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完成首部散文集，至今已出版十部作品。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兰卉 早报资料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书封，该书是蒋方舟20岁后的首度杂文结集，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出版后，蒋方舟自己去豆瓣看评论，看到有人说“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她说，自己忽然松了一口气。

　　这是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蒋方舟的第10本书，距离上一本，已隔了4年。相比当年，一个没多少话语权的小学生需要一本接着一本出书来证明自己，越来越被传媒举为公众人物的她，可以更自由地用各种方式展现自己。以至于新书出版时，她竟有些紧张。

　　小时候她的噩梦是“如果有朝一日江郎才尽成为普通人怎么办”，现在这已不是问题，就像小时候觉得强大的怪物，回看也不过这么一点。天才与普通人，一天也都是24小时地过着日子。

　　天才是她成长过程中一路被贴的标签，她也是一个敏感早慧的孩子，就势使自己与外界区隔的方式。而毕业工作，踏足社会，知人论世不再是纸上谈兵，她大可以从容应对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因为站定了自己的位置。

　　就像她母亲、作家尚爱兰。蒋方舟说母亲现在不读书，不写作，最大的困扰是一个新菜能不能做成功。而她却并不教女儿相关生活技能，“我妈说，到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但她毕竟不甘于“普通”，所凭借的相对天才，可能更在勤奋。即便每天工作、应酬冗身，但她坚持每天6点半起床，为自己腾出两三个小时的写作时间。之后再处理各种事务。晚上回家后，还要写日记与读书笔记。

　　“我基本没什么时间谈恋爱，我常说我要是自己男友，就跟我分手了。除了吃饭、看电影、接送我去什么地方，我们之间，可能打电话的时间更多一些。还好我情感需求并不大，不大需要爱的关照，也不需要心灵相通。”蒋方舟说。

    害怕成为代表

　　东方早报：新书没有别人写的序与跋，这是你故意安排的吗？

　　蒋方舟：是的，也没有腰封上的名人推荐。从小到大别人对我评价已经够多了，所以希望这本书是我个人化的东西，只有自己的东西。其实我挺害怕别人尤其是熟人对自己的评价的，前段时间看到微博上大家都在写“我所认识的吴虹飞”，我觉得我不怕被抓，就怕大家写“我所认识的蒋方舟”。

　　东方早报：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评价不是分内的事吗？

　　蒋方舟：是的，这是我必须承担的，没什么好抱怨。但我知道我不能顾盼生姿地也就这么认为了。我自己接不接受、追不追求是另一回事。写作者很重要的身份位置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果把自己放在中心，就很生硬奇怪。王朔说自己一直就是站在观众群中骂台上傻逼的位置，有天自己站到台上，总感觉还有一个小小的自己在骂台上的自己。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肯认可自己就是台上这个人。

　　东方早报：拒绝被评价是有曾经被伤害的经历吗？

　　蒋方舟：小时候其实不会觉得是什么伤害，那时候特别急于证明自己，那些现在看来其实是伤害的东西，感觉就像是给你的火箭增加燃料一样，只令你兴奋激动。而因为从小就开始累积这样的经验值，有了抵抗能力，而我现在的舆论环境比12岁时强太多了。现在每天还有人给我邮箱发邮件，说你这个骗子，你代笔，打倒蒋骗子一家；有很多读者说以前喜欢你写的东西，现在看到你老在这里那里出现，变得不喜欢了，我都没觉得是很严重的指控，你理解了他们之后，就会觉得不具有伤害性。

　　东方早报：你害怕被评价成什么？

　　蒋方舟：新书发布会上，刘瑜老师说我活得太可怜了，大家对我有太多期待了，而其中很多都存在矛盾，比如希望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成为小说家的期待。我特别害怕成为代表，比如被评价为“80后的榜样”，或者“不像一个80后”，代表其实就是一个靶子，人们只是在你身上找时代的缺点或优点，并不关心你是谁。

    不是唯一孤独的人

　　东方早报：这本书的内容基本都不涉及你的个人生活，这可以看作你的自我保护吗？

　　蒋方舟：可能更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太贫乏无趣，不觉得有什么惊心动魄，没有自信讲述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也写了一些学生生活的、接地气的东西，加起来20万字，也是本书的容量，但没好意思出，觉得不值得单独出了让大家花钱来买；跟这本书合在一起的话，公共叙述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叙述放在一起太奇怪了，字数也太多了。

　　东方早报：你写的学生生活的文章，会给同学们看吗？

　　蒋方舟：不会，这不是写新闻稿，让人看过以便对自己的话负责。这对我来说跟为什么不找人写序是一样的，没人愿意看别人笔下叙述的你。尤其我写的不都是赞美，我观察到的点，可能跟对方感受的不大一样，比如我看同宿舍室友和她男朋友的关系，就可能跟她的体会不大相同，所以还是不必给她看了。此前我写过一篇好年龄与好衣服的文章，意思是女孩子最好看的时候往往是最贫穷的时候，只能用便宜的方式装扮自己，这背后的心理其实蛮让人心酸的。这文章被我一个师姐记恨很久。我写的并不是让大家分享、看完一笑的东西，不是让所有人都舒服的角度。

