得。那时全家劳动收入低，生活贫困，吃的是稀粥、杂粮、芋艿、南瓜，穿的是打补丁的土布衣，晚上点盏菜油灯供妇女纺纱、织布。合作化后农村经济有所改善，初级社年终分配时，三成按入股土地分配，七成按劳动分配。高级社时不计土地报酬，完全按劳动计酬，年终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妇女个人劳动所得仍无从计算。当时全年全家劳动所得与全家口粮支出相抵，仍有不少透支户，特别是纯粮区，如金山县当时透支户占40～50％。1958年后，农民收入渐有提高。松江县农业人均收入：1958年为66元，1961年为98元，1966年为134元，1976年为155元。在此时期妇女与男劳力分别评工记分，妇女每年劳动所得能在各户的分配清单上显示，但是还较普遍地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评工记分往往是"男10分女8分"，即男劳力在田间干一天记10分，女劳力只记8分，体力差的递减。即使男女劳力干相同工种，记分时女劳力仍低于男劳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乡、村两级企业集中。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为数不少的企业仍然沿袭着原来生产队采用的"男10分女８分"的传统计酬方法，造成乡镇企业中同单位同工种女职工基本工资低于男职工的不合理现象。据崇明县妇联1987年对17个乡镇
企业女正职领导干部的调查，11％的女性只有男性工资的80～90％；有些技术熟练的女工，其工资竟低于男徒工；有的单位甚至明文规定女学徒工工资低于男徒工；即使一些实行计件工资的工厂，也有男女性别差异，如有的服装厂规定，男工缝一件衣服为1.2元，女工为１元；有些单位发奖金也有性别之差，女低于男，年获奖金相差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这种状况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普法"宣传的深入而逐步改变。1985年底，嘉定县355个乡镇企业中，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占25％；508个村办企业中，男女同工同酬的占24.8％。至1987年底，嘉定407个乡镇企业中，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占54.56％。1987年11月，市妇联与市农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上海市农村男女同工同酬的意见》，提出乡镇企业于1990年底全部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至1989年底，嘉定、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青浦等县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已达到或超过90％。
2.收入和生活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妇女可以按自己的特长承包各种农活，年终收入也归入妇女自己名下,据全市各年抽样调查，郊县农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明显递增。
副业生产是妇女收入增加的重要来源。1982年,上海县虹桥公社井亭大队井亭生产队高翠娣、张彩英二人承包饲养肉鸡和蛋鸡，净收入11487.12元，比原定指标超额7787.12元，高翠娣分配所得940元，张彩英得853.77元。川沙县六里公社艾东大队种子场，每个女劳力1979年年终分配为730元，1980年为910元，最高达1180元。1984年市郊实行专业户后，妇女的副业收入进一步增长。上海县新泾乡的种菜能手诸小妹承包蔬菜作物，1978年净收入7000元，1988年净收入10000元。奉贤县养殖能手张勤芳1988年净收入达35000元。1988年庭院经济推广后，金山县钱圩镇星火村90％以上农户种植果树、花卉、瓜类等，全村庭院总产值28.07万元，使各户家庭经济增收30％。嘉定区望新镇古塘村全村妇女广种巨峰葡萄，全村葡萄收入每年达100多万元，有10户农民致富后在镇上购买了商品房。根据1993年市"双学双比"
协调小组办公室的统计，全市郊区农户庭院经济年收入较低的每户1000元，较高的每户7000元。嘉定区唐行镇双浏村户均庭院经济年收入7000元以上。
