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和知识分子的会师——忆上海解放前后的父亲周谷城和复旦师生

　　60年前的4月26日，我和父亲周谷城，母亲李冰伯一起住在当时复旦大学的教师宿舍徐汇村18号。当天，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只听见枪声大作，还有机关枪的扫射声，我们惊恐得不得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爬起来看外面，看见旁边的学生宿舍当时叫德庄的被军队包围了，许多枪瞄准了学生宿舍，同时看到我们住的徐汇村也被许多枪瞄准了。我父亲母亲当时立即就清楚了，这是对复旦大学师生的大逮捕，来捉人的。我父亲回到房间，安慰母亲和我说：“蒋介石要放起身炮了，他们要逃了。”我看着父亲把西装穿得整整齐齐，是一套深灰色的西服，还认真把领带结好，整理了头发，显然是作好准备，预备被捉去。还对我们说：“否则一捉到我，衣服也没有穿好，蓬头散发，像罪人一样，走在路上多难看啊！所以我收拾得精精致致地等他们来。”果然不久，有一小队人到我家来打门，我父亲被带走了。事后听我父亲说，从徐汇村教师宿舍中出来，沿着德庄学生宿舍走到一辆红色汽车上，车上已经关押了许多学生，有个家伙对我父亲的学生讲：“往里面挤一挤，你们讲民主，我们是不讲民主的。”还有的学生被戴上了手铐。汽车把我父亲他们一起拖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就是现在的虹口区复兴中学对面，学生都被关起来。后来有些学生被捉去不久就由学校出保，释放出来，我父亲也由学校保释出来，叫学校暂且把我父亲管好，保证随传随到。

　　在保释期间我们一家人搬到现在的华东医院对面的延安西路238号，正在南京路口。这段时间我父亲、母亲感到度日如年，只要听到有人敲门就以为是传讯的来了，要捉我父亲再去受审，天天提心吊胆的。一直到5月26日，那天清晨，我们听到外边枪响，就趴在窗口朝外看，我父亲说肯定是共产党的解放军来了，他们穿的是松散的布衣布鞋，不是美式皮鞋，帽子、衣服也不是美国式那样笔挺，身上戴的是手榴弹、长枪，靠着墙走，又列成一队队，我们听到枪声一响就赶紧趴在地上，枪声一停我们就赶快趴在窗口看，一直到天亮我们出门走上大街，看见布告，上海已经解放了，天真的亮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陈毅市长召集上海各界人士到青年会九楼开会。我父亲担任会议主席。那天，陈毅市长穿的还是那身硝烟未尽、洗得退了色的黄布军装，一脸和蔼可亲的笑容。首先，他对在国统区坚持民主斗争的各界人士表示慰问，然后讲当前形势，上海解放的意义，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共同建设新上海。四座听众皆为他才华横溢、令人叹服的如珠妙语所感动，接下来是当时的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讲话，他讲了自己在解放前夕拒绝国民党送他去台湾的故事，现在要为新上海建设实干。然后是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讲话，接着陈望道的讲话，我父亲讲话，他说如果解放军还不来救他他会被逼疯。自4月26日被逮捕以后的一个月里硬会得精神病，现在好了，上海解放了，他也被解放了。陈毅市长坐在旁边，立即补了一句话说：“不是被解放，是会师。你们知识分子从里头打出来，我们背枪的从外面打进来！”

　　不几天上海教育工作者协会请陈毅市长讲话，会上我父亲被一致推举向陈毅市长献旗。

　　不久，陈毅市长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任命我父亲为复旦大学教务长。此前不久，我父亲接到毛泽东主席的来信，讲到要我父亲参加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以候补代表的身份与郭沫若、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李达、丁燮林、吴有训等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2人一个组，郭沫若任组长。我父亲收到的这封毛泽东主席的信的信封上有“复旦大学”四个字，后来复旦大学的一块新制作的校牌上就用的是这四个字。这封珍贵的来信现存北京国家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