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的江南，其实是个让人烦躁的季节。连绵不断的雨和突然压下来的混沌的阳光，怎么也让人舒服不了。在没有雨也没有阳光的傍晚，当我感觉终于有清新的风吹过时，我不熟悉的一位记者突然从上海来电话说:李子云老师前天去世了，你有什么感想。我告诉他，除了悲伤，我还有些不安甚至是愧疚。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李子云老师的认识是与运动、夏衍、为文艺正名、上海文学、“现代派”通信、杭州会议、寻根与先锋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李子云老师的文学活动，一部分是我们这一辈人不在场的历史，一部分是我们目击了的现实。对五十、六十年代那段不在场的历史，我们今天在论述时，即使持批判的立场，也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矛盾。在见到了李老师之后，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今天的反思远比他们当年的突围要容易许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现在已经变成为往事了。当李子云老师从容地叙述她所知道的那些人和事情时，我觉得自己也仿佛“在场”了。我当时在做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访谈工作，按照文学史发生发展的大致脉络，我差不多绘制了一幅文学地图。在这个地图上，李子云老师无疑是个“标识”，我所说的那几个“关键词”，是无法从文学史中删除的，只是因为当下文学史写作方式的局限，无数并不次要的事件和细节被“体例”排除了。李子云谈到了王元化和夏衍，谈到了不少文坛的风云人物，谈到了杭州会议的细节，谈到了通信的始末，等等。在涉及到这些话题时，李子云老师始终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之中突出事件的脉络，突出冲突之中的个人选择与思想方式，而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她总是表述节制和谨慎。当代文学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留下来不少的个人恩怨，时过境迁，李子云老师的旷达和宽容让我体会一个知识分子的胸径。我现在还记得，在说到因为“现代派”通信和冯牧先生争执，相见也不打招呼时，她停顿下来，歉疚和怀念在眼神之中。
　　
　　这是2005年的秋天，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李老师说话时的清晰、坚定、透彻、爽朗和豪情感染了我，和在场的程德培、林建法。她的讲述不仅让我触摸到许多已经概念化了词语背后的细节，特别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千锤百炼出来的精神气质，让我明白历史何以在断裂中尚存绵延不断的推进力量。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许多不能承受之重的事情，那时，变成了一种语气，一种神态，一种姿势。我们这一代人，也总觉得自己处于冲突之中，但比起李子云老师他们那一辈，我们似乎多了些自由和选择的空间。可我又常常感到，我们未必能够选择得很好。
　　
　　当时正是吃大闸蟹的季节，李子云老师显然也是位美食家。我们说到了上海其他几位喜欢美食的老人，有两位是我熟悉的，于是我跟李老师说，找个时间，请你们一起到苏州住几天，李老师非常高兴，表示只要身体许可，一定前往。我看她的精神非常好，依然是我以前在照片上见到的高雅、大器。她说，生了一场大病，已经不及从前了。我想，以李老师的身体状况来苏州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说，几年过去了。李子云老师或许一直在等我邀请她来苏州小憩，我自己也记得这件事，但成天忙碌一直没有落实；我更大的疏忽是，一直没有把我整理好的谈话录送她审定。有一天，《上海文学》的杨斌华兄告诉我，李老师想看这份稿子；蔡翔兄也几次电话催我。我说，我想当面呈送给李老师。这篇稿子在今年的《文艺争鸣》第4期发了，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看到，我想最迟在秋天，请老人家到苏州来，请她看这篇稿子。
　　
　　可是，今年的秋天，已经是一个没有了李子云老师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