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奇石》

繁体版《奇石》

    在美国作家何伟的最新文集《奇石》中，读者能读到奇形怪状的中国。《奇石》是何伟观察中国12年的散文集，收入了他在《纽约客》上发表的10多篇文章，英文版今年5月在美国出版，该书的第一个中文版日前由台湾八旗文化完整出版，简体中文版将于明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通过这部《奇石》，何伟说：“中国就像是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简体版收埃及观察文章

　　完整版《奇石》一共收录了18篇文章，关于中国的有14篇，这14篇文章所经历的时间基本上与《寻路中国》一致，在里面甚至直接使用了部分《寻路中国》的片段。比如《四重奏》一文里他坐北京出租车的经历，曾出现在《寻路中国》的开头部分。《奇石》一篇同样也几乎是《寻路中国》里何伟逛古玩店的经历。当然，大部分文章的故事还是首次出现，比如《胡同儿因缘》讲述了何伟在菊儿胡同的生活。

　　早报记者昨天从上海译文出版社得知，《奇石》的中文简体版正在翻译中，译者依然是《寻路中国》的译者李雪顺。根据目前的出版进度，这本书将于明年1月出版简体中文版，但该版本将与英文原版和台湾繁体字版有所不同，有部分篇目的变动，但是在大陆版中将收入何伟近期所写的关于埃及的观察文章，以及部分在《甲骨文》里的内容，共6篇。何伟的《寻路中国》、《江城》以及他夫人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之前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奇石》在美国出版于今年5月，在6年之前，何伟夫妇已经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尽管离中国越来越远，离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他这些年出版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中国，《奇石》依然关于中国。相比《寻路中国》、《江城》到《甲骨文》长篇中国纪实三部曲，《奇石》是部“番外篇”，正好是这三部长篇写作期间，即时或零星素材创作的文章，是三部曲的前传也是那三本书中部分人物的后续跟踪。从广东鼠肉餐馆到安徽汽车厂，从东京黑社会到尼泊尔村庄，不拘一格。这些文章延续何伟在三部曲里的风格，通过个人命运透视历史，没有说教和批判，只有冷静的观察以及贯穿始终的幽默。比如这本书的第一篇关于在广东吃鼠肉的经历，读起来也许有些恶心，但那种作者与被观察者的自嘲很好地消解了那种可怖的场面。

　　有读者认为这是一本炒冷饭的书，但何伟自己称：“即使是《纽约客》这种对作品长度较为宽容的刊物，也免不了删减。而一部分早年写就的故事，今天看来亦可以添加一些新元素。”经过他的重新打磨，于是就有了这本何伟的旧作集。

不时在用中国逻辑思考

　　在中国，几乎每个旅游景点都有一块所谓的“奇石”，或刻上景点名字，或号称有神秘来源以吸引游客，这些奇石也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旅行时留念照片里的主角。何伟索性就以“奇石”来作为这本文集的名字，“奇石”本身的含义也成为何伟12年观察中国的一个“奇视”，读者读到的也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中国模样。何伟说，“‘奇石’是中国人观赏的那种奇怪的石头，你把它看成什么，想成什么，都是可以的。”

　　这十多篇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报道，正好经历了中国崛起的这十几年间，这些文章一次又一次用幽默生动的真实故事，写出中国处于变化中的奇特面貌。何伟的书写，总是既带有本地居民又有外国观察者视角的双重眼光，这也让他除了能生动地描写人物面貌与地方的特殊环境外，还增添了许多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的奇闻趣事。

　　很多读者以为，已经在埃及生活了快两年的何伟应该会在这本《奇石》里写一些他对埃及革命的观察，但是没有。无论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科罗拉多还是迁往埃及开罗，“中国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框架”，这句话也是书中其中一篇《回西方》探讨的主题，何伟已经习惯于把在美国的生活与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进行不自觉的比较。所以即便那剩下4篇跟中国生活无关，但文章里何伟不时用中国逻辑在思考。

　　何伟把过去十几年他见证的中国写成了中国三部曲，而这部用“边角料”所写的《奇石》可能是他对中国说的再见，他的中国写作可能就此画上了句号。关于埃及的写作旅程是该开始了。何伟目前驻扎在埃及快两年了，还在学阿拉伯语，有两个3岁的双胞胎女儿。何伟之前表示，他跟太太商量过，过些年还会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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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儿因缘：一条北京小巷的生生世世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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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搬进菊儿胡同不久，北京开始角逐主办2008年奥运会，奥林匹克荣誉的痕迹开始触及胡同儿。极力推进北京平民的运动爱好和健康意识，政府修建了无数户外健身设施。油漆得亮晶晶的钢铁设备好意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但看上去有点古怪，似乎设计师只在健身房匆匆瞄了一眼，全凭记忆设计出来的。在健身场所，人们推转大轮子，推那些毫无阻力的杠杆，在摇锤上荡来荡去，如公园里的孩子。在北京市区甚至郊区，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即使在长城附近的小村子。在那里，这些设施给农人们新的生活方式选择：为收胡桃劳作12个小时之后，他们可以一遍又一遍转一个黄色的大轮子解乏。

