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妇女的婚姻家庭关系，随上海的发展而发展，随上海的变化而变化。古代上海妇女的婚嫁，不论贫富，都由父母作主。双方父母经媒人说合洽定，称允吉，而后选择良辰吉日，由男方办"谒岳酒"后，到女家迎娶新娘，拜天地祖先，拜翁姑长亲，男女双方就成了夫妻。由于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占据统治地位,上海妇女被剥夺婚姻自主权，择偶由父母包办，不和谐的婚姻丈夫有权休弃而妻子无离异的权力，"从一而终"的贞操观犹如桎梏，许多妇女成为守寡、殉节的牺牲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家庭中，不少上海妇女从生到死，备受不平等待遇，被剥夺了姓名、居住、财产所有及继承等权利，一切"从夫"，成为丈夫的附庸、承受繁重劳役的家庭奴仆。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随着教会势力的兴起，在女教友的家庭中，家长对子女婚嫁的绝对支配权受到冲击。幼年订婚、指腹为婚、童养媳制等在女教友中已不再出现，历来恪守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

　　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社交活动逐步公开，自由恋爱开始出现，成婚途径也有了男女经介绍认识和自己结识等多种方式。五四运动进一步鞭挞了封建的包办婚姻，上海妇女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求学、谋职，逐步改变了过去对家庭的依附关系，开始以独立的人格去从事工作，追求爱情，并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对象和决定终身大事。但这种情况主要在上层知识妇女中较为普遍，广大的中下层劳动妇女由于经济地位低下，结婚仍被看作谋得经济依靠的途径，还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对象成婚。

　　民国时期虽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但有名无实。大部分上海妇女继续受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有的则备受剥削阶级淫乱生活的摧残，陷入被虐待、遭遗弃的境遇，女工及下层妇女更受各种社会恶势力的凌辱，经济受控制，人身自由被侵占。在此期间，包办婚姻与自主婚姻并存，但包办婚姻仍占主导地位。

　　新中国的诞生、婚姻法的实施，使延续几千年的旧婚姻家庭制度崩溃瓦解，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和男女平等的家庭生活逐步居主导地位。妇女获得了婚姻自主权，自由恋爱、自主择偶。上海自1952年起实行婚姻登记，不自愿和不合格的婚配不准登记结婚，保证了婚姻自主性，也提高了婚姻质量。妇女的离婚自由得到了保证，再婚的阻力也大大减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获得了姓名独立、居住自由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夫妻关系从旧的以丈夫为主宰的主从关系，逐渐转化为新的夫妻平权的伙伴关系，妻子与丈夫共同分担家务、共同决策家事、相互支持对方事业。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优生优育的宣传，对妇女的身心健康起了有益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妇女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社会参与能力，婚姻观念、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五好家庭"、"金婚佳侣"和"好妈妈"，推动了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章 婚姻

　　上海妇女的婚姻，既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又具鲜明的地域特色。封建婚姻的传统、资本主义文明的渗入，以及宗教势力的参与，加上上海妇女较早参加社会劳动等等，都直接影响上海妇女的婚姻形态。

　　第一节 结婚

　　一、包办婚姻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上海辟为商埠，但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妇女大多足不出户、少与异性接触；偶有男女私情，社会和父母必予干涉，婚姻仍沿袭传统，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无择偶权利,有的妇女甚至在成亲之夜才认识丈夫。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章太炎曾破例在报上公开征娶续弦，被视为越轨、荒诞，上海未有女性敢于应征;10年后，至民国2年(1913年)，才由友人介绍与汤国梨在沪成婚。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女学兴起，女学生接触社会、接受新思潮，萌生自由恋爱，但新式婚恋仍受到封建势力的阻挠责难。上海爱国女学学生吴其德，因难抵诽谤导致自杀，成为"新式恋爱牺牲的第一个女性"。

　　当时上海妇女的婚姻几无一例外地仍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据民国17年10月14日的《申报》记载，南市石街的金杏宝、金金宝姐妹，为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先后离家出走，到嘉兴尼姑庵削发为尼。她们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包办婚姻以"门当户对"为择偶的前提，"良贱不得通婚"，违者要受到严惩。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富商之女韦阿宝慕京剧名伶杨月楼技艺，交往生爱，由双方母亲主婚，但遭到韦的父亲、叔父反对，告官。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

　　当时上海女性无经济地位，家长为女包办择婿，总望男方条件优于女方，女儿婚后有所依靠。因此在"门当户对"前提下，选择郎君的门第要比自家高三分，于是"嫁女高三分"成为不成文的标准。

　　包办婚姻导致了多种畸形的婚配形式：有富人买妾、无赖卖妻、变卖孀媳以及贫穷人家买童养媳等买卖式婚姻；有"抢亲"、"扛孀"（抢寡妇）等掠夺式婚姻；有"指腹为婚"和"换亲"、"配婚"等强迫性婚姻；还有"冲喜"等迷信色彩的婚姻。其中尤以童养媳和纳妾最为普遍而严重。