1988年后，市郊妇女中还出现了一批兼种户，她们既种棉粮，又种瓜果蔬菜，同时兼搞庭院经济，都获较高收益。南汇县下沙镇梅元村的钱墨仙，种植５亩水稻，平均亩产1500斤，种植1.5亩草莓，收入3000元，培育3000平方尺蘑菇，收入10000元，屋外场地种植草菇，收入1600元，全年收入可达20000元。1995年起，郊县农村妇女中出现了"扶贫帮困"的热潮，一批在"双学双比"活动中涌现的生产能手、示范户等与贫困姐妹结成帮困对子，使三分之一左右的贫困妇女开始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农家妇女生活条件迅速改善。据嘉定县1992年的调查,百户农户拥有的财产情况为：自行车302辆，缝纫机83台，电风扇241台，手表277只，录音机26架，电视机112只，电冰箱36个，洗衣机45台，自来水普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新建或翻建楼房，部分农户还到县城或乡镇购买商品房。
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亦因她们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有所提高，据上海市妇联于1990年11月对987名农村男女调查，65.9％的家庭是夫妻共掌家庭经济实权；29.7％的家庭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极少分担家务的丈夫占19.6％；自感在家庭中地位较低的妇女占2.8％。民主平等型家庭在市郊逐步增多。
第四节 贡献
古代以来，上海郊县农村在棉花种植、加工以及刺绣、编结、编织等手工艺方面作出优异成绩的杰出妇女屡见不鲜。解放后，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郊县农村妇女中的能人巧手，更是大量涌现，她们在农、副、工业生产、技术创新以及农田和企业的领导管理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农业生产
上海近郊农业素以棉花为大宗。元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松江府乌泥泾--今徐汇区龙华乡东湾村人）于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从海南返回故里，向乡民推广植棉，传授植棉技术，并教以制造擀、弹、纺、织之具的技艺和织造工艺,从而促进了上海纺织业的繁荣，"松郡棉布，衣被天下"，所产布匹，直至清末盛销不衰，上海农家机杼享其利达600余年。黄道婆因她所创造的业绩而受到后人的崇敬。
解放后，革新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粮、棉生产水平，成为郊县农民面临的重大任务。广大农村妇女付出艰辛劳动，取得显著成绩，并涌现出大批农业生产能手，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第一线妇女中先进人物的事迹尤其突出。松江县新桥公社陈家巷一队种粮能手何仙花，于1984年承包全队200亩农田中的81亩粮田，全年粮食总产达54540.5公斤，个人向国家上缴粮食居全县之首。金山县金卫公社繁荣三队植棉能手陈巧英，用她多年积累的棉花高产稳产经验，使全队45.4亩棉田从1969～1980年连续十一年平均亩产皮棉在105公斤以上。1980年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该队棉花仍达到亩产皮棉105.8公斤。上海县陈行公社陈行七队孙培元老妈妈，大胆担任了过去全由男性担任的稻田水浆管理员,根据水稻生长规律，进行合理的水浆管理,使该队双季早稻从1979～1982年连续四年达到平均亩产391.7公斤，比全大队平均高59.3公斤。上海县陈行公社为民一队植保员陈藕英，从1972年开始担任植保工作十二年，她细心观察大田虫害情况，认真学习治虫防病的科学知识，经她喷打的棉田、秧地、稻田几千次，从未发生过一次药害。
