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集》，是七位如今已届耄耋之年，个别已近百岁的女作家散文合集。这可不是一般叙事或抒情的散文，而是说真话讲实情有着见证历史作用的“春秋笔”。她们是：罗洪（已近百岁的就是她）、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和彭新琪。彭新琪也是本书的编者，书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七位女作家我认识的有三位。有两位我知道她们，她们不知道我。还有两位陌生一些，但只要一见面，彼此一介绍，相信也就跟熟人差不多。
　　
　　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欧阳文彬。我认识她始于1952年春初的文艺整风。我参加上海市影评联的学习小组，欧阳文彬来作过指导。紧接着又是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欧阳文彬是上级派到新民晚报的联络员，后来就留下当了报社领导。我后来也被分配到新民晚报，她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得到了她的信任。无奈我这人毫无政治头脑，处世行事，率真任性，不知不觉就落入人家的冷眼。当我被卷进1957年的大风暴时，具体的“反党”罪状倒没有被揭出什么，但众口铄金的大字报却让我背上了拍马屁的臭名（其实指责我的人有些才真的是马屁精），连带地也攻击了欧阳文彬。但这次看她在《七人集》中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她那年受批判主要问题不在我，我也不必对她一直感到愧疚了。何况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今年是她九十大庆，那天在文化俱乐部摆了两桌，约了有我在内的少数人，小小地欢聚一番。活着就是坚强，就是幸福，这样一想也就胸无挂碍了。
　　
　　姚芳藻和我同岁，算起来她还比我小几个月，但她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格要比我早好几年。上海解放前她已经是进步的名记者。建国后更不得了，尤其是她任文汇报驻京特派记者的那段时期，写的报道都是接触高端人物得到的信息，我只有仰望的份儿。福兮祸所伏，风波一起，自然在劫难逃，她带了孩子又回到上海。想不到1960年我们会在奉贤乡下一起劳动，这一来倒增进了友谊。“文革”中，我被放逐到南京梅山，上海只有空屋，想要办点事情无人可托，只好托了姚芳藻。她是那样热心，总想法为我办到。所以我现在只要一遇到姚芳藻，总拿她当老姐看待。这不关乎年龄，而是她的阅历、识见，要远远地超过我好多里程。
　　
　　黄宗英单单作为大明星的身份，就已“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我更感念的是她和冯亦代白首相伴的十二年岁月。冯亦代到上海，黄宗英曾约何为和我到她家吃过中饭，亲自下厨。又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上午，家中电话铃声大作，一听，先是宗英的声音，她随即叫亦代来听。亦代也只说了一两句，就挂了。原来那时董乐山刚刚故去不久，亦代很伤心。有一天忽然又念叨到我，好久不通音信，不知出了什么事没有？通了电话，放心了。黄宗英的诗文一向才气横溢。这次她编入《七人集》中的文章至少有两篇我以前是读过的，即“我在现场”“一句话，再，一句话”，现在再读，仍然受到震撼。
　　
　　罗洪先生（应该这样称呼她的名字），最早是在柯灵编的《万象》中见到的。坦率地说，我更仰慕她的丈夫朱雯先生，因为他翻译的《凯旋门》我读过好几遍，实在喜欢书中描写的那种情调。已想不起1987年在什么情况下见过朱雯，反正他又送过我一套《彼得大帝》。少年时长辈总是再三教导我“为人要至诚（一说志诚）。自涉足上海文化界以来，常常留心“至诚”的榜样，其中就有已故的朱雯先生，健在的罗洪先生。
　　
　　还有三位呢，如要妄加攀附的话，也可以说上几句。再一想，等以后有点熟悉了说，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