　　童养媳 夫家以低廉的买价（一岁值一石米、一包纱或十块银洋），向贫苦人家买女为媳，一进门就充任劳力（帮做农活或做童工），成年后就是媳妇。这在市郊区及工厂区较为盛行，据民国22年2月15日《女声》第1卷第10期载对杨树浦女工的调查，100对夫妻中有80～90个是童养媳。据解放初1952～1953年的统计，上海县有327个童养媳回娘家；金山县有629个童养媳回娘家（均系未成婚的童养媳，已成婚的更难以计数）。童养媳因充当劳力，年龄一般比丈夫大，市郊素有"浦东大娘子"之说，其劳力付出强、衣食待遇差。据清光绪八年(1883年)五月十日《申报》记载，城内园浜西弄，有徐姓家的童养媳因受百般凌虐，体无完肤，苦楚难胜，乘姑外出，将洋烟吞下自杀。又据清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记载，4岁许给大马路永茂兴皮鞋店伙计张阿荣的童养媳蔡桂珠，15岁时被售予闵行镇花烟馆李鸨为娼，计得身价银150元。据解放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时的调查：马桥沙溪乡二村童养媳杨凤娟被婆婆金康氏拷打虐待，平时吃生螃蜞、生茄子，不堪忍受而逃跑三次，二次被警局拘留送回，最后一次（时13岁）外逃失踪无下落。信华纱厂杨根兄是童养媳，所得工钱全交给婆婆，吃剩饭，穿旧衣，生病不给治疗，还被丈夫、小姑从厂门口一直追打到一里多远。童养媳的遭遇之惨，可见一斑。

　　纳妾 为传种接代继承宗祠，《明律》规定"庶人四十岁以上无子许选一妾"。晚清时期，男子受法律保护，可名正言顺地纳妾。一夫多妻制带给女性沉重的苦难,造成家庭诸多矛盾，遗毒至今。民国时期的民法虽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但司法院又解释："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在人口登记中，妾被列入'同居家属'一项，其身分则不予注明，实是默许男子重婚。致使一夫多妻愈演愈烈，"重婚纳妾"现象成为旧上海婚姻问题中最严重的现象。因"娶妾并非婚姻"，妾即使被遗弃，状告法院也不予受理，大多下场悲惨。女工谢粉红，受地痞威胁做了小妾，长期遭受折磨，最终因不堪忍受投江自尽。

　　据上海市人民法院统计，解放初至1953年因"重婚纳妾"而离婚的案件占离婚案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又据1953～1958年上海民政局统计，因"重婚纳妾"而协议离婚的，6年中有5080件，占民政离婚总数的25.1％。

　　"换亲"和"配婚" 上海郊区贫苦农家因无钱为儿子成亲，盛行以女换媳的二家"换亲"（此俗延至解放初）。在无钱为子成亲、又无合适"换亲"对象时，还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亲兄妹"配婚"的。据嘉定县抽样调查，在1887～1987年结婚的7447对夫妻中，有58对为亲兄妹结婚，远郊青浦商榻乡在旧时也通行此俗。近亲通婚，大多导致后代智力或生理残缺。

　　招赘婚 封建宗法社会规定唯有男子能传宗接代，续谱世系，子女一律随父姓。一些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为了维护和延续世系制，往往采取招赘的办法弥补。据上海县华漕乡华漕村1989年的调查，招赘婚的家庭及其后代组成的家庭共有46户，占该村家庭总数的23.6%；以人口计算，占总人口的24.7%。招赘婚的女方俗称"坐家囡"；男方一般称"赘夫"。40年代前和40年代的赘夫必须改姓(建国以后一般不改姓)。赘夫大多来自外乡、外村，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被招赘。他们在"坐家囡"家中的地位，尤其是建国前的赘夫，犹如妇女出嫁到婆家一样，起早摸黑，做在前，吃在后，背后被人称为"雄媳妇"。

　　二、包办婚姻与自主婚姻并存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教会势力的侵入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传统的婚姻制度受到了冲击。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上海天主教神父郎怀仁对教友结婚作出如下规定：(1)禁止指腹为婚、买卖式婚姻、童年订婚、童养媳制；(2)教友婚礼由神父主持，在教堂举行，若神父不能亲往则须指定证婚人。这样，在女教友中幼年订婚、指腹为婚、童养媳制等旧婚姻制度无形中被冲破。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抨击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包办婚姻，上海妇女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状态亦随之起了变化。清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女子世界》第2期发起"通信订婚法"，刊登首创自由恋爱的王健善给女士的一封信："余以为宜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质疑问难，徐议订婚"。光绪三十三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她主张幸福美满的婚姻应当是："此生若是结婚姻，自由自主不因亲，男妇无分堪作友，互相敬重不相轻，平日并无苟且事，学堂知己结婚姻"。

　　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的报刊杂志相继发表《男女社交公开问题管见》、《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等文章，讨论婚姻自由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向警予更提出成立"婚姻自决同盟"的激进主张，呼吁以结盟方式对抗家庭和社会的封建包办，达到婚姻自决的目的，在知识妇女中很有影响。上海妇女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对象和决定终身大事。