搞好蔬菜生产，扩大种植种类，满足城市人民生活需要，是郊县农民肩负的又一重任。80年代后，市郊农村妇女为更好地满足市民菜篮子的需求，除努力提高蔬菜产量外，还不断增加蔬菜品种，取得优异成绩。嘉定县封浜乡蔬菜种子场场长蒋月英，从几百种蔬菜品种中进行培育筛选试验，选育出高产、优质、适应淡季供应的30多个品种。1992年被评为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女能手。宝山县彭浦公社农科站技术员李美珍，从1968年开始，将北京早红番茄与古巴"402"大红番茄进行杂交，四年后培育出"浦红一号"优良品种，此外还培育出605、704、613秋青菜的新品种，都具备抗病能力强的优点。李美珍因此获市重大科技奖，并获"农民农艺师"称号，任上海市种子学会理事。南汇县东海镇果园村农民张水仙,从1991年开始种植2亩"伊丽莎白"甜瓜，1993年与丈夫一起承包种植30亩4个品种甜瓜，净收入达15万元。1994年后,她先后带领30余家乡村姐妹到昆明、厦门、深圳等地异地种瓜，走出了一条共同勤劳致富之路，1996年被评为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女能手。上海县梅陇乡农民马桂珍，1988年从种菜转到种花，经过四年努力，种植花圃25亩10多个品种，培植的康乃馨在上海市花卉协会质量评选中被评为第一名,试用高温育苗法，使花圃一年四季鲜花盛开，1992年获得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女能手称号。
二、纺织、刺绣、编织、编结
明代弹织巧手丁娘子，松江府华亭县人，是织妇中的佼佼者，所弹棉絮都能飞起，用它织成的布极为精软，称丁娘子布，又称飞花布，用以做衬衣，轻软保暖，曾被选为供宫廷用的贡布。
松江、青浦县妇女从事的缂丝与绣品工艺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在国内外有很高声誉。其中，松江缂丝（亦称刻丝）盛产于宋，是中国古代精美的丝织工艺品，其名手为宋代华亭县人朱克柔，她所制缂丝紧密丰满，丝缕匀称，配色多彩，层次分明，画面协调。其所作《牡丹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茶花图》、《莲花乳鸭图》等，为当时文人官员视同名画，朱被誉为当时中国缂丝技术的高峰。明嘉靖三十八年（1569年），顾绣问世。1977～1978年，松江工艺品厂继承和发掘"上海露香园顾绣"工艺，恢复生产，成为国内生产顾绣唯一的企业。该厂绣制的《红蓼水禽图》、《群鱼戏藻图》两幅制品，荣获上海市民间工艺品绣制和画稿一等奖。1980年,该厂又有《猿猴攫珠》等８幅制品赴日本横滨展出，现珍藏于横滨博物馆内。顾绣制品已远销美国、日本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青浦县商榻淀山湖绣服厂的诸其珍、徐燕红、周更英，于1979年学习刺绣，三年后掌握近300种针法，并自描自绣，能适应外商的各种要求。1985年2月，她们应意大利康坦尔公司邀请赴米兰市作刺绣表演，博得好评。1983年4月，川沙县北蔡绣工秦金芳赴日本、意大利进行操作表演,被誉为中国"刺绣技艺家"。
上海县的漕河泾、七宝、莘庄、朱行、梅陇一带妇女历来善编结，已有100余年历史。最初，她们用骨筷、发夹等磨成钩针，编结发网、帽子、荷包袋等，其成品除自用外还出售。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设传习所，教授徐家汇、漕河泾等地民女编结码带花边，饰于台布、窗帘、服装，行销欧美，并多次获奖。花边生产在川沙县也历史悠久，参与妇女甚多。民国２年（1913年），邑人顾少也设美艺花边公司发放花边料，并在高昌乡（现顾路镇）设传习所，教授女工花边工艺，一时县境内妇女习此者千数百人。产品有各式窗帘、台毯、服饰等，其中尤以"飞立来斯"图案得欧美客户青睐，外商竞相订购。
黄草编织是嘉定县妇女兼营的一项手工艺。此业始于唐代，已有千年历史，徐行一带被称为黄草之乡。民国3年，以各式蒲鞋和手提包为主的黄草产品已销往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年总产值10多万元。民国10年,黄草织品年产值达70万元左右，品种有彩条、牡丹、龙纹等各式拖鞋，还有精美的钱夹、草帽、台毯、果盒、杯套等，图案生动，造型美观，做工精细。解放后，嘉定的黄草织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其产品至1985年已发展为拖鞋、提包、果盘、茶杯套、座垫、帽子、钱夹、茶盘等10个大类，1500余品种，并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群艺社李月琴精心设计并编织的和平鸽图案拖鞋，在1956年民主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博览会上荣获奖章，一些黄草织品成为国际交往中赠送的珍贵礼品。此外，崇明县妇女用芦、竹、柳条编织成的帘子、芦席、芦花蒲鞋、菜篮等，也深受市场青睐。
