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美男作家的写作是否有欲望写作的意味？如果有欲望是什么？

　　王纪人：“美男作家”与“美女作家”一样，都是商业炒作。先不问脸蛋究竟长得怎么样，而要问作家难道是靠脸蛋来写作的呢？为什么现在的文学圈弄得像娱乐圈一样，时常要卖弄脸蛋，搔首弄姿呢？文学不用肢体语言，而用文字符号，所以肯定与长得怎样无关。“身体写作”其本意是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写作而言，确实涉及“性”和“欲望”的表达，现在男作家也要参与，而且他同样有“身体”，这就同样会涉及欲望和性。但男性作家一涉及这些方面，难免沾上男权色彩，如张贤亮、贾平凹，以及新秀葛红兵。

　　网友：王老师，您认为当代中国的先锋小说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最高成就？目前高校的一些现当代文学教师的授课中似乎觉得只有先锋小说才值得评论，对此很觉疑惑。

　　王纪人：“先锋”是打头阵的意思。80年代在西方先锋派的影响下，中国也先后出现了一批先锋派的作家，在小说领域，有马原、余华、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扎西达娃、北村等人，也有人认为还应包括莫言、张承志、洪峰、史铁生、韩少功、叶兆言、叶曙明，甚至还有王安忆。其实王蒙也是半个先锋派。从这个不完全的名单来看，其实力确实不小，包括了最有创新性的一些作家。他们首先把写作的问题从“写什么”转向了“怎么写”，淡化情节，设置叙述圈套，进行文体实验，制造多重文本，发掘潜意识。这些自然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仍有自己的创造，为拓展小说的功能和可能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一些作品我也很爱看。但在中国也有不少非先锋派的创新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也不在先锋派之下，而且深受读者的热爱。所以在评价时还是要兼顾全局，不要忽略其它的文学景观。至于个人兴趣、一己之好，则另当别论。

　　网友：王老师：您好！应该如何评价“身体写作”？除了批评、指责外，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西苏的“身体写作”与美女、美男作家的“身体写作”有什么不同？您是如何看待《沙床》及其写作的？

　　王纪人：《沙床》引起争议，一半是有关“美男作家”的炒作造成的逆反心理。因为无论男女作家，当用脸蛋相号召时，人们便会觉得肉麻、恶俗，进而对作品本身的质量发生怀疑，甚至不屑一顾。这一点是炒作者始料未及的。但这毕竟是文本以外的因素，不能作为评价作品好坏的依据。可能引起反感的是作品中较多篇幅涉及情色关系的描写，主人公诸葛教授不仅与网友裴紫、学生张晓闽时不时地同居，甚至三人同眠，而且与健身教练罗筱、K姐以及日本留学生等均有染。读者会认为这太过分，与教授的身份不符。就作者而言，这可能是为了表现现今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吧，与教授不教授没有多大的关系。同时也受了米兰.昆德拉小说人物的影响，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在软弱的时候，会渴望从性中获得解脱。青年教授诸葛的软弱首先来自“肝纤维”的家族史，他的家族疾病意味着早夭短命。“身体”之痛使他倍感孤独和虚无，他想得到爱和慰藉，也不乏来自异性的爱和慰藉，但26岁大哥的死亡使他看到了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正在主宰着他的命运，不可能给任何人以幸福，所以他吝啬“爱”字。当然，这很可能是作者为主人公设置的遁词。同时他又是一位非常自恋的人，他尚未学会在自我之外去爱另一个人。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谋求发展的过程中，灵魂受到过世俗的重创，以致他认为爱和恨一样，都是不可靠的。这种种的因素使他成为宿命论者、现世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性欲主义者。小说通过他与裴紫等女性的复杂关系，描绘了这个特定人物的生存状态和身体感受，以及他对生命本质的敏感与思考。“过客”和“非我”是作者对诸葛的定位，并赋予一定的反思与忏悔的色彩。人物的内心独白是感伤的，而人物的外在行为却往往是玩世不恭的。《沙床》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颇为感性地描绘了一个当代知识者在生命流逝中的沉沦。作者显然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相关文学作品的影响，但也正因为过于自恋，他不可能与他的连体兄弟-----心爱的主人公拉开足够的距离，这就造成了他对生命本质的错位性思考，而且他似乎固守着自己的存在，而无法使自己成为存在的超越者。作者在描绘诸葛的心理疾病的同时，也释放了自己的疾病，从而成为精神分析的绝好例证。《沙床》虽然也属于“身体写作”，当然不可避免地涉及性和欲望的表达，但作者能提升到身体哲学的层次，所以我并不把它归为情色小说。《沙床》的结尾是，当诸葛因肝病濒临死亡时，裴紫先自刺而死。这一殉情情节可能有煽情的效果，却是男权主义的大暴露。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女人不过是男人施欲的工具和殉葬品，仅此一点，就证明新新人类还不是自许的或人们想象中的“现代人”。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批评文章对此提出异议。至于对葛红兵《悼词》的基本观点，我是不苟同的。