　　婚姻观念的变化，使上海妇女从包办婚姻逐步向自主婚姻过渡，其成婚途径除父母包办外，出现了介绍认识和自己结识等多种方式。当时上海女性就业少，社交面窄，通过媒妁仍为婚配的必要途径，但已由传统的媒婆做媒过渡到亲朋邻里介绍，且介绍后双方可以通过交往加深了解，如对男方不满，可以提出退亲，具有一定的自主程度。民国元年后，上海女学生、职业女性队伍逐渐扩大，这个阶层的女性由于接触异性机会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婚姻观念快，不少人通过自由恋爱而择定终身伴侣。

　　但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不能一时铲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仍占很大比重。据1985年"五城市家庭调查组"对上海张家弄、长春街道、双阳里3个街道812名已婚妇女的抽样调查，在271名1937年以前结婚的妇女中，父母包办的有148名，占54.61%；介绍认识后结婚的有102名，占37.64%；自己结识后结婚的有21名，占7.75%。在社会的中下层，特别是农村，封建势力还相当严重，家长如发现子女自由恋爱，轻则打骂，重则囚禁，甚至导致子女自尽。据上海社会局公报：因婚姻问题而自杀的，民国18年1143人,占自杀总数的57.46%；民国35年448人,占45.07%；民国37年489人,占42.77%，其中大多为女性。

　　在不同的阶层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择偶标准。受过教育的上层知识妇女在自主择偶中，以爱情、"志同道合"为择偶标准。她们中有的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逃婚，有的则勇敢地冲破封建门阀对婚姻的限制。

　　民国12、18年，上海《妇女杂志》曾分别对155名和255名知识青年进行择偶标准调查，发现要求对方"身体健康"是男女双方一致的首选，其比重都占半数以上；女方注重男方学历、才识，并希保持爱情专一；虽有19.23%的女性希望男方有中等财产，但多数女性可自谋生计，不重家产。在军政上层，颇多靠联姻来巩固和扩大权势，上海的中上层妇女中，不乏为父兄攀附权势而委身曲嫁之例。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广大下层妇女，仍将结婚作为日后谋生之路，当时有"要吃要穿嫁男人"的说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她们还是将男方的基本素质如老实、勤劳、健康等作为择偶的标准。

　　三、自主婚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妇女就业的机会增加，经济上不再依附于人。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保障了妇女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合法权益。1952年年底起上海实行结婚登记制度，不合自主原则的婚姻不予登记，从而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成为唯一的合法婚姻。

　　上海妇女实现自主婚姻有自己结识，亲友、组织介绍，以及通过媒体征婚等多种途径。

　　自己结识 解放后，较长一段时期由于上海住房布局密集，妇女一般易在邻居、里弄间择偶，俗称"隔壁恋"；由于女性普遍受义务教育及参加社会生产，男女同学及同事也易发展成情侣，俗称"同窗恋"。"隔壁恋"和"同窗恋"构成自己结识这一途径的主要形式，由此缔结的夫妻，因交往深、基础实、自主性强，婚后满意度也较高。

　　介绍认识 由亲戚邻居或同事朋友（60年代还有组织介绍）介绍相识后，经自由恋爱而成婚，是解放后各个时期上海女性择偶的主要途径。其中，由亲戚邻居介绍的比重逐渐减小，由朋友同事介绍的比重逐渐增多。由于朋友同事更接近婚姻当事人、更能体现婚姻当事人的择偶意愿，因此上海女性的婚姻自主度也相应提高。

　　媒体征婚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成了大龄女青年择偶难的问题，80年代婚姻介绍所和报刊、电视等征婚形式盛行。据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调查，女性主动提出征婚者逐年增加:1985～1992年，女性主动提出征婚的有598人，占征婚总人数的21.8％，1992年女性征婚人数为1985年的4倍；女性与男性征婚者之比，由1985年的1∶3升到1992年的1∶2（均以女性为1）。在1990年1、3月《现代家庭》杂志社与上海电视二台、共青团上海市委联合举办的两次"让我们同行"电视征婚中，第一次女性参加者为男性的50％，第二次增加到66％。

　　据"五城市家庭调查组"对上海市张家弄、长春街道、双阳里三个调查点1490名已婚妇女的抽样调查，包办婚姻从解放初期占20.55%，逐年减少到80年代初占0.79%；亲戚、邻居介绍亦从解放初占36.99%，减少到20.53%，而朋友、同事介绍却从18.72%逐年增加到40.79%；自己结识的比例由23.74%提高到37.89%，说明上海妇女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已占绝对优势。

　　又据《解放日报》1995年对上海各年龄阶段、文化层次、职业阶层的1000名已婚对象的调查，其中：父母包办婚姻占2.74%（50岁以上占54.55％、35～50岁占31.82％、35岁以下只占13.64％）；经人介绍成婚途径占比重最大，达44.61％；自己结识的占42.41%；媒体征婚比例很小，不足1％。婚后满意率以"自己结识"为最高，"经人介绍"次之，"媒体征婚"最低。

　　解放后，上海女性随着婚姻自主权的提高，择偶标准也有了变化，对方的人品（品德、志趣、才识）成为择偶时的首选标准，然后是对方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家庭状况。据调查，张家弄1949年5月至1982年结婚的283名妇女共提择偶条件814条，其中涉及对方人品的条件有492条，占60.4%，涉及社会地位的有120条，涉及经济条件的有113条，涉及外貌的有28条，涉及家庭地位的有24条，其他37条。1991年1月参加"让我们同行"电视征婚的90名女性中，有75％的人首提对方人品条件。另据1987年"14省市农村家庭调查"，上海的510人中以对方人品为择偶首选条件的达79.7％。