三、养殖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了一批养殖禽畜的女专业户，如崇明县新河镇三烈村专业养鸡户刘丽娟，合作乡永乐村的养兔专业户徐亚英等。青浦县大盈乡养鸭专业户林月英科学养鸭，在鸭的饲养管理、繁育、疾病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把技术传授给其他专业户,1993年被选为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嘉定区南翔镇勤耕村农民技术员朱振芳，80年代起以自己丰富的养鸡技术先后带领200多户贫困户和下岗女工学习养鸡技术，传授饲料配方、防疫治病、种苗选择和经营服务等知识，帮助她们脱贫致富。在长毛兔的饲养方面,南汇县妇女具有特殊技能，在上海市首届"创世杯"毛兔剪毛比赛上，该县祝桥乡戴云熬联谊总兔场的两只母兔，分别以一次产毛645克和650克，创造了两个体重级别的毛兔个体一次产毛世界最高纪录。该兔场213只参赛的毛兔，年产毛量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公兔平均每只年产1529.7克，母兔平均年产毛2067.68克。
水产原是男劳动力从事的行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妇女养殖淡水鱼等水产品的专业户也不断涌现。金山县邱其珍养殖场1987年放养58亩水产，每亩产鱼968.1公斤，并研究成功淡水鱼均衡上市的养殖技术。宝山区长兴乡的沈永珍在1987年联合两家贫困户，投资２万元，修造蟹塘，放养蟹苗，翌年即上市螃蟹1000多公斤。青浦县解放公社盈港大队鳝龙生产队的妇女育珠小组，1979年珍珠产量高达124公斤，成为培育蚌珍珠的能手。
种桑养蚕是金山县妇女擅长的副业。1952年有兴塔乡妇女莫翠宝带领妇女首创种桑养蚕副业。改革开放后，朱行乡的种桑养蚕专业户沈华芳又为全乡妇女带了头，该乡1989年鲜茧总产量达152.94吨，使金山县朱行、张埝、新农等10个乡成为"蚕乡"。
市郊农村妇女在养蜂事业上也作出了贡献。金山县亭新公社养蜂场20组组长龚昭娣，带领全组人员安家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以帐篷为家，进行科学养蜂，创造了每箱蜂提取6～9格皇浆的新纪录（一般每箱
提皇浆３格），探索出开门运蜂不断洒水的新办法，以减低运蜂过程中蜜蜂的死亡率。1980年连续阴雨，在45个养蜂组亏损的情况下，该组仍创产值18300元，无灾年该组产值一般在36000元左右。
四、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女职工学文化、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创造力令人注目。金山县朱行制药厂的谢菊芳，原来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经10年奋斗，终于取得高等分析化学专业的结业证书,于1983年研制成功新药"乐可眠"、"速效感冒胶囊"，1984年又研制成功抗早孕"结晶天花粉蛋白注射液"、"利胆醇"、"848"和"845"等医药新品种。青浦县徐泾长毛绒玩具联营厂陈桃女，1986年设计的SA3036、SA3045小熊玩具成为厂的当家产品，产值达200多万元，创汇73万元，她设计的多种新产品远销美国、意大利等国家。青浦县爱思F箱包厂女技术员吴菊妹，设计的产品远销日本等国家。南汇县横沔绣衣厂龚明娟设计的绣衣远销美国、日本、东南亚及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６月上海服饰协会成立时参加评选，她一人同时荣获一、二等奖；1987年10月应邀赴日本作绣衣绣花表演，为绣衣厂一次签订绣衣合同４万件。上海县华漕化工厂宋玉英，自学大学化工课程，并试制成功新产品21个,其中酒石酸的试制成功每年可创利30万元。开达机模厂成素兰，1987年研制成功注塑模标准件TG-A、TG-B、TG-B1推管，TGA-1推杆产品，被列入1988年出版的《中国模具标准手册》，参加国际模具展览。
五、领导管理