　　网友：王老师，您好。您身体好吗？我在上师大曾听过您的课，从您的照片上看，您的风采依旧。祝你新年快乐！我想提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学正确引导学生参与有质量的文学评论呢？

　　王纪人：谢谢你的表扬，可能是经常与年轻人在一起的缘故吧。我一直不赞同把教师比作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蜡烛的，摆出一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样子。其实我们都是生命的发光体，相互照亮。现在出了一批少年作家，倒还没有听说过有少年评论家。可能评论是更理性的，是一种知识体系的表达。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评论也可“从娃娃抓起”。现在的中学生可能学习负担太重，经典著作读得太少，有时忙里偷闲，就看看动漫算了。要学会文学评论，首先要读好的文学作品，光看几米或村上春树是不够的。只有提高了自己的趣味和鉴赏力，然后才谈得上参与文学评论。当然可以一边读作品，一边进行文学评论，这与教师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课文里就有古今中外的好作品，如果老师分析得干巴巴的，学生便索然无味，再好的作品他也不懂得如何去欣赏了，更不必说去评论了，首先他就没兴趣，没冲动。如果教师是有鉴赏力和分析力的，时常补充一点新的理论和知识，用新的又颇为恰当的视角去分析作品，而不是老一套八股文式的，我相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由于语言的张力和文学的多义性，文学的阐述不是只有一解的。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知解力，让他们对课内外的文学作品争鸣，也会提高他们的兴趣和拓宽他们的视野，这时候适当地介绍一些好的评论文章乃至不太深奥的理论书，就不算拔苗助长了。当然，在面上主要是普及性的，有些事情可以放到兴趣小组里去做。课堂讨论、出墙报发表小评论，都是很好的形式。同样祝你新年快乐！为培养未来的评论家多作贡献！

　　网友：乡间艺人的渐行渐远，民工潮陆续涌向城市，从农村出来的精英远离农村……乡下还有生活的观察者吗？

　　王纪人：新疆作家刘亮程就是乡下生活的观察者，不知你有否看过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真是绝妙好词。没有对乡村长期独特的观察和切身体验是写不出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90年代最好的小说之一，至今也没有人在写农民家族史方面超过他的。照你的说法，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精英，还有过去的赵树理和现在的贾平凹。虽然农村的精英最终是要流向城市，到城市谋求更大发展的，但城市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宽阔的眼光，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都来自农村或小城。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这举古代的陶渊明可能更好。问题主要是不在他们的身体是否留在乡下，而在他们的灵魂是否仍在那里。

　　网友：王老师：你怎样看待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你怎样看待当前上海文学创作的现状？

　　王纪人：上海作家其实很勤奋，每年都推出新的作品，数量可观，总体质量也是在平均线以上的。有的作品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写得是蛮好看，也蛮扎实的。如果罗列出来，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人们总是感觉到不如有些外省市的一些作家动静那么大，成就那么大。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的印象中，上海本土作家大多不会自己炒作自己，他们比较矜持，有点洁身自好，就像住在老公寓里的绅士淑女一样，一生都是安安静静的，不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或者可以比作夹弄里的名厨，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他们不好意思勾结评论家为自己叫卖，市场意识是比较缺乏的。上海本土作家比较注重游戏规则，没有匪气，不大会做出格的事，这当然有利于安定团结，但其实为人需谨慎，为文且需放荡。因为循规蹈矩惯了，创作上也形成了驾轻就熟的习惯模式，不想再伤筋动骨瞎折腾了，这几年艺术上的创新、题材的拓宽、意识的前卫，就相对少了些，而前几年还有点。前面我们刚刚讨论过身体写作，其实这种状况也与上海血统作家的身体体验、感知图式和生命指向大有关系。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震撼力的作品，这始终是大家的一块心病。但我相信，随着上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作家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大气、汪洋恣肆一些，甚至脱胎换骨一番也是可能的。移民作家的进入，也会改变作家群体的固有结构。回想一下三十年代，那么多移民作家从乡土、小城涌入，或海归，不仅使上海的文学地图大为改观，也利用上海的文化优势使自己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星空上的巨星。如果想赶上三十年代的红火，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网友：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木子美现象”的？