　　此外，大多数妇女愿在同一层次中择偶。据"五城市家庭调查"，上海各调查点被调查对象中，男女双方婚前家庭情况相似的达57.22%。1987年"14省市农村家庭调查"，上海510人中，选农民为对象的占49％，选工人为对象的占43.5％，二者共92.5％。"让我们同行"的电视征婚中，有24.4％的女性明确表示"要找与己条件相仿的对象"，为的是"易有共同语言"。1986年对国棉十七厂253位女工调查，她们也表示"愿在同阶层中择偶"，因"能确保自己在家中有平等地位"。但上海妇女在择偶中"希望男方高于自己"的现象仍较普遍。据徐汇区天平街道婚姻介绍所1985年对1132名未婚女青年择偶要求调查，要求男方比自己强的占78.8％，与自己相仿的占16.5％，自己比男方强的仅占4.7％。

　　不同时期择偶意向的变化，还可以从流行一时的沪谚中得到反映。解放初，姑娘择偶希望"工资上百元，政治上党员，专业上技术员"，还爱找军人为偶，认为"一粒星太小，三粒星太老，二粒星正好"。1958年后，"工人阶级最光荣"，连郊区姑娘也希望嫁工人，认为"一工一农，到老不穷"。"文化大革命"中，婚姻又打上"唯成份论"烙印，流行"好女要嫁工农兵"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后则流传"目光不看工农兵，一心追求海陆空（海外关系，落实政策，空关房屋）"，农村中流传"一看房，二看床，三看公婆，四看郎"。改革开放后，一些时髦姑娘择偶明言："找有望出国之男士"，近年又改为"国内外事业成功之士"，还流行"好女嫁老板"、"无貌不渡洋"等等。

　　在择偶的地域上，改革开放后涉外婚姻和异地联姻逐渐增多。涉外婚姻1979年登记的只有289对，1980年登记的已有396对，1983年后大幅增加，1992年成婚的达2555对，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占56%。到1996年时已达3000余对。199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公布后，上海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杜绝涉外婚姻中的买卖婚姻等不正常现象，涉外婚姻逐步得到健康发展。异地联姻也因一些来上海打工的女民工在沪择偶结婚而增多，1996年时已有近万对，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相对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四川、江西等省。据1995年杨浦区对346对外来妹婚姻的调查，新娘来自江、浙、皖三邻省的占74%，平均年龄24.5岁，上海新郎平均34岁，一般男长女10岁，差距最大的24岁。

　　第二节 离婚

　　一、"七出"和"妻不得去"

　　在封建社会，上海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不仅没有反抗的权利，而且随时有被休弃的危险，"七出"和"妻不得去"就是套在她们头上的枷锁。

　　七出休妻 晚清沿袭前朝，遵"七出"休妻律，妻子若犯"七出"之一者，丈夫即可将妻休弃。"七出"为：无子、不事舅姑、淫佚、恶疾、多口舌、妒嫉、盗窃；虽还规定"三不去"：已给公婆穿过三年孝、嫁时夫家先穷后富、娘家无人断了归路的，不能休弃，但事实上妇女并未因此得到保护,丈夫凭一张休书将妻休回娘家之事多不胜举。

　　妻不得去 当时，上海屡有妻子不堪虐待、逃离家门,被丈夫追获报官之事，而官衙不论能否存续夫妻关系，按"妻不得去"律，均判妻交夫带回管束。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记载：

　　昆山徐小弟到沪寻妻，在沪北相遇，迫归不从，遂涉讼，妇因不堪虐待外出帮佣，官断令徐将妻领回。又据清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记载：虹桥镇陈某娶妻龚氏，龚在公堂称丈夫终日游荡，不习正务，故不愿相随，官责陈将妻领回，严加管束。

　　因妻妾不堪虐待出逃之事屡有发生，上海县还曾在光绪元年七月九日出公示，以刑律警告民众："……妇人义当从夫，夫可出其妻，妻不得自绝于夫……是以律载背夫，在逃者杖一百，因逃而改嫁者绞监候，为此示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务各父诫其女，翁训其媳，主谕其妾，夫勉其妻以后务当恪守妇道，如有再犯，从重究处，决不稍宽，本县署言出法随，勿谓言之勿预"。

　　"大清律例"有"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的一条。但夫妻不和，男子有权尽可休妻或纳妾，不必征求妻子愿否离异，而妇女被规定"妻不得去"，无权与丈夫商量离异。因此，"两愿离异"条例形同虚设。

　　二、有条件的离婚

　　民国初，受西方资本主义法制影响，上海率先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婚姻案件，开始对确难维持夫妻关系的判决离婚。据上海地方审判厅民国元年（1912年）编撰的"司法实记"6月号记载：蒋哲人与妻王氏向不和好，迭在前清上海县衙涉讼，近王氏外出十余日不返，蒋哲人寻获状诉，请求离异，王氏亦称素遭虐待，实难同居，法院遂准予离婚，判决蒋哲人将存折衣物归还王氏并津贴100元，结案。又据民国三年8月6日《申报》记载：王玉林控妻高氏不愿随夫回家，判高氏赔偿王另娶费500元，先付50元，余欠每月拨还50元，至拨清为止。

