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人生》
作者：陈忠和 陈继共
出版：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女排姑娘夺冠带来的喜悦还在大家心头；几天工夫，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就推出了女排教练陈忠和的自传。书中陈忠和讲述了自己的家乡、家人，自己如何走上排球之路，执教女排的心路历程……
大家对陈忠和执教女排以后的故事非常熟悉了，可没有几个人知道当年因为他的身高，差点与排球失之交臂。凭着自己对排球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进入省队，后来又成为女排的陪练……从陈忠和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对年轻时那一段经历充满了感激和怀念。
国家队的临时陪练
1977年我加入了福建男排做替补队员，我知道，自己在福建男排，实际上处在“不进则退”的地位。
所以，我练防守技术之余，也学裁判业务，积累训练管理经验，多学一点，不至于今后变成一个“多余的人”。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设计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身穿“福建”球衣的我，每逢看到穿着“中国”球衣的国手，总是打心眼儿里神往。
当然，我明白以自己现有的身体条件，要打进国家队，是绝对不可能的。呆在队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运动队伍的淘汰更新是无情的。竞技体育充满竞争，与对手的竞争，本队内部的竞争，这都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讲，竞技体育最公平，真正是强者上，庸者让。
我自己说服自己，坚持就是胜利。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正面临着悄悄转机。
1978年2月，福建漳州。国家体委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国家体委根据现状，在会上号召全国排球界“要敢于拿世界冠军，三大球中排球应该打头炮，应该先上。”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压力可想而知，他面临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历史使命。三年后要冲击的，就是1981年的第三届世界杯赛。
袁伟民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训练奇招：即由男队员组成强大对立面，强化锻造女排。袁伟民对陪练男队员的要求是苛刻的。除了政治坚定、热爱排球事业外，工作上要任劳任怨，技术上要求全面，排球的“发、传、扣、拦、垫”五项皆佳，能模仿扮演国外女排强手的各类手法，以利对练；身材与当时女排队员相近。在袁伟民挑的陪练阵容名单中，首先就有了福建男队的我。我没有料到，命运真的让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穿上了一回“中国”球衣。后来我才知道，一是当时中国男排主教练戴廷斌曾经极力推荐我，二是袁伟民在全国比赛中看过我的替补表现，认为不错，可以一试。
有人说，这是排球界的“伯乐相马”。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并非是好“马”，国内比我强、比我好的队员比比皆是。只不过袁伟民在挑选陪练人选时，充分考虑了不能为此影响该队实力，尽可能不挑选那些主力队员。而我正好具备这种“不影响实力”的因素。总之，我在1979年被挑选上了，成了袁伟民执导的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这一年，我正好22周岁。当时领导对我说好了，只是临时借调45天，陪练完就归队。就这样，我揣着上级的一纸调令，赶到中国女排驻地报到。
当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一去，居然和中国女排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
腼腆的“小陈指导”
中国女排实施的是封闭式训练。袁伟民与中国女排姑娘全部扎根在训练馆，为实现既定目标用心训练。袁伟民教练的目标就是世界冠军，我也心知肚明。我暗下决心：尽我所能，努力表现。
最初的磨合之中，不时冒出了一些小问题。首先是称呼问题。按运动队的习惯，凡是教练，无论主副或陪练，一般统称“某某指导”。可当那些岁数比我大、个子比我高的姑娘们在场上直呼“陈指导”时，我露出了腼腆之色，难以应答出口。不过，女排姑娘善解人意，她们发现我难以承应后，马上商量改口，来了一个综合叫法，称我为“小陈指导”。这个发明是队长孙晋芳的。这一招真妙，既保留了对“指导”职务的承认，又保持了对“陈氏”的尊敬，一个“小”字串联其中，又缓解了我的内心不安。于是，我很顺口地回应了。