　　王纪人：木子美因在网上发表日记“遗情书”而闻名，后来修改后又正式出版。她同样标榜“身体写作”，但我认为由于她已经把当前女性文本中满足男性窥视欲的“被看”的倾向推向了极致，从根本上违法了女性主义的宗旨。女性文学如果公仅满足于写性挑逗、性诱惑、性过程、性消费，用相互玩弄的滥交取代纯真的感情，把爱情、道德和廉耻从女性词典中彻底抹去，那真是女性文学的悲哀。现在是人有多大胆，作品就有多大产。顺着这样的路线发展下去，女性文学也就走向了末路：男性写作同样如此。再说“身体写作”也不等于肉体写作，人的身体既是肉身存在，也是灵魂的居所。我本人倾向于把身体理解为灵与肉合一的本体论的存在，倾向于尼采、福柯意义上的身体哲学。文学如果抛弃精神的写作，一味地展示内欲，那是写作的肉身化和卑俗化。以展示动物性为唯一性，也就无所谓“文学”。对于这样的“身体写作”，引起责难是情理之中的。男权中心恐怕并不会因卖弄色情而被颠覆。如果女权主义期待的是这种结果，我倒是很担心它自身已走入了歧途。

　　网友：大量消费文字（我无法称它们为文学）的出现弥漫了我们的视听，您如何看待这些文字？文学市场化是否是文学必经的一个阶段？能否谈谈您所知道的国外的一些情况？

　　王纪人：你所说的消费文学可能是指满足低层次需要的文学。其实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一切文学生产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当然这种消费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但读者的精神需要由于文化程度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分层和分流的，基本上呈金字塔形。底部是最广大的，通俗的、肤浅的，愈往上，受众人数就相应递减，而审美也愈精致化，顶部则是为满足少数精英的。所以底部属于大众文学，而顶部属于小众文学、精英文学。随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市场化渗透到文学创作、出版、发行、宣传包装、接受、反馈、批评的所有环节。在国外，比较重要或被看好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经纪人或代理公司介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里.波特》，因为第一部销路很好，接下来不断地推出续集，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可见市场化运作有其好的一面，它不仅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而且会长久地延续下去。现在中国文学市场的发育还处于婴儿阶段，许多地方不规范，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也有待提高。到将来的某一天，上海的作家可能会大部分被某几个公司包了，我很希望在座的网友将来做上海作家的经纪人，因为你们首先热爱文学，对文学有较高的期待。市场化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的，因为无论作者还是经纪人、出版商，他们都想使自己创作或推介的作品获得最大的利润，这样一来，为满足较高精神享受的作品可能乏人问津，甚至胎死腹中。为什么现在许多作品都要来点色情描写，作家显得“性”趣盎然，其实也是工夫在诗外，为了让读者买它。但随着读者趣味的提高，我相信较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仍然可以找到市场，初印数可能不大，但会不断再版的。

　　网友：王老师您好！请教两个问题：1、文学乃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们命名“身体叙事”、“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的过程中，究竟隐藏了些什么？2、有一位批评家曾经以一篇“写给xxx的悼词”而给平庸的批评界带来了冲击的希望，如今却又自甘“落草”为“美男作家”。这是消费时代受众的“软化”使然，还是批评家的自我“软化”？烦请王老师给予解答，谢谢！

　　王纪人：至于“下半身写作”的发明权倒是中国当前的男诗人（沈浩波）提出的。所谓“男的亮出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自己的漏洞”。较理论化的表达是“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让体验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据此还发动了一场诗歌运动，创办了《下半身》刊物。我倒是拜读了几篇，颇有在下等餐馆里吃了苍蝇的感觉。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调侃地说，不如提“性器写作”更直截了当一些。