　　五四运动前后，封建的婚姻家庭伦理受到抨击，出现了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等形式，包办婚姻开始解体。

　　协议离婚 国民政府的民法草案1359条规定："夫妇不和睦而双方同意离婚，经律师证明即可离异"。一般的手续是，双方邀集亲属、延聘律师、谈妥条件，各执离婚凭证，最后登报启事：宣告夫妻关系结束。当时上海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有离婚启事。如民国9年1月5日《申报》载离婚启事："立双方离婚据潘晋之、潘张氏（即张文达）为因双方意见不洽，自愿离婚，永远脱离夫妻关系，其嫁时财产、衣物、首饰均给张文达随身带去，两无津贴赡养等费，自立此离婚据后，任凭婚娶各无异言，双方律师为证，欲后有凭，立此离婚据，各执一纸存照"。又如民国17年9月26日《申报》载离婚启事（离婚在1924年，系补登启事）："简如不幸，生于专制家庭，与肖毓珠童年成婚，以致丧失人生应有天然幸福，嗣于民国13年冬回赣征得对方同意离婚，立有离婚协议书为据，并经双方家长亲族等亲自签字证明，各执据为凭，简如当时因随军回粤，恐未周全，特此登报声明"。

　　据上海市社会局公布资料，民国20～21年上海市离婚案（含诉讼及协议）共1054件，其中双方共同提出的"协议离婚"案874件，占离婚案总数的82.92％。离婚的公开原因是"意见不合"，实际如当时舆论所说："大多是夫方主动、表面博个双方同意的美名，夫给妻赡养费或遗产的一部分，要她在离婚契上签个押"(1930年《妇女杂志》第16卷2号第33页"中国家庭改善问题")，"其中十之八九常是男子遗弃女子，女子最后要求赡养费，一般妇女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提出离婚"(1935年3月《女青年月刊》第11、17页"失睦与离婚问题")。可见协议离婚的背后，已是女性略有经济补偿的被遗弃。

　　诉讼离婚 即通过法律程序判决离婚。但因当时"民间离婚之事日盛一日"，民国11年1月，司法部训令各法院："离婚一事，固为法律所不禁，惟是若不稍寓限制与风俗前途大有影响，此后各法院对受理请求离婚之事，务须严加取缔，而对手续非十分完备者，尤不宜照准离异"--因此，上海法院受理的诉讼离婚案很少。就从为数不多的诉讼离婚案中仍可看出这一时期离婚案的特点为：(1)女原告多（1933、1934、1946年分别占原告总数的56.6%、73.5%和89.5%）；(2)女性受虐待遭遗弃的多（以上三年分别占离婚案的53.3%、69.1%和88.8%）；(3)家庭妇女、女工多（1933、1934年分别占63.3%和83.6%）；(4)结婚时间长的多（均为五年以上）。可见当时女性是在最无社会地位的环境中，在被遗弃受虐待后一忍再忍的情况下求助于法律解决的。

　　据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上海离婚案（含协议和判决）件数，民国18年为645件、离婚率（与当时总人口比）0.48‰；民国19年为853件、离婚率0.55‰；民国20年为639件、离婚率0.40‰。当时已有一批觉醒的女性敢于摆脱封建婚姻。如有"中国娜拉"之称的董竹君，因封建家庭对她连生四个女孩横加指责，她不堪丈夫的封建意识和管束，提出离婚，只身带四个女儿回到故乡上海，自力开办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解放后任锦江饭店董事长，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女企业家。

　　民国时期，上海女性虽在法律上享有离婚自主权，但因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的明知丈夫行为不轨也不敢家丑外扬，怕丈夫吃官司自己失依靠，因此常忍辱维持"死亡婚姻"，在忍无可忍时甚至走上自杀道路。1948年7月28日，"上海小姐"谢家骅因富商丈夫荣梅莘令谢摒绝交际，抚育其弃妇所遗子女八人，自己则续找新欢，彻夜不归，谢以为夫妻感情难以维系，坚决要求离婚，荣以地位、事业、面子要挟，坚决不允，谢终于吞安眠药自杀。

　　三、离婚自由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婚姻法》的广泛宣传，倍受旧婚姻制度之苦而仍忍辱维持夫妻关系的上海妇女，纷纷主动提出离婚，从而使离婚数大量增加。据上海市人民法院统计：1949年判决离婚案694件，女原告500人，占原告总数的72％；女原告中女工占38.4%，家庭妇女占31.6%。1950年判决离婚案1371件，女原告1100人，占原告总数的80％。1951年判决离婚案2405件，女原告1954人，占原告总数的81.24％；女原告中女工占43.6％，家庭妇女占25.1％。又据上海市民政局统计，1953年民政局批准离婚6491件，其中女方主动提出3169件,占总数48.8%（另2019件为男女双方共同提出）,其中女原告也以女工和家庭妇女为多数。

