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二万五千里》誊清手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样影印出版的《二万五千里》

    一部藏69年、真实记录红军长征全过程的回忆录《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按原样影印出版。这是四十多位长征的直接参加者在长征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是记录红军长征事迹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编集起源

　　1936年春，上海的《字林西报》惊叹红军走过半个中国的远征奇迹，认为：“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远在陕北的红军和中共中央领导获悉后，为了记录和保存长征的真实历史，向世人宣传长征、宣传红军，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一切长征中的文件和一些个人的长征日记，组织专门人员负责编写长征经过。此后，由于红军战事连绵，环境动荡，编写人员忙于他事，无暇顾及，致使该计划延宕。同年７月初，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红军领导人，为红军伟大的长征壮举深深感动。在采访中斯诺可能向中共领导人提议在国际和国内应广泛宣传长征和红军，以此为红军抗日进行募捐。这促使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改变编写长征经过的原定计划。８月５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此事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具体负责，组成了编辑委员会，编集全部来稿。红军将士响应号召，纷纷撰写。中央领导、军委领导以及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带头写作，其中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熊伯涛、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邓颖超、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黄镇等同志。稿件从各个方面迅速涌向编辑委员会。至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多万字。编辑委员会经过紧张的编选和通稿，至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２日，共编辑选定《出发前》等109篇文章、《长征歌》等10首歌曲、《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等英雄榜2张，及《长征中一军团所经过地点及里程表》等4张表格，定稿成《二万五千里》一书。

　　流传历程

　　《二万五千里》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全稿编定后，由于当时延安艰苦的条件和紧张动荡的环境，一直未能付印。事实上，从党中央编辑这部回忆录为宣传长征和红军并以此为为红军抗日募捐的初衷推测，也许当时中央并无在延安出版本书的计划，而是希望放在国内国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上海出版。《二万五千里》编定后，编辑委员会便组织人手，对全部定稿进行誊写复印工作。具体誊写了几部，已很难查证，但从编辑本书的实际目的、延安的物质条件、编辑委员会的人力状况、后来留存的稿本数量等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当时的誊写本数量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多于5部，更不会是目前流传的说法有20部。首先，编辑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出版和保存史料，供出版的稿本一般只需要1部，考虑到本书是准备放在上海出版，当时延安总部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状况并非畅通等实际情况，在1部送往上海的同时，为防止遗失或毁损在延安再作1份备份亦有此必要的因素，供上海出版一项需要誊清稿2部。延安总部为了保存长征史料的存档需要或者出版的需要，再需要誊写2到3部。甚至，在正常情况下，延安总部即便只有1部稿本，也完全可以满足以上两项需求。一种解释当时之所以誊写20部是要请斯诺带到国外去出版宣传，但事实上，斯诺是1936年7月初到陕北，同年的11月底或12月初斯诺离开陕北时本书尚未编辑完稿。第二，延安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物质匮乏，纸张、复写纸等的供应定然不会充裕，这可从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誊清稿本所用纸张的粗劣中可见一斑。如果没有另外特殊的需要，编辑委员会也就没有必要再多加誊写，因为每誊写一部，就需要多用约210*140尺寸的纸张743张，还需要大量的复写纸。如果多誊写15部，其所费纸张在当时的延安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第三，从编辑委员会的人手情况分析，定稿后也不可能作大量的复本誊写。从目前有关回忆史料可知，参加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大致有三人：成方吾、丁玲、徐梦秋，根据原书的《关于编辑的经过》透露：“这本书本应早日和读者见面，但因稿子大量涌来后，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出发了，结果只有一个脑力贫弱而又肢体不灵的人在工作，加以原稿模糊，誊写困难，以至延长预定编齐的期间约两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也就是说，当全部稿件来齐后，这本书的后期编辑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就是写《关于编辑的经过》的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徐梦秋。从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誊清稿本看，确有一位编辑从头至尾对每篇稿子用毛笔精心修改、润色的痕迹。由于原稿模糊，誊写困难，其誊写的进度也不会很快，即便可能是请许多誊写手誊写原稿，但由于是人工誊写，错讹漏误之处在所难免，每部誊写稿都需这位编辑一一修改，如果当时确系誊写了20部，其编辑修改的工作量之大是一个人决不可能在三四个月里所能完成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所知下落的《二万五千里》誊写稿本实际上只有2部，其中1部当时保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另外1部被送往上海出版，后来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依据延安稿本，改名《红军长征记》印刷出版，书前《出版的话》交代：之所以要出版本书，“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由此可见，当时延安只有1部稿本。如果1937年2月底真的誊写有20部稿本，那么除了送往上海的1部外，何至于时隔五年半的1942年，延安只存了1部稿本，从“深恐损毁或遗失”谨小慎微的心态与举动看，当时延安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誊清稿本。其余的誊清稿本究竟都到那里去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1937年2月延安只是根据实际需要誊写了很少的几部复本，根本就没有誊写过20部。