准备活动时，为了调动情绪，袁伟民教练让姑娘们做一种“贴人游戏”：就是队员围站一圈，一个人跑，一个人追，跑的人躲到圈外“贴”在另一名队友身前就算赢，若是“贴”之前被捉到，还要再次当“追赶”的人。我是陪练，当然也得参加。可是，全队把我当成是女队员，别人可以往我身上贴，我却不好意思往她们身上靠，所以我常常要被罚当“追赶”人。她们乐了，就笑着说：“小陈指导，你是女的，知道不？”我也只好笑笑，算是认可。
我首先遇到的是训练难度的尺度掌握问题。防守训练是最为艰苦的课目之一。我负责把球扣向队员左右，让她们在移动中扑救起球。起球质量不到位，就不算好球，有时还要加罚。这扣球的重量和难度是按袁伟民教练要求的。球要扣在姑娘们的前后左右，必须是她们竭尽全力拼救才能够得着的地方。这活干起来挺难：扣球的难度达不到，会惹得袁教练自己上场亲自扣球；难度超过了，队员受罪，会挨主帅训斥，完不成任务还要受罚。队员被罚多了，有时难免会把怨气转移到我的身上，抱怨我扣球难度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
我知道队员的心理，她们明知这难度都是按袁教练的意思，可因为她们把我当“小男孩”，会故意把气和恨往我身上撒。训练中我拿球“打”她们。她们呢，有气不敢对着教练发，有时只好拿我当“出气筒”。
有时队员被罚了，下场后捡球时故意装“不小心”拿球偷扔我，看我被砸后莫名其妙的样子，却装着若无其事，过后才大笑一通。
有时，训练完，我找衣服穿，才发现有人故意把我的衣服给藏起来，让我好找。看我找不到衣服的着急样子，她们站在旁边大笑特笑。
有时，她们会几个人先策划好，然后一个眼神，突然拥上来，扯起我往地上墩。然后再哈哈大笑。
我十分理解队员的心情，总是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一切。队员练得这么苦，总得让她们有宣泄的对象！如果这样能换来她们的开心，换来她们更认真训练，我觉得值。
模仿出色留在国家队
练对抗配合时，我模仿过日本、古巴、前苏联、美国女排队员的进攻扣球和防守拦网的动作。自古男女有别，要把女队员的扣球线路、过网高度、使用力度都掌握得恰如其分，确实困难。我都是晚上看录像，先学后仿，边学边仿，白天再上阵实验。日本队的江上由美和横山树理两名主攻手，是亚洲打法，她们起跳快下手快，线路清楚，这与我的技术风格比较一致，模仿容易一些。而美国队的海曼扣球是“慢三拍”的大动作，她是拖泥带水起跳后，才下力猛砸，线路不稳定；古巴的路易斯是深蹲高跳，滞空挥臂，速度很快。要模仿她们，难度就大多了。后来，我不但把这些假设敌的扣球落点、过网线路都模仿下来，而且连她们起跳的幅度、节奏都学会了。有时，为了追求逼真，为了调动训练气氛，我故意装模作样，把每个假设敌的神气表情都模仿到家。这个时候，队员们的情绪也会特别高涨，训练效果特别好。
一个好的陪练，就是要有当“替身演员”的功底。有时还要模仿出一个超出假设敌水平的对立面来，以此强化训练，以难带易。那些年，我几乎模拟过所有世界女排名将，为中国女排对付世界女排强手创造了较好的模拟训练条件。
1979年底，首次当陪练的45天就将结束。陆续来当陪练的人大都返回，我也暗中收拾行装准备走了。可是组织上却让我留了下来，继续当陪练。
那一天，袁伟民严肃地对我说：“队里准备留下你，干不干？”
“干！”我下意识地点头，笑着应道。
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是没有二话可说，我觉得这是队里对我的一种无言的信任。从1979年到1984年，我在袁伟民教练手下整整呆了五年，历经了“三连冠”时代的全部训练和部分比赛。接着，我又在邓若曾、胡进、栗晓峰、郎平手下当陪练和助理教练，前后共十几个年头。几年的陪练生涯，我受益匪浅。毕竟，我那时才20出头，那是人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袁伟民怎么训练，怎么在队前训话，如何找队员谈心，如何开赛前准备会，我都记忆犹新。
最初几年，队里出国访问或比赛时，由于名额有限，我大都留在国内。说心里话，训练时的苦与累不算什么。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时候。女排出国征战，我只能一人面对电视，看着比赛作思考。最为感动的是，队伍在外，总会惦记着留在国内的我。
有一回，女排出国比赛，当地华侨送她们每人一件大衣当礼品。队员们不忍心呆在国内的我没有礼物，于是，在孙晋芳的提议下，大家凑钱买了相同的一件带回来给我。这件事很小，可我感受到全队的关心，我珍惜这一份情感。
一支队伍，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产生的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
我对当时的中国女排充满信心。
我把我的全部，融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