　　离婚原因，以解除封建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和童养媳为主，其次为各种因素（含包办婚和自主婚）造成的感情不和。据上海市人民法院统计，1949年判决离婚案694件，因封建包办造成的离婚案305件(内无感情非自愿94件，重婚纳妾72件，脱离同居关系139件)，占离婚案总数的43.9％；因感情不和造成的离婚案221件，占离婚案总数的31.9％。1951年判决离婚案2405件，因封建包办造成的离婚案1122件（内常年无感情608件，重婚纳妾427件，童养媳87件），占离婚案总数的46.65%;因感情不和造成的离婚案518件，占离婚案总数的21.54％。又据上海市民政局统计，1953年民政局批准离婚6491件，因封建包办造成的离婚1878件（内重婚纳妾1122件，包办不自愿618件，童养媳138件），占离婚总数的28.93％；因感情不和造成的离婚有3088件，占离婚总数的47.57％。

　　上海妇女在挣脱封建婚姻制度枷锁的过程中，曾受到多方面的阻难，甚至因此而牺牲了生命。如常熟区里弄干部任荷清，因提出离婚被伪警出身的丈夫杀害。据市人民法院统计，自《婚姻法》颁布至1952年底，因婚姻案自杀的就有3208人（死236人），残杀妻子的案件有4件（2死2重伤致残）。人民政府以强大的政权力量支持妇女。如恒通纱厂女工杜根娣，幼年遭养父强奸，在养父淫威下痛苦生活十余年。《婚姻法》颁布后，杜根娣提出离婚，养父竟以烛扦刺她双眼来威胁。在人民政府保护下，杜根娣大胆控诉，养父被当场逮捕，群众深受鼓舞。

　　1954年后离婚数量回落，因封建包办（长期无感情、重婚纳妾、童养媳、封建婚约、虐待妇女等）造成的离婚数逐年减少，而因喜新厌旧、对爱情不忠、草率成婚造成的离婚案则逐年增多。据市人民法院统计，1960年判决离婚案4243件，其中因封建包办造成的离婚案389件，占离婚案总数的9.2%；而因喜新厌旧、对爱情不忠、草率成婚而离婚的达1720件，已占总数的40.60%。1964年判决离婚案8156件，因封建包办造成的离婚案1261件，占离婚案总数的15.4%;因喜新厌旧、对爱情不忠、草率成婚而离婚的达3826件，占离婚案总数的46.8%。又据市民政局统计，因"重婚纳妾"而离婚的，在1956、1957、1958年分别占离婚总数的35.3%、22.44%、18.4%，呈逐年下降之势，至1961年后就不再出现。而因"通奸外遇"等离婚的，在1961、1962、1963年分别占该年度民政离婚总数的10.54％、10.63％及15.87%，呈逐年增长之势。60年代后，因种种"政治原因"（如被告为"肃反"、"反右"等运动对象，或被告去港台失去联系等）而提出离婚者占很大比重。据市人民法院统计，此类案在1960年度占离婚案总数的比例曾达43.9％。

　　这时期的离婚案，以女原告及女方主动提出者多。据市人民法院统计，1960年受理5779件离婚案中，女原告4211人，占原告总数的72.86％（其中女工占女原告总数的52.4％）。又据市民政局统计，1955年度民政离婚中，女方为主动提出方者占总数的44.9％（男方为主动提出方者仅21.8％，余为双方共同提出）；1957年度民政离婚中，女方为主动提出方者占总数的43.9％（男方为主动提出方者仅20.35%，余为双方共同提出）。

　　"文化大革命"后，上海的离婚数持续增长，在1979～1992年的14年中，上海离婚数增长4.88倍（其中民政协议离婚数增长8.06倍、诉讼离婚数增长3.58倍），从离婚率看，1992年较1979年增长4.3倍(同一时期全国平均离婚率增长1.1倍)。同时在此14年中，法院调解和判决不准离婚案件达38124件（占受理离婚诉讼总数的23.21％），挽救了其中一部分濒于破碎的家庭。

　　1980年颁布了修改后的《婚姻法》，上海妇女的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后上海妇女充分发挥才智，在经济收入、文化水准、社会地位等方面与丈夫的差距日益缩小，从而改变了以往在家庭中俯首贴耳、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的弱女子形象，妇女的家庭地位逐步提高。她们不再轻易容忍丈夫不忠、犯大丈夫主义的过错，以及粗暴、殴打、嗜酒好赌等陋习。因此，一旦出现婚姻危机，在无法挽回的情况下，她们也不再顾虑离婚后的经济困难，下决心诉讼离婚。同时由于1980年实施修改后的新《婚姻法》，以"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掌握离婚与否的准则，据此有些过去被判决为"理由不足，不准离婚"的案件，重又提出诉讼。据市高级人民法院统计，此类离婚案在80年代初占离婚案总数的33～35％，其中大多强调"性格不合"为离婚原因，从而解除了一批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

　　进入80年代中期后，上海妇女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离婚诉讼比较突出。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1984年1～6月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占26%。又据卢湾区民政局统计，在1984年全年的离婚登记中，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占20%。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学院调查的虹口、杨浦、黄浦、卢湾、吴淞、宝山、南汇七区、县1984年审结的243起"婚外恋"离婚案中，造成第三者插足的起因，以过错方喜新厌旧为多，占案件总数的47％。此外婚姻基础差也是主要原因，在243件案中，41％是双方介绍认识不到一年，且内有51％是在未婚先孕情况下草率成婚的。