农业互助组和合作化时期，农村各级女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市郊建立互助组时，一些妇女就挑起了互助组组长的重任。嘉定县黄渡乡朱玉英，组织七户最困难的贫苦农户成立了全乡第一个互助组，被人讥称为"穷鬼组"，该互助组于1955年发展成为黄渡管理区的第一个初级社。外岗乡以金小妹为组长的互助组中全是妇女劳动力，被人讽刺为"尼姑组"、"寡妇组"，秋收时却夺得全村最高产量，被群众公认为模范互助组。合作化后，全郊区的369个高级社和71个初级社中有女社主任390人，女管理委员2112人，女生产队长1286人，基本上做到社社有女社长，队队有女队长，她们带头苦干、巧干，成为妇女群众中的带头人。南汇县盐仓公社六楼十队生产队长金明仙，带领全队社员在二年内改变了后进队的面貌，使粮食常年亩产从1976年的660.6公斤上升到1978年的1036.7公斤，皮棉亩产从1976年的57.2公斤上升到1978年的127.9公斤，油菜籽从1977年的108公斤上升到1978年的167.9公斤，群众誉称她为"六楼十队的李双双"。宝山县横沙公社新丰大队干部梁美芳深入到生产落后的第七生产队，1978年在横沙岛受咸风咸水灾害的情况下，使七队产量大幅度增长，粮食亩产1042.5公斤，名列公社第一，皮棉亩产98.5公斤。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许多女村民组长又成了联产承包后农业生产的促进者。嘉定县华亭乡联五村胡村村民组长周太芬从1988年担任组长后，组织村民学习党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发动村民科学种田，引进优良品种；动员村民连续四年改造低产田，优化土质，理顺田块；带领村民种好"丰产方"、"指挥田"，至1991年，全队85亩大麦、小麦、元麦平均亩产285公斤，35亩油菜籽亩产187.5公斤，35亩中绒棉亩产101.5公斤，均达全县第一。
乡镇企业的兴旺发达，还造就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女农民企业家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嘉定县南翔特种制线厂张仙娣1986年担任厂长后，于1989年即致力于提高"高强度涤纶缝纫线"的质量，达到出口产品水平，还大量增加新产品，1991年获星火科技进步二等奖、印尼博览会金奖，1992年获墨西哥博览会银奖，产品在上海市场覆盖率达90％以上，并行销十几个省市，她于1991年获全国优秀星火企业家称号。李培佩是上海县新泾乡上海望春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该公司是全国乡镇企业的百强之一。1978年她始任厂长时，该厂只有百余名职工和简陋的设备，至1995年,该厂在海内外已拥有20家子公司，是我国唯一集纺纱、织造、印染、制品、科研、跨国贸易于一体的多线生产经营和出口的集团型企业，出口创汇额从1991年的343.7万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000万美元。她于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1988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0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女乡镇企业家标兵称号。
第五节 荣誉
上海郊县妇女以她们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历年获全国荣誉称号者有全国劳动模范1人(1995年),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8人(1959、1960、1989年),全国新长征突击手6人(1979、1985年),全国"三八红旗手"198人次(1960～1996年),全国"三八红旗集体"41个(1960～1982年)。历年获上海市荣誉称号者有上海市劳动模范190人(1978～1996年),上海市先进生产(工作)者48人(1956～1978年),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129人(1979～1993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4379人次(1960～1996年),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800个(1960～1996年)。
历年获全国荣誉称号的个人及集体名录
全国劳动模范 宋秀华