　　如上所述，在《二万五千里》成稿后，为了出版和存档誊写了不多于5部的誊清本。大约在1937年3月至1937年的6月间，延安总部通过上海党组织将其中的一部誊清稿本带往上海准备出版，但由于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爆发等原因，出版计划搁置。留在延安的稿本则一直由总政治部宣传部保管。1942年11月，为了研究军史的需要和保存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八路军总政治部将延安稿本付梓印刷，分上下两册，３２开本马兰纸，改名《红军长征记》，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延安受到严酷的经济封锁，限于条件，此次印刷的数量有限，可能只是发给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出版的话》中明确规定“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据有关资料，目前，1942年延安印刷本仅存几套：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各存一套(两本)，石家庄何季良私人藏有上册一本。解放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处专门收集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编辑出版《党史资料》。1954年《党史资料》依据1942年延安印刷本《红军长征记》，略作删改，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补注和附注，分三期重新予以刊印。1955年又作了若干删改，合为一册，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藏秘史

　　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本1937年2月底在延安誊清完成。1962年由上海鲁迅纪念馆首任馆长谢澹如的子女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其流传到上海以及前后经由那些人的保管等的具体经过因无直接的史料和当事人的谢世已很难复述。在此只能作些大致的推断。这部誊清稿应该是在1937年的3月至6月间由延安总部通过交通渠道送达给上海党组织的。同年7月，上海《逸经》杂志33、34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撰写署名“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介绍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其中许多情节来自《二万五千里》稿本，如讲述红军品尝茅台酒，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等情节，则采自舒同的《芦花运粮》。而文后的附录《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二万五千里》后面的附表《长征中一军团所经过地点及里程表》完全一致。显然董健吾在7月之前已在上海看到了这部誊清稿本，故誊清稿本送达上海当在3—6月间。具体可能是由王尧山带到上海的，因为王时任上海地下党的政治交通，负责延安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王把稿本带到上海后，交由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由冯雪峰安排在上海的出版事宜。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书稿的出版被搁置下来。当年12月底，冯雪峰为创作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离开上海。离沪前，冯雪峰把这部稿本连同原有鲁迅交给他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方志敏的手稿一起交由曾替地下党保存着瞿秋白部分遗稿的党外朋友谢澹如保管。此后，这部珍贵的誊清稿本一直由谢澹如保存。解放后，谢澹如担任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馆长，逝世后，其子女于1962年将誊清稿本交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

　　在誊清稿本送到上海后，除冯雪峰外，估计还有一些人读过这部誊清本，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摘录改编后在媒体上发表。如前述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署名“幽谷”在《逸经》杂志33、34合刊上发表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此外还有署名赵文华所著的《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册子，该书由上海大众出版社于民国26年（1937年）12月出版发行，次年2月再版，32开本，共83页，新闻纸铅字印刷，约5万字，对红军长征作了简约的记述，介绍了长征中的重要战斗，如渡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其中的许多细节与《二万五千里》的记述颇合，书后所附的《红军一军团西行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誊清本的附表《长征中一军团所经过地点及里程表》亦同。作者看过上海誊清本当毋庸置疑，惜赵文华何许人失考。