　　又据1982、1990年第三、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青年女性离婚的比重升高较快。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上海20～24岁青年女性离婚而独居者，占该年龄段女性总数的0.19‰；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该年龄段离婚独居女性占该年龄段女性总数的1.2‰，8年中增加了5倍。但上海郊县女性的婚姻则相对稳定。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上海市区离婚女性占15岁以上市区女性总数的11.6‰，而上海郊县离婚女性只占15岁以上郊县女性总数的4.5‰，市区女性离婚比重为郊县女性离婚比重的2.6倍。

　　这一时期的离婚案，仍为"女原告多"。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市内二个区法院1977～1985年的1100件离婚案的抽样调查统计，女原告占69％；闸北区人民法院1981年389件离婚案抽样调查中，女原告占63.2％；嘉定县人民法院1990～1992年抽样调查中，女原告占61.3%。又据川沙县在1988年、上海县在1990年分别对本县离婚案统计，女原告均占70％。上海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较多，这是妇女社会地位上升、自主意识增强的表现，且多数妇女是在忍无可忍的痛苦中，排除种种社会、心理障碍，才决心提出离婚诉讼的。但也有少数女性以主动离婚来掩饰甚至坚持自己的过错。据市高级人民法院、华东政法学院对7区、县243件"婚外恋"离婚案剖析，过错方为原告的竟有142件，其中女性94人，占总数66％。

　　第三节 再婚

　　一、"从一而终"

　　晚清时期，上海执政当局从舆论、经济、组织等方面采取措施，推行"从一而终"的贞操观，使无论士庶皆以妇女再婚为耻，妇女为死去的丈夫、未婚夫守寡、殉节成为社会风尚。上海专设"采访节孝公局"，延聘绅董专司采访节孝贞烈妇女事迹，广造舆论，竭尽弘扬，并于诸列女身后赐匾立碑，造坊旌表，荣耀后人。同时，又设"贞节堂"组织，专门收养生活无靠的寡妇（特别是重贞节名声又谋生乏术的书香人家遗孀）。上海的恤嫠堂，金山的全节堂、崇节堂，嘉定的清节堂等，堂内戒律森严，寡妇入堂后，举动受监视，无人敢入而复出，只能守寡终身。嘉定罗店镇还设敬节局，凡30岁以内丧夫守寡的妇女，每人每季送资800文,30岁以上守寡年满50岁者，每人每季送资600文，以微量经济补贴，维持守寡者最低生活水准。

　　节妇贞烈女人数，据《上海县续志》记载，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清末30多年中，节妇（夫死守节者）有2316人，烈妇烈女（节妇被逼嫁而死者）有53人，贞女（为未婚夫殉节或守寡者）有23人。守寡年龄及守寡时间，据《民国·上海县志》列女卷，以死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民国12年（1923年）晚清旌表的15名节妇推算，开始守寡年龄平均为27.72岁（最早24岁，最迟30岁）；守寡时间平均为51.86年（最长63年，最短35年）。

　　节妇中有的家贫，靠针线、纺织、帮佣来"养姑抚幼"，为翁姑养老送终，使子女成家立业（无亲子的扶助嗣子成家立业），生活上布衣素食，含辛茹苦，还要抵御外来欺侮。贞女烈妇更是恪守"从一而终"宗法，甚至为未见过一面的未婚亡夫殉节或死守一生牌位，其中还有身世坎坷，一生被奴役的。据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申报》记载，金节妇嫁与金孟客为妻，孟客死时，欲以身殉，因姑老子幼，忍辱佣于富室黄家。逾年姑殁，妇遂还家治绩，送子入学，从此足不出户。二年后，子已十余岁，妇为其聘某氏女。当日乘族人群集时向大家众宣告："吾向忍辱佣于黄府为养姑，今姑殁，子亦将成人，吾事毕矣，吾在黄家屡遭强暴几不自保，今幸守身与泉下人相见也……"言未终掩面悲泣，逾时入室，自缢而死。又据同年八月十七日《申报》记载，张姑娘者，幼为慈溪叶家婢，叶以婢赠范孝廉为妾，岁末孝廉病，女焚香祷天，求以身代，孝廉卒女昏厥数次，粒米不入，至大殓日，女麻衣缟素，服毒而殉。还有一位赵氏女，婚期未到丈夫亡，氏年方21岁，就奔丧抱木主成亲，侍奉翁姑，守节达48载。

　　二、再婚难

　　民国元年后，片面的贞操观受到进步学者的批判，"贞节堂"日渐废弛。但根深蒂固的旧礼教并未真正动摇。民国6年10月，"修正褒扬条例"出台，规定妇女受褒扬者为：节妻，年在30岁以内，守节50岁以上，或年未50岁而身亡（以守满十年为限），或女子未嫁而自愿为亡故未婚夫守节者；烈女烈妇，凡遇强暴不从而死或羞忿自尽及夫亡殉节者。除以"褒扬"代替"旌表"外，与清朝"节、孝、贞、烈"列女大同小异。