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
范玲娣 张小妹 郭美群 赵敏娟 杨惠仙 姚梦祥 倪丽娟 庄瑞芬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1979年 胡传萍 王桂莲 吴沛萍 周 卫 许林宝
1985年 孙红娟
全国三八红旗手
1960年
张凤花 徐雪林 叶阿大 陈全妹 吴金娣 李润宝 蔡彩贤 汤娟宝
金小妹 刘纪珍 李雪娣 吴宝英 钱月宝 顾银凤 杜惠娟 张华珍
张秀华 尹阿妹 洪富南 邹金娣 王小妹 顾云云 朱大舍 王招弟
赵士英 左淑东 王兰英 张方行 孙静娥 朱林妹 盛金妹 姚凤珠
胡秀英 范玲娣 周凤英 倪丽娟 徐秋云 杨惠仙 陆惠芳 赵翠娣
周凤珍 秦惠珍 蔡云章 夏佩芳 夏决英 沈美宝 彭妹妹 潘梅仙
沈小妹 徐杏弟 张顺秀 桂棠妹 杨金莲 项婉芳 张小妹 邢美芳
朱全珍 王银秀 竺桂宝 姚素珍 沈菊芳 杨玲宝 韩惠华 徐兰珍
包美仙 张爱芳 姚梦祥 平亚莲 杨新珍 黄四妹 徐仁南 王爱仙
顾秋珠 吴梅芳 张丽香 陈锦芳 陈桂珍 陆减英 漆连英 顾永仙
马秀娣
1978年
李美珍("三八红旗手"标兵）王根娣 陆小妹 陈秀琴 韩瑞云 张福娣
陆雪宝 邵莲芬 徐云芬 王秀琴 金惠芳 沈爱珍 张秀兰 侯云宝
梁美芳 汤巧宝 朱 琴 夏瑞华 黄根英 孙金妹 邱秀英 王薇芹
叶克义 赵文仙 徐乃卓 金明仙 马月莲 陈丽芳 陆水芳 许文英
平亚莲 陆金云 毛金宝 邱金妹 夏小妹 李素宝 钟亚英 陈巧英
龚昭娣 曹秀文 费静华 赵明华 陶小妹 尤林珍 徐惠芳 倪明华
项夏英 顾洪珍 朱文娥 吴惠娟 杨玉云 黄美琴 邵福荣 鲁月仙
杨月琴
1982年
杨美娟 杨惠莲 张福娣 袁瑞荣 张金花 张莲娣 王秀琴 刘德勤
佘清桂 陈胜南 姚培娟 孙月珍 苏彩玉 薛桂珍 张秀兰 樊玲妹
凌水宝 沈金妹 黄根英 周根梯 陈宏转 沈雅雪 马梅辛 唐林华
陈芹仙 华翠英 王学红 孙翠娣 姜桂仙 陆水芳 张新官 何秀娟
盛桂芳 邱金妹 李 华 陆阿多 赵明华 费湘云 陈巧英 马美芳
龚昭娣 许纪英 项夏芳 陈玉倩 夏爱英 池瑞芬 刘红英 施秀芬
龚士兰 吴惠娟 周静英 黄丽欣
1988年 李培佩 闵祥仙 陆根兄 邱其珍
1991年 杨玲玲 张美珍
1992年 马桂珍 蒋月英 李培佩
1996年 陈翠英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1960年
上海县马桥人民公社新民生产队妇女先进集体
上海县鲁汇人民公社光继生产队七仙女先进集体
上海县鲁汇人民公社光继生产队三金莲饲养场
上海县鲁汇人民公社光继生产队百胜妈妈先进集体
上海县新泾人民公社北新泾镇第三居委会老来红小组
嘉定县外岗人民公社钱门生产队幼儿园
宝山县罗店人民公社金星生产队女将棉花生产先进集体
浦东县严桥人民公社同心生产队南姚家宅食堂
川沙县黄楼人民公社赵行生产队妇女棉花生产先进集体
川沙县张江人民公社瞿家生产队四伯姆养鸭场
川沙县北蔡人民公社安建生产队穆桂英食堂
金山县朱泾人民公社增产生产队妇女水稻丰产先进集体
金山县兴塔人民公社红旗生产队食堂幼儿园托儿所
松江县城东人民公社新生生产队穆桂英突击队
松江县漕泾人民公社光明生产队穆桂英突击队
松江县天马人民公社三八妇女饲养场
青浦县练塘人民公社叶库生产队妇女水稻丰产先进集体
青浦县商榻人民公社金二生产队妇女水稻丰产先进集体
青浦县解放人民公社三八妇女生产塘
奉贤县三官人民公社胡村生产队幼儿园
奉贤县平安人民公社石桥生产队妇女学习文化先进集体
南汇县黄路人民公社同心生产队妇产院
南汇县泥城人民公社横港生产队全托幼儿园
南汇县老港人民公社牛肚生产队第四托儿所
1978年
宝山县罗泾公社海星大队妇代会
川沙县杨思公社塘子泾大队妇代会
嘉定县马陆公社马陆大队南马陆生产队
嘉定县徐行公社草织工艺厂样品编织小组
南汇县祝桥公社祝东大队第一生产队铁姑娘战斗队
松江县新桥公社新建大队第十生产队植棉小组
上海县七一公社沪星大队幼儿园崇明县堡镇旅社
青浦县练塘公社水产养殖场七姑娘养猪小组
1982年
上海县龙华公社港口大队联办托儿所
嘉定县外岗公社针织服装厂领带车间
宝山县江湾镇东妇代会
南汇县横沔公社妇女联合会
奉贤县青村公社方墩大队妇代会
松江县新桥公社北良泾大队妇代会
金山县农民画中心创作组
崇明县堡镇瀛东饭店旅馆部
第二章 国营农场女职工
第一节 人数和文化、年龄结构
解放后，上海在市郊沿江沿海筑堤围垦，共围筑起滩地77.8万亩。1954年,建起上海最早的国营农场--五四农场，以后陆续建起了上海国营农场群。至1996年底，上海农垦系统已成为拥有18个国营农场、20个公司的农、副、工、商、建、运综合经营的企业群体。
