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石榴花开的季节了。
我现今所在城市每年开得最盛的是桃花和桂花，石榴花却不多见，因此每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独自一人到附近一个古老的园子里去欣赏那几棵孤零零、静悄悄、盛开着绚烂花朵的石榴树。欣赏是假，想在那个同样古老的回忆领地里巡走一遍倒是真。
那年刚好十二岁半，我幸运地考进了当时上海惟一的市立女中。学校在南市，校舍不大，但后面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校园，常年开着鲜花，到处姹紫嫣红，我们常在密密的灌木丛中读书，在窄窄的林荫道上散步，有时，也会在五颜六色的花树前，与一二位好友说些悄悄话。
第二年暑假快到时，校园中一排石榴树萌出了红艳艳的花蕾，但其中有一棵树上的花蕾却是白色的。我惊奇地问：“这是石榴花吗？”
同学们没人吭声。过了一会，一个纤细而又柔和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也是石榴花，你们看，叶子是椭圆形，无毛，对生的。石榴花虽然多半是橙红色，但也有黄色和白色的呢。”
谁说得那么好？我回来一看，是龚兰婉，班上出名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又过了几天，石榴花盛开了。那棵白色的石榴开得特别清丽动人，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不知是谁，带头唱起歌来，大伙儿立刻齐声应和。那是一首儿童歌曲，歌名就叫《石榴花开》：“石榴花开，暑假到来，我们同学，大家要分开，再会，再会……”最后几句好像是：“珍惜时光，不浪费分秒，再会时我们会长得更美更高。”
大家边唱边笑，轻松地打着拍子。忽然在一个角落里，发出了一阵轻轻的呜咽声。歌声戛然而止。谁在哭呀？原来是龚兰婉，我冲过去拉住了她的软软的手。“暑假里，又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别哭，暑假里，我到你家来玩。”我这么安慰着她。
那年暑假，我几乎每周都会到老城隍庙附近的她家去。开头几天是逛庙，后来就交换书看，讨论一些似懂非懂的问题。那一阵，我已沉浸在“诗梦”里，普希金、雪莱、裴多菲……我把他们的作品像“献宝”一样塞给兰婉。我还说：“将来长大了，想当个诗人。你呢？”她抿着嘴微微一笑：“我要好好学习，做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为我可怜的母亲争气。”
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时代的巨轮把我们带进了一场突然来到的暴风雨中。一切都变了！
那是1935年12月，师范部毕业班的同学从北平实习回来。她们慷慨激昂地向大伙儿介绍了国家危急的形势和北平学生运动情况，当讲到北平学生们为了要求抗日救亡，在街上挨皮鞭打、水龙浇的情景时，不少人激动得哭了起来，包括跟我并肩坐着的兰婉在内。
好像有一支巨大的火炬照亮了每个人的心：祖国在受难，同胞在呼号，我们该怎么办？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么上海呢？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迅速，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昨天还在打闹嬉戏，为考试成绩少得一两分而哭鼻子，今天却跟着高中和师范部的姐姐们忙于上街宣传、参加示威游行，演唱抗日救亡的戏剧和歌曲，还到酒楼餐馆舞厅门口去义卖自己做的花朵，去剧场参加义演，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款。
忙碌的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到了1937年夏。
石榴花又开了，我们也要毕业了。
大家在石榴花前依依话别。在那个时代，即使在大城市里，不少女孩子读完初中也很少能继续升学。无忧无虑的时代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会是什么情景呢？
正当大家心潮起伏，默然无语的时候，兰婉扬了一下弯弯的眉毛，清晰而有力地说：“怎么啦，同学们，有什么好难受的呢？抗日救亡的形势很好，人民的情绪很高，只要我们牢记《毕业歌》中的那句话：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论是升学也好，就业也好，都会有工作做的。”
真是数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兰婉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成熟了？
一个多月后，“八·一三”的炮声打响，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我们的学校成了一堆废墟。校园没有了，石榴花也消失了。
到了九月，好些同学已经走了。有几个去了大后方，有的去了大西北。我因为凑不齐路费，又急于想走，就约了校外几位搞戏剧的同学搭伴去浙江，此事瞒着家人，我只告诉了龚兰婉一个人。“和我一起走吧！”她想了想说：“不，我既要照顾母亲，又有许多工作要做，暂时不准备离开上海。”
我知道，她近来非常忙碌，除了白天读书，晚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每周还要去一所工人夜校教几次书。她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我本来要告诉你许多事情，现在你要走了，我就不说了，只对你说一句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
我从家里溜出来准备上路那天，是在龚兰婉家的小楼里度过的。我默默地看着她为我准备行装，替我把书包里的书取出，塞进她自己的换洗衣裤和一件鲜红色的毛线背心，听着她像姐姐似的嘱咐道：“眼看着天气就要凉了，到了目的地，要什么衣服可写信来……”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一把抱着她呜咽起来：“兰婉，你要注意身体呀，你看你又咳嗽了！”
她点头答应，泪水也流了出来。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梦中和她相聚了。
她留在上海忙着各种工作，把很多同学带上革命道路。她自己也写了许多好文章，有一个剧本名叫《阁楼上》，据说曾引起于伶等多位剧作家的赏识和重视，还多次搬上了舞台。这些情况，我都是以后才知道的。
由于工作需要，她直到1940年初才去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她的信，就在万分思念时，于1941年冬，突然收到了她从上海家中发出的长信。原来，她早就患了肺结核，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中，终于无法支持，组织上把她送回上海治疗。
她自己知道病情严重，信中却以最大篇幅以火一般热情叙述着她在根据地那段令人永远难忘的经历，却很少谈自己的病。只是那最后一句话，让我心悸不已：“这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这怎么可能呀？
一年后，当我因家事返回上海探亲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兰婉，房子很快找到了，迎接我的却是一把大铁锁。
向隔壁一位老妈妈询问，她用异样的眼光凝望我好一会，才叹着气说：“你还不知道呀，阿婉她前年冬天回到上海治病，开头还好好的，去年冬至，病情忽然恶化，只几天功夫就没了！”“她母亲呢？”“回常州乡下了，一个老太婆孤零零待在上海有啥意思？”
我已经忘了自己是怎样离开那间小屋的，也忘了问兰婉母亲在常州的地址。
解放后，我曾多次向老同志打听兰婉当年在苏南工作过的单位名称，都说不知道。前几年母校百年校庆，出版的纪念册上有半页关于龚兰婉的记载，文章是我写的，照片也是我找出寄去的。据筹办此项活动的老同志说：“像龚兰婉这样的人多着呢，说烈士不行，她是病死的。如果她没去过苏南根据地，恐怕在纪念册上连提都不会提起。唉，那些没名没姓的人，只能活在人们的心中了。”
他说得对，为了挽救我们垂危的民族，无数的人连姓名都没留下，就牺牲了。龚兰婉以她十九岁的青春年华，参加到了这个浩荡的队伍里。七十年岁月无情地逝去了，但她的似火青春，将如石榴花一样鲜红地映照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