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通常是直译书名。有些书名太长，或不好理解，或不适于中国国情，译者就改掉书名。例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被严复改为《原富》，以后又被近人改为《国富论》。这种改名合适不合适呢？

　　让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是最近读了一本美国作家文斯·弗林（VinceFlynn）的反恐小说，书名为《卡扎菲的军火商》（同心出版社，2013年6月），封面上写的介绍是，“比恐怖分子更恐怖的，是一直从恐怖袭击中牟利的军火商。”读完后才知道，其实全书的内容与军火商没什么关系。全书是围绕美国中情局暗杀一名与卡扎菲有过交易、又与萨达姆进行核武器制造设备交易的德国企业家所引发的美国高层政界人物之间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这名先后与卡扎菲、萨达姆交易的企业家，仅仅是一个引子，根本没写他如何交易、如何从中牟利的事。把书名定为《卡扎菲的军火商》岂不误导读者？更别说封面上写的那些话了。找到版权页才知道，其实英文原名《第三种选择》（TheThird Option）就极为贴切。书中说美国对恐怖分子有三种选择：外交政治、军事与暗杀。对这名帮助恐怖分子的德国企业家，前两种方法实行不易，于是就用了第三种选择——暗杀，由此引起美国国内政界上层的争斗。到别国暗杀人当然违反国际法，这才给有野心的政客以攻击的借口。读完全书才知道原书名之意义，而改的书名则不伦不类。这样确切的书名何必自作主张地改呢？

　　最近还看了一本书，书名为《龙争虎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7月）。初看书名真不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只是由于这本书的作者为美国作家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我读过他的“伯恩系列”，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才买了一本读。原以为从书名看是写苏美间谍之间的斗争的，读完才知道是写两个原本对立的苏美顶尖级间谍合作起来与一个国际恐怖组织“莫达莱兹评议会”斗争的。这本书的原名为TheMatarese Circle，译为“莫达莱兹集团”就可以。当然，改得更达、雅一点也可以，但中心不能离开莫达莱兹这个集团的阴谋。把书名改为极为一般、没什么特定含义的“龙争虎斗”，真是莫名其妙。改书名的目的之一是吸引读者，增加销售量，但改为这样抽象的名字，谁也不知写什么，谁肯买呢？我要不是知道了作者的名字，读过他的书，也决不肯买。书名起码要让人读完书之后感到恍然大悟，不能让人读完书感到莫名其妙。所以，书名还要具体一些，不能太抽象。

　　让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些书名被改之后，歪曲了作者的原意，引起读者的误解。最近读了两本经济学家的传记。一本是美国作家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写的《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另一本是美国作家肯尼斯·R.胡佛（Kenneth R.Hoover）写的《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不用看内容，仅看标题就知道，书名一定是译者改的，而且改错了，改得歪曲了作者的原意。西方人从来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改变历史，或推动历史前进，所以，他们写经济学家的传记决不会用这类夸张无边的书名。一查原名的确如此。前一本书的原名是GrandPursuit，直译出来是“宏伟的追求”，简洁一点译为“宏愿”也未尝不可。书名的意思是这些经济学家有令人敬佩的追求，但没有做推动历史前进的“推手”，更没有改变世界的意思。后一本书的原名是Economics as Ideology:Keynes,Laski,Hayek,and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直译出来是“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及当代政治的创建”。主旨讲的是这三位学者对当代政治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世界之意，而且拉斯基是政治学家，还算不上经济学家。

　　译者给这些经济学家以改变世界的作用，主要还是受中国当今一种不正确观念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由默默无闻变为显赫的“显学”。不少人（包括经济学家自己）认为经济学是“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的，上可影响国家政策，下可发财致富，由此就认为经济学家可以改变历史。其实，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这种作用。拿几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先有市场经济，后有亚当·斯密，并不是斯密设计并促成市场经济，同样，先有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而后有凯恩斯，并不是凯恩斯设计并推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即使世界上斯密和凯恩斯没有出生，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不会变。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是经济学家推动的。中国的改革有其内在必然性，而把这种必然性变为现实的是邓小平及以他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包产到户并不是群众或经济学家发明的新方法，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已经部分实行，并得到邓子恢等老革命家的支持。只是并未成气候。改革开放后得以实施，是上面的领袖换成了邓小平。至于私人企业，已存在几千年了，能变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动力，还是上面的邓小平。经济学家自身并不能改变历史。这两本书的译者受经济学家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观念影响，才把书名译成这么一个错误的东西。这种书名的改法传达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误导了读者。

　　再回到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译法。我以为严复先生改为“原富”是相当高明的。“原富”就是“论财富”，既没有违背斯密的原意，又符合用文言文译书的表达方式，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但当代人改译为“国富论”，我认为就甚不妥当了。斯密讲的“国民财富”是“国民”的财富，而不是“国家”的财富。从全书看，斯密更为关心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家财富。所以，以“国富”为题曲解了斯密。我一直推荐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的本子。尽管以后以“国富论”为名出的各种版本译文上更好，但我认为书名不可取。

　　其实绝大多数外国著作的名字是可以直译的，没有改名之必要，少数需要改的，也要坚持“信”为第一，不能歪曲原意，误导读者。译书要不要改书名，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起码不是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这种至关重要的问题。译书首先要“信”，在“信”的基础上再“达、雅”，译书名亦应遵循这一原则。为吸引读者眼球而改的书名，往往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