　　但没人比胡同儿居民们更喜欢这些健身设施。这些设备分散在老城四处，藏在小巷子里。清晨和黄昏，它们尤为尽职地忙碌着——成群的老人们闲聊着，在摇锤上玩上几圈。一些温暖的夜晚，男人们悠闲地坐在这些设备上抽烟。这些设施对胡同儿运动来说再完美不过：提供和邻居们在街上厮混的好借口。

　　2000年底，作为全城“申奥”提高卫生设施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在菊儿胡同重建了公共厕所。这变化如此戏剧性，如奥林匹斯山的灵光瞬间照耀到这些小巷，留下一个壮丽的建筑。这个公共厕所有自来水、红外线自动控制的抽水马桶，还有中文、英文和盲文的标志。灰色屋瓦让人联想起胡同儿里的传统建筑。使用规则镌刻在不锈钢上，“3：每个使用者可以用一块免费的手纸（长80厘米，宽10厘米）。”旁边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全职看管厕所。了解自尊心颇强的北京市民不愿在公共厕所工作，政府从内地省份招来一些夫妇作为工人，大部分来自安徽。丈夫清理男厕所，妻子负责女厕。

　　在菊儿胡同的那对夫妇带来了他们的儿子，在公共厕所前，小家伙开始学步。如此场景在首都上演，或许有一天这些孩子会成为北京版本的“午夜孩童”（注：Midnight’s Children，来自Salman Rushdie著名英文小说，写一些在印度独立时出生的孩子的故事）：一代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公共厕所里长大，“奥运”十年后，会长大成人并带给祖国母亲卫生荣耀吧。同时，菊儿胡同的住户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厕所对面干净的公共空间。修自行车的老杨把他的工具和破自行车们堆在那儿；入秋，卖白菜的就睡在公共厕所附近的草地上。隔壁烟店的王兆新，在厕所入口附近放了几个摇摇欲坠的破沙发。还有人贡献了个棋盘。折叠椅出现了，随后是堆满啤酒杯的木头橱柜。

　　不久，这儿堆了不少家具，每晚也聚满了人。王兆新宣称这是“W.C.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入会，当然，对于谁应该当“主席”，谁当“委员”，有些争议。作为个外国人，我属于“少先队员”级别。周末晚上，俱乐部在厕所门前搞烧烤。王兆新提供烟、啤酒和白酒；新华社的司机曹先生则念叨着报上的新闻。炭烧的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看管。因行动不便，老楚经官方许可，可以开一辆小的机动车，这使他穿过胡同儿运羊肉串儿容易多了。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打进世界杯了，“W.C.俱乐部”搞了台电视机，从厕所引来电源，无情地嘲笑国家队——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一球未进。

　　2

　　王兆新谦虚地拒绝“主席”头衔，尽管他是大家显而易见的选择：他的生活与现代北京的变化密不可分。他的父母1951年搬进菊儿胡同。那时，北京15世纪早期的布局还完好无损，在当时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显得独具一格：一座古老城市，历经现代化进程和战火，却几乎安然无恙。

　　北京曾有一千多家佛寺庙宇，后来几乎都被充公挪为他用。在菊儿胡同，和尚们被赶出叫“圆通寺”的喇嘛庙，很多百姓搬进来，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同时，无产阶级群众被鼓动占领富人宅第。此前，菊儿胡同的私人院落中有宽敞明亮的天井，但在1950和1960年代，多数院子中挤满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从前只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成为20多户人家的栖身之所，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之后的20多年中，众多北京城门被拆毁，随之是壮丽的城墙——它有些部分高达40英尺。1966年，王兆新是六岁的小学生，他参加儿童志愿者工作队，帮助拆毁了离菊儿胡同不远的一部分明城墙。1969年，“文革”期间，为了修地铁站，附近的安定门被拆。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约有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不复存在。

　　1987年，王兆新的弟弟在北京一家饭馆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后，这个18岁的年轻人被和面机轧断了右臂。在那之前，王兆新开始做小买卖，希望能在新市场经济中立稳脚；他不得不考虑他弟弟的状况而选择贩卖什么商品。水果和蔬菜太重，而卖衣服需要两只胳膊量尺寸和折叠货品。烟比较轻，所以王家兄弟决定卖烟。

　　1990年代和2000年后，当王家兄弟在菊儿胡同卖烟时，房地产开发商卖掉了大半个北京，部分因为当地政府部门自房地产开发中获利。当一个胡同命定要被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它的房子和墙上就被涂上个被圆圈围着的斗大的汉字，如无政府主义者涂鸦中的“A”：“拆”。当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里猖獗横行，这个汉字成了一个符咒——北京的艺术家们戏仿它，百姓们开着“拆”的玩笑。在“W.C.俱乐部”， 王兆新常说，“我们住在拆那儿。”听来有点像英文词“China”。

　　与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兆新务实，脾气好，不感情用事。他的慷慨大方人尽皆知——街坊邻居们送他个昵称“王老善”。他给“W.C.俱乐部”烧烤活动出了不少力，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迟早要在这个区拆更多房子，但他从不谈论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已让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本文选自《奇石》，张泠译。本文非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译文，刊登得到出版社同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