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弦致本文作者书简 

 纪弦第一部诗选集《三十前集》 

    “我乃世界最可爱的饮　者，全世界的诗人都承认。”
纪弦在海外六十多年，怀有浓浓的乡愁，尤其对扬州、对上海怀想更甚。他记得年轻时在上海南京路附近常去的三家老酒店，善元泰、高长兴和马上侯。他固执地以为，这些百年老店还开着，何时回上海，一定要去举杯痛饮，一醉方休啊！
　　“我人在海外，心在大陆。我是扬州人，一直想要回去看
　　看，始终走不开……”
　　纪弦走了。
　　纪诗人1913年4月27日出生于河北清苑县。2013年7月22日，以刚满不久的百岁期颐之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旧金山谢世。消息传来，国内诗歌界与全球华语诗人为人潸然，为之同悼。

　　一封信的缘由

　　八年前，纪弦给过我一封信，信不长，照录如下：伟强兄：
　　（一）信收到，悉一切。
　　（二）你的笔名韦泱的“韦”是个什么字？下回来信请说明。
　　（三）大作已拜读了。从你的文章中，知道我的忘年之交柳易冰走了，我很难过！
　　（四）不久前，我生了一次病，如今已痊愈，马上给朋友们回信，而现在，第一个就是你。你既然是柳易冰的好友，当然也是我的好友了。
　　（五）我人在海外，心在大陆。我是扬州人，一直想要回去看看，始终走不开。日后我回去，过上海，一定要同你见面畅叙。
　　草草上言，顺颂近安！
　　纪弦顿首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得信后，我即回信给他，答复了他的提问。未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没敢打扰当年已届九二高龄的老人。纪弦的这封信，便成了我信札收藏中珍贵的唯一。信中，纪弦分五点娓娓说来，表明老人思路异常清楚。现在展读，引起我的一番感慨。
　　纪弦说，“信收到”。指的是我第一次给他写的信。谈起此信，自然有一番缘由。早知上海嘉定有一位诗人兼诗评家柳易冰，他在创作之余，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海外华裔诗人的创作。一次，我问起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兄，他热情地说：“柳易冰就是伲过去中学里的老师王嘉民呀，下次来嘉定，我带您去见面。”这样，下次就去了，与《文学报》编辑李福眠、《博古》编辑虎闱，由继明引路，与柳易冰愉快相聚。其时柳先生已至肝癌晚期，他闭口不谈自己的病状，却大谈诗歌。我暗忖，在这座偏僻小镇，他是太过寂寞了。以后，我们就在电话中絮絮语语，常相联系。一次，他谈到受病痛折磨愈甚，想变卖出旧瓷器等一些收藏品，以缓医疗费用的巨额开支。闻此，我心情颇为沉重。过不久，我意外得到继明兄的来电，说柳易冰已去世，还转来一封信，说是柳易冰的女儿西蒙让他交我的。我拆开一看，是纪弦的一封写在打印诗稿上的便信，上有三首短诗，即《关于头发》《关于象棋》《关于谋杀》。他在下端空白处写到：“柳易冰：久未通信，十分想念。我今年满九十二岁，但我还是和四五十岁时一样，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诗思如潮，而酒还是要喝的。有空请来信。祝吟安！二千○五年四月二十日纪弦顿首”。他又在上端右边空白处写道：“此三首新作即将在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特地影印一份寄给你看看。”在左边的空白处，他又补了一句：“给你几个地名条备用。”三段短语三首短诗，有不小的信息量，又传递出老诗人心细如丝的体贴与温暖。
　　可惜的是，柳易冰再也没法践行纪弦的叮嘱“有空请来信”了。纪弦与柳易冰通了几十封信，这成了最后的“绝响”。看来，这回信之事，只能由我来承担了。为不使纪弦等待，也为了完成柳易冰家属的托咐，我用纪弦附在来信中的“地名条”，给纪弦写了第一封信。
　　纪弦得信，即在回信中问及我的笔名“韦泱”之事。我在第二封信中写道：“韦泱作为笔名，只是伟强的谐音，无寓意也。泱是水域开阔貌，韦是百家姓之一，只是少数姓。这样，笔名不易与别人撞车，仅此而已。”但是，我对于“韦是个什么字”的提问，仍没有向纪弦说明清楚。于今想来，甚感歉疚。纪弦离开大陆早，未知解放后的1956年1月，大陆第一次颁布了简体字表，其中就有韦字，是繁体字“韋”的简化。只是，我疏忽了，给纪弦写信时，用的全是简体字，难怪他老人家不识“韦”为何字了。