上海农垦职工最初来源于围垦的干部、工人、城镇居民和少量农民，1962年后，陆续吸收市区和县城的社会知识青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安置市区知识青年30万人。1978年后，经市政府批准，知识青年陆续调回市区，先后共20万多人，其中女性多于男性。至1995年，上海农垦职工大部分仍是城市知识青年和老围垦人员的子女，年龄都在40岁左右，初高中毕业生占80％。其中女职工4.7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43%以上。
随着农垦系统女职工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工作能力的增强，她们中有不少人担任了农场(公司)各级领导职务，成为干部队伍中的一员。
据1990年统计，女干部的文化结构，初中及初中以下程度1494人，占女干部总数的32.38％；高中程度615人，占13.33％；中专1453人，占31.49％；大学本科及专科1051人，占22.78％；研究生1人，占0.02％。女干部的年龄结构，25岁以下679人，占女干部总数的14.72％；26～35岁1029人，占22.30％；36～45岁1979人，占42.89％；46～55岁920人，占19.94％；56～60岁７人，占0.15％。
第二节 工种与劳动条件
在围垦期间和建场初期，国营农场女职工绝大部分都在围垦第一线，从事筑堤、挑土和平整土地等工作。1968年,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进场，95％以上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仅有5％的女青年从事食堂和种植蔬菜等后勤工作。冬季开河、筑路时，女职工亦全部投入，劳动强度大，工作十分艰苦。1970年后,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副业兴起，农场女职工逐步从大田调到室内，从农业调至工业、副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批女职工又调至商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劳动强度大大减轻。据1992年统计，11.19万农场职工中，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约3000人左右，其中女职工不到10％；而在2000名"三产"人员中，女职工却占70％以上。据1995年统计，农场女职工总数为47585人，其中农林牧渔业5036人，占10.5％；工业30533人，占64.2％；商业5553人，占11.7％；金融保险业９人，占0.02％；房地产业620人，占1.3％；社会服务业2518人，占5.3％；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业697人，占1.5％；教育、文艺、广播、影视业1710人，占3.6％；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39人，占0.08％；国家机关、社会团体75人，占0.15％；其他795人，占1.7％。国营农场女职工的劳动条件大为改善，能享受到应有的劳动保护待遇，并按有关规定发放保护用品。
第三节 收入与生活状况
上海国营农场女职工的工资，实行男女同工同酬。1978年前，农场职工平均月工资仅20多元，工资计算方法，按进场年份而定，不问贡献大小。1984年，农场干部、职工的工资制度纳入上海市全民企业的工资制度范围。1988年,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工资与效益挂钩浮动，打破了原来按统一的等级工资级差升级的办法，拉开了差距。单位内部按岗位职责轻重、技术复杂程度、劳动贡献差别评定工资或发给津贴、补贴。
农场女职工与其他国营企业女职工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在建场初期只负担本人的医疗费用，1973年扩大到直系供养亲属的半劳保。女职工的生育保险完全按照国家劳保条例执
行，并随着国家对女职工生育与计划生育的保险条例的改善而逐步提高。
农场女职工的生活状况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日益改善。据1990年抽样调查，８户干部家庭、12户女职工家庭，户均住房面积为29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以上。每人年均收入1574元，每个劳动力年均收入1644元，家庭就业人口平均2.6人。