　　该条例出台后，上海又卷起封建礼教之风。民国7年5月3日，17岁的陈宛珍因未婚夫亡，饮毒殉夫，上海县知事即呈报江苏省请予按条例褒扬。当时胡适等即著文抨击，但当局仍按例赐匾给银，以褒"贞烈可见"。另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民国6年曾为王增祚妻谈氏建坊表；民国7年曾为钱毓秀母凌氏造节孝坊。《民国·上海县志》还记载了民国元年至民国15年间的列女情况，计有节妇207人，贞女8人，烈妇烈女6人，而其中节妇74人，贞女1人，还是清续志中提出（且其中31人已死）、民国志中仍追认请褒。至民国17年，尚有141名节妇恪守"从一而终"戒律还在守节，她们中最长的已守62年节，最短的也已守了13年节。而在民间未被采访上报的节妇，更是不计其数。直至民国23年民法公布实施后，还出现秦理斋夫人自杀殉夫事件，上海仍有人大肆推崇。

　　五四运动时期，"打倒旧礼教"、"不得干涉寡妇婚姻"呼声甚高，上海社会舆论对女性再婚予以鼓励支持，杨之华就是再婚与瞿秋白美满结合的。当时上海妇女在解除了一批包办婚姻后，出现过一些自由恋爱再婚的，但只限于觉醒的知识阶层，多数妇女仍受封建贞操观的约束。离婚女性被人视为品行不端，再婚难。丧偶女性被看作"不祥"，再婚也难。离异或丧偶女性再婚，被人讥为"二婚头"，其前夫子女被辱为"拖油瓶"，受人嘲弄。因此，当时丧偶女性独身孀居多，再婚少。女性丧偶人数多于男性，其原因除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外，也表明男性丧偶后，再娶快、鳏居少，而女性丧偶后则再婚少、寡居多。

　　此外，当时社会上还有一批不良分子（俗称"扛孀"），勾结贪财的寡妇夫家，逼卖寡妇再婚，从中牟利，重干涉了寡妇的婚姻及人身自由。

　　三、再婚自由

　　解放初,上海社会上，"一女不嫁二夫"、"花轿停在哪里棺材葬在哪里"，仍被认为天经地义，"从一而终"的思想仍严重束缚着女性，女性再婚仍受到歧视和压制。经《婚姻法》广泛深入的宣传后，孀居女性重结良缘的逐渐增多。据1953、1955、1957年的调查，女性再婚人数逐年增长，且超过男性再婚增长速度；其中离婚女性再婚数，多于离婚男性再婚数，丧偶女性再婚，略少于丧偶男性再婚，但都呈上升趋势。

　　女性再婚人数的增加，与人民政府依法保障妇女权益，做了大量工作有关。如国棉十二厂女工张玲娣，丈夫死了多年，1952年与同厂警卫结婚，却遭两个女儿反对,闹得继父离开，又阻挠母亲去继父家。后经人民法院调解，宣布张玲娣再婚合法，教育、阻止了女儿的无理干涉。又如北站区王瑞琴，前夫死后再婚多年却仍受歧视，邻居争吵动辄就讽刺她"嫁两个男人"。通过《婚姻法》宣传后，邻居改变了看法，丈夫也纠正了过去"回家做老爷"的作风，共同分担家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有一些家庭因政治原因而使一方被迫害致死，或夫妻离异，从而出现了离异或丧偶的男女重组家庭的现象。因这类原因再婚的妇女也占相当数量。

　　1979～1992年间，上海再婚数呈直线上升之势，1988年再婚数14898人，为1979年4970人的2.99倍；1992年再婚数18650人，为1979年时的3．75倍。上海女性再婚人数，1992年为1985年的205．5％，增长速度快于男性，再婚性别比由1985年的100∶102（女为100），至1992年倒置为100∶87（女为100）。至1996年，上海再婚总人数达23030人，其中女性12321人，占53.50%。

　　另据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市内两个区234个再婚家庭的调查，其中一方离婚、一方初婚的占54%；而初婚一方大多认为"只要对方人品好，离过婚无所谓"，并表示愿在婚后共同抚养配偶的原有子女；观念的更新，使再婚后夫妇关系很好的占50%，较好的占20%，一般的占11%，经常吵闹甚至再离婚的占19%；再婚后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很好的占41%，较好的占23%，一般的占29%，较差的仅占7%。

　　老年妇女再婚虽得到社会的关心支持，仍有一定难度，其主要障碍来自家人亲友，他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把老年妇女再婚看作"丢人现眼"和"不正经"的丑事。此外，客观条件如住房、财产、子女抚育和养老等问题的困扰，也使再婚者顾虑重重。再加上海老年妇女多为退休人员，经济基本能自立，为避免矛盾，宁可独处，因此老年女性再婚者少。

　　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离婚性别比为100∶67（1982年）、100∶72（1990年），离婚独身者女性多于男30％左右；丧偶性别比为100∶25（1982年）、100∶26（1990年），女性丧偶独身者多于男性丧偶独身者3倍，两者相差悬殊。这固与60岁以上男性本少于女性有关，但更与上海老年女性再婚阻力大于老年男性有关。据徐汇区人民法院对1980～1985年的100件离婚案调查，老年再婚夫妻离婚案占32%，离婚原因多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与亲生子女的矛盾，与对方子女的矛盾等)及婚前期望未达、婚后感情平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