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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自己写好了,一个时代就出来了
 
2013年11月7日 10:22
 

    晨报记者对话毕飞宇

 

毕飞宇形容早年的自己是 “一个黑色的、皮包骨头的、壮怀激烈的少年”

 

自由、贫穷、恐惧

是我童年关键词


    记者:你身上有多少 “堂吉诃德”的影子?

    毕飞宇:其实不是说我身上“堂吉诃德“的成分有多少,而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爱“堂吉诃德“的原因,这其实是人类共性的东西。塞万提斯通过一个人,把全人类共性的一个角落表达了出来,我把它称之为“堂吉诃德”属性,所以这四个字,放在书名上我也很喜欢。这里面有重要的一条,因为我是文革中的那一代,童年和少年,文革中的政治是我很痛恨的,但我从小在文革中受那样一个影响,骨子里有一种英雄性,虽然这种英雄性,今天你会去反思它,但当它与童年结合在一起时,自有它迷人的地方,会成为记忆中特别有力量的一个点。

    记者:在这本书里,似乎可以找到你许多作品的源头?

    毕飞宇:我的许多作品,差不多只要和乡村有关的东西,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由头,或者找到答案。可以说,它是解读我的一把钥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证明,想象无论多远,它都有它的出发点。

    记者:如果让你说出三个关于你童年的关键词,会是什么?

    毕飞宇:第一个是自由。这是真实的,又是无厘头的。这个自由并不是我们生活在真正的自由社会里。而是我们生活在那个畸形年代,所有的孩子被父母和家长忽略了,甚至也被教育忽略了,才给我们带来了特殊的自由。第二个是贫穷。我们那个家庭算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一户人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贫穷,但是我看到过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吃不饱穿不暖。当你饿的时候,如果一个小时后就有吃的,就已经是天堂的生活了。第三个是恐惧。因为我的童年毕竟是在文革中,那种政治的斗殴和非政治的斗殴,我们是经常目睹的,当年我们用的词叫勇敢,我们很赞赏这种行为,现在回想,非常恐惧,孩子模仿大人去斗争时,手里都是拿着真家伙的,比如,棍子,刀。如果当年谁一个失手,造成死亡或终生残疾,真的很可怕。

童年时代

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


    记者:你在书里写到,童年常常去看杀猪,这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毕飞宇:我看的最多的不是杀猪,看的最多的是人的死亡。是葬礼,看的最多的是人的尸体。我们村里哪家死人了都会去看。但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厌世的情绪。因为小时候关于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一点都不知道。要说日后对我的影响,就是我在大学里读到一句话,苏格拉底说的“男人应该平静地死去”我会很认同。面对死亡,面对人生不幸,看过太多死亡的人,内心反而有超脱感,没那么恐惧。你很早就看到生活的底片。再怎么洗,它就这个颜色了。所以弗洛伊德反复强调,童年决定人的一生。

    记者:你在书中还记录了很多手艺人。这样一群人以后再也没有了,难过么?

    毕飞宇:这个想起来会叫人难过。我们永远在为历史的前进兴高采烈,我们不知道每一次前进,都会丧失很多东西,可是我们不太愿意去盯着我们失去的部分,而是永远盯着我们得到的部分,其实这是人类常常有的一种错觉。

    记者:作为童年回忆录,这本书是否可以达到百分百的真实?

    毕飞宇:虚构和非虚构,哪个更难?其实从文本操作来讲,虚构很难,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非虚构是容易的。因为非虚构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真实。真实从哪里来,就是诚实,但是我能不能百分百做到?因为记忆有自我美化的特点,有永远正确的特点,它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所以在一个写作的人打开自己记忆的时候,一定不要骄傲,要好好审视自己的记忆,在记忆面前不要手舞足蹈,不要感激涕零,要冷静,再冷静。

帮我完成内心重大转换的是城市

记者:你写的是一个人的童年,是否也试图写出整个一代人的童年?

    毕飞宇:我在写的时候,只是想把我的大背景写出来就可以了,我没有去描绘一个时代的野心。但是理性告诉我,把我自己写好了,一个时代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其实它的生活都是可以置换和拷贝的,一个张家庄和李家庄没有任何区别,王大爷家和李大爷家也没有区别,地里蚕豆成熟了,家家户户都吃蚕豆。当时的生活只有国家和人民,没有个人。

    记者:你为乡村少年这个经历骄傲么?

    毕飞宇:因为我后来长大之后从事写作,所以当我回忆起来时,这个对我的人生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很爱我的童年生活,可是如果你再问我,你的童年生活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牵涉到我父母的不幸。一方面我的童年有这样的丰富性我很庆幸,但另一方面如果当年能让我父母免受那样的苦难的话,我宁可让我的父母幸福,而不要这个丰富。但这就是我的命运。

    记者:你认为写作和乡村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

    毕飞宇:乡村生活为写作打了一个底子,可是我的灵魂和内心真正被打开,乡村是做不到的。帮助我完成内心重大转换的,是城市。也就是说19岁那年我不进城读大学,没有后来那么多年的城市生活,我想我的笔也许仅仅只能还原那个乡村生活而已,最关键的是,我会失去思想能力。

    记者:你在乡村的身份很特殊,你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对自己的身份如何界定?

    毕飞宇:拉康有个镜像理论,意思是,一个人对自我的正确认识,是从镜子里的影像开始的。事实上当我还是一名乡村少年时,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外来人,我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既在村里,又不在村里。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底子是农业文明的。但我没有故乡,意味着没有祖坟,没有祖坟意味着你对土地没有感情。我是一个对土地没有感情的人。对土地有感情的乡村作家和对土地没有感情的乡村作家,是不一样的。它有好有坏,坏的地方是可能在情感上没那么投入,好的一面是随时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随时加以批判。

    记者:你觉得你的乡村写作与莫言的乡村写作区别在哪里?

    毕飞宇:最好不要拿我和莫言比。

 

 

毕飞宇笔下的苏北少年 “堂吉诃德”,所讲述的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选稿:丛山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