　　东方早报：你大学时的朋友多吗？

　　蒋方舟：有三四个朋友。可能我对朋友标准比一般人要高，不是见面聊天吃饭就成为朋友了。毕业之后，我跟大多数同学没有联系，但还有三四个是频繁联系、见面的。

　　东方早报：你回顾大学生活时有“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的感觉吗？

　　蒋方舟：我大三时就搬出来住了，我之前在淘宝买很多东西，快递盒子几乎把宿舍给吞没了，检查卫生经常给大家拖后腿，而且我读书时习惯晚睡晚起，知道自己的作息也不大好，不想影响同学，所以就非常自觉搬出来了。当然同学对我还是比较好的，我只是避免留下一个讨人嫌的形象。在学校标准中，我往往会被放在贬义的语境下被评论，融入体制是好的，我这样独来独往就是失败的、不好的，但我其实对自己的状况挺享受的。

　　东方早报：那你读书时都是一个人吃饭？

　　蒋方舟：是的，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宿舍。但我很享受这种状态，我高中时读黑塞的《荒原狼》，里面的邻居就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但每次遇到一个老太太都停下来跟她聊天，仿佛通过这个老太太，能进入一个世俗世界，就这样待五分钟十分钟也好。所以我意识到还是有跟我同样的人，也许只是存在于书本中，但你知道你不是唯一一个。有人的痛苦源自不被外界认可，但如果你内心没有这种需求的话，孤独也是挺好的。

    学校标准比社会更残忍

　　东方早报：书中收入很多文章都是你的职务性作品，你个人喜欢写这类杂志稿吗？

　　蒋方舟：不太喜欢，但不能说不喜欢就不写，这是我的工作，还是得写好。但约稿什么基本都不写了，打算集中精力写长篇、写小说。杂文也在写，因为是训练自己对社会保持观察。但我觉得最好不要出书了，发在网上大家看下就可以了，不值得称作作品。

　　东方早报：其中一些文章可以看到它的新闻生产痕迹，但正文后面的附记，倒是可以看到你本人的气息。

　　蒋方舟：这里面的文章很多都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书稿交上去之后，觉得还是太硬邦邦了，没有太多个人化的东西，包括原本很多情况已经更新，很多想法你现在可能已经不认同了，所以就给每篇文章都写个附记。就像去台湾，第一次去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太平洋的风”那种平面式的感受，但去了两三次后，认识就有很多变化，那再写一篇文章也不大可能，就用后记的方式，把新的认识传达给读者，我觉得这是比较负责任的。

　　东方早报：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会在能够做出整体判断时再发言吗？

　　蒋方舟：不会。我觉得这一刻的感受是有意义的。就像微博公共事件的讨论，最后赢的肯定是“客观理性公正”的态度，但是这种绝对正确往往也是最没有意义的，我觉得不必去追求完全客观正确，反而感性的乃至偏见偏颇的轨迹是对我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我感觉附记是在告别学校之后写的，心态似乎放松不少。

　　蒋方舟：进入社会后，许多原来觉得是问题的事情，不再是问题了。在学校里很多标准与底线，比社会上要狭隘残忍很多，比如人际关系、成功失败的学校标准，很多问题现在迎刃而解。包括对自己的认识上，我原来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团队协作能力，小组作业都是一个人做的，但现在发现不成问题。原来因为环境小，别人对你的评价构成很大困扰，而现在大可以离开或者不理。我最惊奇的是，现在还有大学叫我去讲座，仿佛我变成一个成功典范，但在大学时，我对自己的认知完全是一个失败者。

    没认可过自己是天才

　　东方早报：你考虑过出国留学吗？

　　蒋方舟：大四时想过，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去学什么。我本科学的是新闻，但我到现在也不觉得新闻是可以学的，也没那么多新闻理想；也不可能去国外学中文；而知识上的短板又太多，应该先补哪块都不知道。所以应该读什么都不知道。大多数人不需要想这个问题，出国的意义对他们大于留学意义，但我不能荒废那么多时间用在不喜欢、没兴趣或用不上的知识上。

　　另一个考虑就是没钱，两三年几十万元，对家里还是挺大负担的。所以看着很多同龄人我也挺羡慕的，他们只需要思考是念人类学还是社会学的博士，而我则要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没有那么多选择在我面前。

　　东方早报：看到你书里写读贵族高中时同学的种种炫富行为，我会想“天才”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区别他人、自我保护的方式？

　　蒋方舟：你说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但其实外在环境根本不在意你这些。我进高中之前，我们当地的《楚天都市报》就讨论我进高中之后会不会能力不行啊，这些是你与别人交往之前就存在的障碍，而你自己需要花特别大力气才能破除，我不想那么累，就借来自我保护了。但我自己内心，从没认可过自己是天才，没有这种自信。天才可能分很多级别，小区级，乡镇级，省市级，全国级，我顶多就是个乡镇级，属于亲戚朋友拍拍我爸妈肩膀说你家孩子不错那水平的。反倒是对你前途不好的预言比较多，等着看这种方式的失败，等着看你江郎才尽。

　　东方早报：但你为何看到别人感喟你成为普通人而欣慰？这不也是说江郎才尽吗？

　　蒋方舟：我当时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发现小时候特别介意的事情，现在变得不在乎了。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江郎才尽变成普通人怎么办，是噩梦一样的存在，但现在不构成任何威胁，就像小时候觉得特别强大的怪物，现在一看才这么一点。变成普通人又怎样呢？每个人的24小时还不一样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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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人无少年

蒋方舟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前两天和一个同学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

　　（2012年11月写于北京。本文为《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代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