　　“忘年之交”传诗情

　　纪弦说：“大作已拜读了”。因我在寄信的同时，附上了2005年初写的一篇小文　《从路易士到纪弦兼及柳易冰》，文中自然写到柳易冰去世之事：“眼前的柳易冰，已病入膏肓，肝癌已近晚期。尽管，他一次次手术，他与命运作着一次次顽强抗争。然回天乏力，年仅六十六岁的柳先生，终于在去年底，未能挣脱病魔的纠缠，远赴天国，令人唏嘘不已。而那天见面，他对自己病情只字不提，谈起纪弦，他竟滔滔不绝，充满诗人的睿智与激情。”我在信中说：“不能不告诉您的是这一不幸的消息，易冰先生已于去年十二月因病去世，您四月寄来的诗与附言，其家属转交我，希望我给您复信，转告这一情况。”
　　悉此，纪弦信中说：“我很难过”。远隔重洋，遥寄哀思，年逾九旬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以想象纪弦的悲痛心情。
　　柳易冰生前，多次谈及他与纪弦的相识之缘。在“文革”中，柳先生因为爱诗而偶然收藏着一册诗歌旧籍《火灾的城》，署名“路易士”。这册1937年新诗社出版的诗集，仅印三百五十本。柳易冰冒着风险，将诗集藏入洗脸桌的夹层里。“四凶”粉碎，他才敢取出沾满蟑螂粪迹的诗集，并想归还作者路易士。此后，开始走上漫长的“寻找路易士”的艰难之旅。而后，通过台湾诗人非马，知道路易士即是纪弦，路易士是他1948年去台湾之前用的笔名。非马与他是几十年的好朋友。非马在信中告诉柳易冰，纪弦说存有此书，不必给他。又说纪弦不太愿意告人地址。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别人给他介绍新朋友，他都婉谢。在柳易冰感到无望之际，忽然接到旧金山的来鸿，落款是纪弦的本名：“路逾”。因为，纪弦看到非马转去的柳易冰表现精神象征物的　《小白屋》组诗，很是欣赏，称他为“小屋诗人”。纪弦多次在信中感谢非马为他与柳易冰牵线相识。在给柳易冰的信中，也表露出欣然结为“忘年之交”的心情：“我案头堆积了几十封待复的信函，对您的回信都是提前处理，这表示我很喜欢你。”
　　知道柳易冰在研究海外诗人的经历与创作，纪弦把他的诗友胡品清、罗门、蓉子、林冷等，一一介绍给柳易冰。对于柳易冰提出的各种事项，纪弦更是有求必应，一一照办。柳易冰需要纪弦的近著，即使手头无书，纪弦也会去信台北出版社，联系购买。为了给柳易冰寄照片，他翻箱倒柜找出尘封多年的旧底片，在烈日下拄着拐杖，两次去街上照相店添印。
　　更为难得的是，为协助柳易冰编选《纪弦现代诗选》一书，纪弦几乎倾全力提供帮助。他分三批先后寄出《晚集》《纪弦自选集》《纪弦与现代诗》等诗集、诗论资料。对于柳易冰寄去的入选篇目，纪弦一一用红笔划出，注上创作日期。纪弦早已发誓不给任何人作序，可是，却破例为柳易冰编选的此书作序。为序文的写作，他竟有八天未去给花园里他心爱的玫瑰花浇水，以致猛然发觉，玫瑰花已干渴得病蔫蔫的，差点枯死。由此可见，纪弦是如何看重柳易冰这位大陆诗人的。在他晚年的岁月里，这样的“忘年之交”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了。
　　因为，柳易冰是大陆研究纪弦第一人。他在与纪弦短短几年中的几十封鸿雁交往中，已掌握了丰富而生动的纪弦第一手资料，进而写了二十多篇关于纪弦的专文，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仅写纪弦爱酒的文章就达十余篇，如　《陈年老酒何处去寻》《大诗人纪弦谈酒》《自诩现代的刘伶》等等。以至纪弦也不得不由衷感慨：“我乃世界最可爱的饮者，全世界的诗人都承认。”
　　可是，两位“忘年之交”的诗人，生前未能见上一面。1994年，得知非马夫妇有大陆之行，纪弦特地委托非马到上海，代他与柳易冰来一次热烈的拥抱。在上海银河宾馆，非马当着众人之面，用宽厚、温热的胸怀，与柳易冰紧紧相拥，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宾客。
　　纪弦在一场病后，面对一大堆信函，第一个就给我回复，就像当初从“堆积”几十封待复的邮件中，首先给柳易冰回信一样。我庆幸我是沾了柳易冰的光。“好友”两字，从纪弦的笔下流出，得以延续，令人倍感温馨。