　　网友：读者的趣味真的提高了吗？我以为目前的读者的品味是跟着欲望走，好比晚明时代的淫 。

　　王纪人：读者的趣味提高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读者本身，就是他对王纪人：读者的趣味提高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读者本身，就是他对文这的鉴赏力、判断力，是否把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看出版社，出版社出什么作品，对引导读者的趣味的高下有时候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你说读者的品位是跟着欲望走，这一不定全面，但也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欲望的社会，欲望的街车，在南京路和淮海路隆隆的开过，但是欲望是可以提升的，有官能的欲望、有更高层次的一种欲望，就象马斯洛所说的：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文这的鉴赏力、判断力，是否把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看出版社，出版社出什么作品，对引导读者的趣味的高下有时候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你说读者的品位是跟着欲望走，这一不定全面，但也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欲望的社会，欲望的街车，在南京路和淮海路隆隆的开过，但是欲望是可以提升的，有官能的欲望、有更高层次的一种欲望，就象马斯洛所说的：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

　　网友：王先生，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经典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啊？

　　王纪人：我的可能很可能挂一漏万，现在光长篇小说每年就七百部之多，我也不可能全部读过，在我印象当中，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比较好的一部。

　　网友：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当下所谓“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除了道德上的批评、指责外，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在里面？

　　王纪人：身体写作”理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所以发明权与中国的男批评家无关。西苏在著名论文《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了“身体写作”的概念并加以论证。论文指出：“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妇女需要在没有基础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话语”。具体说来就是“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显然，西苏认为身体功能才是女性写作的基础，而这在过去是被“幽禁”的，被认为是邪恶的。男人阴险粗暴地引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为妇女设计了反自恋。整个写作史几乎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它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历史”。因而西苏把妇女写自己看成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西苏认为女性写作是偏重于自传和半自传体的，并且把此理解为对传统的“击破”和“摧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我们的气息将充满全世界”。西苏认为妇女要夺回话语权，只有用身体来写作：妇女“用身体，这一点甚于男人。男人们受诱惑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这种写作必然构成了对男性文本的颠覆：“女性的本文必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写成它就引起旧性质外壳的大动荡，那外壳就是男性投资的载体。别无它路可走。”西苏的这篇论文，充满了抗议、煽动的激情，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宣言。尽管如此，我认为她的“身体写作”的提法在颠覆男权中心的同时，也为女性写作设置了局限，而当前有的作者或批评家把身体写作仅仅理解为性写作，更是狭隘化了。至于男作家也参与“身体写作”，在表达性和欲望方面是一致的，但如前所说，其结果可能是相反的，一者为女权，一者为男权。其实男女作家也不必尽在这些方面决一雌雄。创作的领域很宽广，专注于写性，比谁写得更暴露，岂非成了“三级片”？

　　网友：王先生您如果到过“中国古代性博物馆”参观，对“木子美”看法会改变吗？

　　王纪人：古代性博物馆我倒是在网上浏览过，我对主办者收入了这么多的性的文物，表示很赞赏，但是我想文学不是博物馆，如果木子美有兴趣对中国的古代的性史做一些研究，肯定会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谢谢，王先生，《白鹿原》我读过，有必要重读了。但那是西北农村的故事，如果东南都市上海的故事，谁的最好呢？

　　王纪人：上海的故事前有茅盾写的《子夜》，中有张爱玲的许多小说，现在又有王安忆的《长恨歌》，他们都是很好的都市文学，当然我期待有更好的小说问世。

　　网友：男性对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的批评，究竟是基于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还是对女性颠覆男权中心、扬起“个人”旗帜的恐慌？

　　王纪人：这需要查一查这句说的前后文，才能作出是否误读或是否阴谋或共谋的判断。但如前所说，身体不仅仅是肉体，所以“用肉体表达思想”的说法总是片面的。

　　网友：王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很敬仰您，敬仰您的为人与为学品格。我为没能成为您的学生而遗憾。记得曾在一次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上，您以那种简洁精练、准确到位的评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能有机会与您共度一小时，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请教一个问题：作为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请问您对当代中国文评中存在的要么一味吹捧、要么棒杀的现象如何看待？

