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者，旧时有位有势的官员也。从前，有的人一做了官，有职权利禄，地位优越，摆架子、自大、专断的习气往往随之而来，因此大人有大人的脾气。见大人须有起码的功夫，诸如善于趋附，能奉承，会抬轿子，耐得住大人的各种脸色。
　　
　　官位如酒能醉人，这是我读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所想到的。书中载有友人给士子胡直孺的一信，云：“大抵官职移人如酒，渐多则难制。方饮酒时，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则酒虽多，不至于犯礼……渐贵矣，恐渐不闻此语，而我渐不敢作此语，亦恐渐不喜此语。”
　　
　　这封信似作于胡直孺被任用而辞就未定的时候，信中流露出友人对他就职后的隐忧。为官之移易人的品性就像酒会醉人，一入仕途，起初尚能自持，然而时间一长，为奉承的氛围所包围，酒不醉人人自醉。人在酒醒时的“所畏者”，除了那时候的弹劾制度外，莫过于先哲所遗的学说典籍与诤友的规劝。当时友人就希望胡能时时披览《楞严》《圆觉》《维摩》诸经以自警。深恐他官越做越大，在醉人的环境中听不到规劝的话；又深恐规劝之语逆耳而渐不喜闻，那么即使是原先的挚友，也渐渐不敢再作规劝了。这封信实是友人在预作针砭。
　　
　　当然一入官场，会面对两种场合：摆架子、一言堂，是面对下属的场合；而有上司或职位高于自己的人物在场，自然另是一番情景，被恭维者此时转而变为奉承者，惟官大者，可高谈阔论。久而久之，官场又形成一“规矩”：谁官大，听谁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像官位越高，学问越大，掌握的真理也越多。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世俗也以为“官大更高明”，趋附是世间的常情。无论什么场合、什么会议，有官员莅临，总是深感荣耀，而且官越大越好。倘若官员能够讲话，对会议主题有所发挥与指示，那自然更好，盖因能提高会议的档次与影响也。于是官员似乎成了样样通晓的学问家。
　　
　　从来学术有专攻。官员可以是某一方面的学者专家，出席相应的会议乃是理所当然。然而他不可能样样都是专家，到处到场发表讲话，恐怕不是外行充内行，就是大而无当的空话套话了。明代李卓吾曾直言不讳地捅破了这层纸糊的“窗”：“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见《焚书·答耿司寇》）

　　
　　学问是学问，官位是官位。学问是求道，官员在治政，本是两件事。即使两者有所重叠，也是极小的一部分。官位成了衡量学问大小的参照物，岂不荒唐？但是实际人们的世俗之见往往如此，所以官员的习气实有以致之，诚所谓“自塑菩萨自拜佛”也。据说，四川龚明德有书房名曰“六场绝缘斋”。“六场”谓何？官场、商场、情场、赌场、赛场、舞场也。其中与“官场”绝缘，殆寓“不塑菩萨不拜佛”之意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