第四节 贡献
1992年,农垦战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41.49亿元，经营利润2.1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37485元，这些财富的创造，与占职工近半数的女职工是分不开的。
地处皖南山区的上海黄山茶林场，有一支由300多名上海女青年组成的"三八"队，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19岁。从生产前方到后方，从生产到生活，从主业到副业，全由女青年承担。1977年(该队成立第一年)，就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超过全场平均生产119％，夺得全场第一名；茶叶平均亩产186.5公斤，比上年增长14.07％，成本下降11.53％；蔬菜平均亩产3300公斤，比上年增长26.92％；她们的茶叶试验田，亩产达225公斤。1977年底，茶林场掀起造田会战，姑娘们与男劳动力一起苦战一个月，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被评为造田工程先进单位。
东风棉纺织厂织布车间布房间91名职工中有87名妇女，1984年比上年产量提高11.72％，增加产值95万元；全年入库正品率92.62％，比上年上升5.65％，增加产值５万元；包装材料费用比计划降低1.67％，节约资金46101元。新海玩具厂(今新海玩具进出口公司)包装车间共有职工56人，其中女职工44人，1984年率先打破铁饭碗，把厂下达的指标分到每个生产工人，建立经济责任制，实行"四定一奖"（定产值、定产量、定质量、定岗位、超产计奖），每人产量增加69.68％，废品率从上年的５％下降到0.2％，职工人均收入948元，比上年增加100元。该厂设计组23名职工,其中18名是女性,1991年设计长毛绒玩具新品种1300个,超过年计划1000个,使厂的出口拨交额净增1000万元。
东风畜牧六场有职工27人，其中21名是妇女，饲养300头母猪，1991年繁殖650胎，平均每头母猪年产2.17胎，为全年提供商品猪8588头，平均每头母猪全年提供苗猪28.63头，实现利润35万元。
东风农场农牧公司农艺师顾云芳在合理化建议活动中成绩显著，她科学运用农药"遏飞虱"的防治战略得到专家的赞誉，她推广的增产素使麦子平均亩产提高19.7公斤，全场总产增收40万公斤，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合理化建议技术进步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第五节 荣誉
上海国营农场女职工历年来获全国荣誉称号者有全国劳动模范1人(197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1989年),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人(1979年),全国"三八红旗手"5人次(1978～1982年),全国农垦系统先进生产者8人(1978～1979年)。历年获上海市荣誉称号者有上海市劳动模范35人(1978～1995年),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28人(1979～1990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60人次(1978～1996年)。
历年获全国荣誉称号者名录
全国劳动模范
1979年 袁英巧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989年 孙美娥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1979年 戴松林
全国三八红旗手
1978年 章瑞华 陈琪云
1982年 黄景明 章瑞华 陈琪云
全国农垦系统先进生产者
1978年 王腊梅 王耀珍
1979年 袁英巧 黄竞芳 施惠兰 孙菊珍 徐惠华 章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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