　　居无定所的岁月

　　纪弦信中写道：“我是扬州人。”
　　其实，关于纪弦的身世，说来话长。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纪弦出版了筹划近三年的　《三十前集》，选诗二百一十二首，这是他的第一部诗选集。书后附有一篇长文《三十自述》，在第一节　《襁褓时代》中，他说明了自己的出生地和籍贯：1913年4月诞生于河北保定府（今为清苑县）。原籍是陕西省盩厔县（今为周至县），但从来没有到过。
　　纪弦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会员，后戎装在身，成为身经百战、威镇遐迩的大将军。当年陈炯明叛变，父亲率陕军三千人马，大破叛军，解了广州之围。作为长子的纪弦，父亲希望他长大第一学空军，其次学陆军。但他体瘦多病，又患近视，一副文弱的形体。但父亲十分开明，从不干涉儿子们的职业自由、恋爱自由。对于纪弦学习美术的志向，也通情达理地爽快同意。
　　父亲虽在袁世凯部下工作，但他反对帝制，毅然参加二次革命。足智多谋的父亲，悄悄瞒过袁世凯的耳目，选择了一个良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夫人与出生才二十多天的纪弦，登上了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轮船。再转道香港、越南海防市，由滇越铁路到达昆明。
　　在纪弦幼小的记忆屏幕中，只是从昆明到北京后，才渐渐清晰。他记得去过西山、天坛等等。在北京，家里请来了私塾老师，教他古诗文。1921年，全家随父亲到了武汉。第二年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光顾这座城市，九岁的纪弦充满了好奇。在这里，他踏进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由于父亲的工作变换不定，造成了全家不停迁徙，居无定所。这对年小的纪弦来说，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学业不能安定持续。不久，全家又转到广州，可小学才读了半个学期，便奔赴香港去了。然而，幼时的纪弦，对香港倒颇有好感。他常常在九龙半岛的沙滩上，掘着泥沙，拾着贝壳，眺望绿色的海和它迷人的地平线，似乎有了最初的诗的萌动。他说：“在香港，我受的是海的教育，海教育了我，海捏塑了我的性格，海启发了我的智慧。海是我的襁褓时代的保姆，海是我的幼少时代的先生。”
　　在香港待了两年时间，又于1924年，随父亲转道上海到扬州，并在此定居了下来。这对纪弦来说，是一段相对稳定的岁月。他说：“定居扬州，对于我的一生，是关系重大的。”在扬州，纪弦终于可以安静地读完曾经断断续续的小学。继而读完了完整的中学。“恋爱，结婚，开始写诗，都是在扬州。”婚前他先到武昌美专读书，婚后转到苏州美专继续学业，而每逢假日必返扬州，与新婚妻子及家人团聚，生活安定美满。1931年，在扬州，他与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所以，扬州对于纪弦来说，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尽管纪弦的出生地在河北，祖籍在陕西，尽管纪弦的身份证上籍贯一栏，填写的是上海。但是，他常常自称“扬州人”，亦在情理之中了。　　从诗内到诗外
　　据说，1929年，纪弦十六岁时，写出了第一首诗《生之箭》，于今已无缘得读。但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34年5月，在《现代》杂志“诗选”栏目上的《给音乐家》：“你欣然地告诉我/又学会了一支新曲/你还好意地奏给我听/可是这些古来的名曲/早就被人听厌了/不问是热情抑或悲壮/总带一些儿凄凉/告诉你吧，朋友/别再做那成名的梦了/你那披亚那底键盘/和凡阿玲底弦上/只剩得最后的一个商音了”！纪弦说：“这是我的第一次发表，也可以说是我的文坛生活的开始。但是诗的本身很坏，带点左倾的色彩，从来没有把它收入任何一本集子里过。此后，《时候》篇发表于九月号的《现代》上，这才引起注意，得到好评。”
　　1934年，纪弦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易士诗集》。同年12月，在上海创办了《火山》诗刊，仅出两期就停刊了。再度回到上海时，已是1935年的下半年了，是为着他的第二部诗集　《行过之生命》的出版事宜而来。他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俄国西菜馆二楼的亭子间。他负笈日本回国后，暂居苏州。此间，苏州、上海两地跑。与常白、沈洛、韩北屏合办诗刊《菜花》，仅出一期就夭折了。之后于1936年11月，他又主编《诗志》双月刊。1936年10月《新诗》创刊，由戴望舒主编，纪弦与徐迟、杜衡等一起参与，共出刊十期。1937年上半年，纪弦先后到上海闸北的安徽中学，以及圣·济芳中学任教。此后，又短期在武汉、香港、昆明、南京、泰州等地流亡。1944年初秋，终于回到上海，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一直到1948年11月28日，全家去了台湾。纪弦一直任教于台北著名的成功中学。1976年圣诞节后，退休已两年的纪弦，与夫人胡明移居美国，后长住加州圣·马堤奥老人公寓。晚年他除了发表诗文，出版诗集和诗论专著，还写作出版了三卷本《纪弦回忆录》，回顾了自己长长的一生。
　　俗话说，功过自在人间。尽管纪弦为我国现代诗歌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亦不能回避他在敌伪时期附逆的人生污点。他曾在汪伪把持的《中华日报》任过职，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赴南京参加由日本军方策划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如此等等，这样的作家，自然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期屏蔽在外。但近些年，对海外作家加强了研究，出文集出传记，过去与纪弦过从甚密的柳雨生（柳存仁），曾被作为统战对象邀请到北京讲课。相比而言，对纪弦似乎冷落了些。客观真实地审视历史与人生，纪弦在海外六十多年，怀有浓浓的乡愁，尤其对扬州、对上海怀想更甚。他记得年轻时在上海南京路附近常去的三家老酒店，善元泰、高长兴和马上侯。他固执地以为，这些百年老店还开着，何时回上海，一定要去举杯痛饮，一醉方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