　　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誊清稿本分订上中下三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上册224页，中册262页，下册254页。全书共740页。三册所用的纸质不一，纸色稍有不同。每册的用纸亦不同，厚薄不匀。基本的开本尺寸为210*140，三册间略有伸缩，基本版心为180*120。正文由圆珠笔直接抄写和复写纸的复印两种字迹组成，圆珠笔的笔色有蓝黑两种。对正文的修改字迹由三种组成，即毛笔、红水笔和铅笔。其中毛笔显系延安编辑委员会成员所为，这位成员从头到尾根据原稿对誊写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编辑整理，其工作主要可归纳为三项：一是改正了誊写时的文字讹误，补漏缺字。以上册童小朋所撰的《离开老家的一天》一文为例，誊稿中的错讹“执新”被改正为“执行”；“坚勇敢”改正为“坚强勇敢”等，诸如此类，作了不少的修正；二是对原稿中的文字不通之处进行必要的润色加工，如上册加伦的《胜利后的一幕》一文，原文中第250行“月色仍然是这样静寂”一句，被改为“月色仍然是这样的朦胧，夜仍然是这样静寂”，增加了必要的文采，提高了生动性和可读性，类似修改，还见之于其他多篇文章。三是编制了全书的目录。以上的编辑修改，在1942年延安刊印本上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这说明，延安对每部誊清稿本都作过统一的编辑修改，延安稿本与上海稿本的文字一致。红笔的修改笔迹只有在上册的前半本上出现，从修改的内容上判断，当系在上海所为。主要是删削了一些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批判内容，以淡化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如蒋介石一律改为XXX，又如上册童小朋的《出发的一天》，原文结尾有“想起了苏区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苏区，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此段文字被红笔删除，延安本则全部保留。盖此时国共已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要在上海公开出版本书，此类修改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是在上海所为，这些修改在1942年的延安刊印本没有得到任何反映。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决定不在上海出版，修改工作也因此定顿，故上册的后半部以及中册、下册上就不再有红笔修改的痕迹迹。誊清稿本中铅笔修改的笔迹较少，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修正。据分析，可能也是延安的编辑所为。

　　新版价值

　　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被西方学者称为“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自从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长征以其史诗般的传奇色彩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注意，几十年来，研究长征的著述数量浩繁。《二万五千里》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记录中央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是传世的最原始的长征记录之一，对研究长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长期以来国内研究界对这部回忆录知之甚少，许多权威的党史、军史研究著述和工具书中均无提及或引证。直至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学者沈津首次在中国国内的杂志上撰文对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红军长征记》（该书由朱德赠送给斯诺，再由斯诺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作了简单介绍后，才引起国内研究界的震动和重视。由于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在国内外存见甚少，而据以排印的延安誊清本更是下落不明，因此，上海鲁迅纪念馆所保存的这部誊清稿本具有的极高的文献价值。首先，它是目前存世最早、最权威的长征回忆录，是长征的直接参加者在长征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他们用笔记录了英雄红军粉碎国民党上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转战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整个过程，行文朴素，叙事真实，是记录红军长征事迹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作者后来大都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其中很多人都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其叙事的真实性、可信性超过任何一部长征回忆录。其次，这部誊清稿本留下了大量的编辑修改痕迹，其中的许多涂改似隐似现，仍可辨清原来的文字，从中透露了不少延安排印本中看不到的原始材料，在作者原稿早已佚失的情况下，这部誊清稿本无疑最为接近原稿，它将给长征史、党史、军史以极其很多党史人物的研究提供新的重要资料和线索，因此，它是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至贵至宝的原始文献。

　　由于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物质条件所致，我们党和军队的许多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革命文献无法得到妥善保存而佚失毁损，特别是原物形态的红军长征文献已更加罕见。《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至今存世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的欣慰和幸运。它虽然不是红军将士的手写原稿，但它是当时人根据当事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对长征所作的回忆稿，是用当时的纸张和笔墨誊抄的稿本，其文物和文献价值可同原物形态的红军长征文献等量齐观。除此之外，《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还是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我们可以从誊清稿本所使用的粗劣的纸张，简陋的装订、模糊的字迹中，看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所处的艰苦环境，从字行间里体悟到红军战士战胜千难万险的英雄气概。通过这部誊清稿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全书所弥漫着的一种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感召力，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和领会伟大的长征精神和红军精神，这对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将会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

　　几十年来，尽管上海鲁迅纪念馆为妥善保存《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年代已长，当时延安用于誊写的纸张质地粗劣，复经历多方周折，誊清稿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纸质发脆、发黄，纸片剥落和很多字迹渐次模糊等现象，如再不对原件加以影印、排印，对保存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极高史料价值的重要文献将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为了永远保存这部珍贵的革命文献，值此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协助配合下，用极高的精度对全书拍片，印影出版，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对推动长征的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