　　王纪人：首先要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在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当中，确实存在捧杀和骂杀的现象，有些批评据我了解属于“红包批评”，是一种炒作，那是不能当真的，有些“骂评”喜欢把人家的作品一概骂倒，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还是鲁迅说的好：评价作品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要有判断，也需要论证，批评是要下功夫的，要有学理来支撑的，而不能情绪化。

　　网友：你认识郭敬明吗?你看过他的作品吗？

　　王纪人：郭敬明我倒是读过他的《幻城》，更新的作品还来不及拜读，我觉得他是很有想象力的，文字也不错，文学本身是虚构的，是一种虚幻中的真实，所以想象力是特别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文学的想象力太差，所以我对郭敬明还是很看好的，希望他能够把创作作为一种艰苦的劳动，增加自己的阅历，作家要阅人万千，这样才能写出鲜活的人物来。

　　网友：谢谢王先生了，您提出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的观点，我很赞同，所以提了关于上海的问题：既然您谈论到“身体写作”，所以我希望您能够到“性博”考察，是“实物书写的历史”。可能就要搬了，武定西路93路终点，学校去很方便的。

　　王纪人：阿里网友，我知道性博物馆将迁到同里，中央台已经作了报道，我觉得很惋惜，如果我们再不研究，那么这个领域又是外国人的天下。

　　网友：如今中国的当代文学到底路在何方？请你谈谈你对《上海宝贝》一书中的主人公与当今上海的女性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你认为她是上海女性的典型代表吗？谢谢，王教授 。

　　王纪人：你问中国当代文学到底路在何方？这可是个大题目，可能你对当今的文学不甚乐观，甚至有点迷惘吧？其实当我对当前的文学不甚满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在开场白中我已提到了文学的边缘化和商业化。边缘化意味着文学在总体上不再产生轰动效应，如80年代那样，扮演启蒙者的角色，而那时大家也愿意被文学启蒙，包括我自己在内。商业化意味着文学在大众接受中更多地处在被消费的位置，“顾客是上帝”，出版商则是上帝的“代表”，作家要琢磨上帝或代表的胃口，甚至连书名也要听出版社的，改成暧昧色情一点的。有的书名起得实在离谱，但竟然确实增加了销路，真是令人看不懂了。与过去相比，这在相当程度上使文学的功能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我相信，当大众不再把文学等同于一般的娱乐性消费，期望它能提供更多的精神养料时，当多数作家把目标定得更高一点，出版商也不再唯利是图时，文学仍然可以在边缘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中找到更恰当的位置。现在文学是有点错位了。《上海宝贝》就是一种时尚化和商业化的写作。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另类”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另类”的欲望表达。从这个角度说，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主人公的影子，但我并不认为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上海女性的典型代表，否则我辈只能遁入空门了。我曾向周围的女大学生和研究生咨询过，绝大部分是不认同的，而且并不喜欢这部作品。卫慧倒是像她的女主人公一样，把“写作变得很酷很时髦”，“钻进欲望一代躁动而疯狂的下腹”，“做一朵公共的玫瑰”。显然她太喜欢自己的故事，常常把自己放在“被看”的位置，给人以搔首弄姿的感觉，而未能与她的小说人物拉开距离。因此在写作这面镜子面前，不能真正地确证自己。生活中确实出现了“另类”一族，或曰“新新人类”，一部分作家也可能就属于这一族。他们在新旧交替中体现为一种时尚和趋向，有其现代性和合法性，但未必就是可以取代传统创造整个未来的现代人。

　　网友：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作家是培养的呢，还是靠他们的努力从自己岩缝里钻出来的呢？

　　王纪人：作家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吧，天赋加后天的努力，当然有人帮一把也是需要的，我指的是比如说有经验的老作家的指点，如果这个指点指的是培养，那么作家也是可以培养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就培养了好多青年作家，如萧红、柔石等。

　　网友：我想出一本小说,怎么办!

　　王纪人：那你就交到出版社，给编辑看看提提意见，东方网文学会馆也许某一天可以开办这个网络文学的专栏，也欢迎你投稿。

　　网友：很希望凭借自己的真实能力成为您的学生。

　　王纪人：承蒙厚爱，不知道你现在的学历如何，如果你要考硕士生，那么我可以帮你介绍，目前我招的是博士生和博士后，另外我也在大学本科上课。

　　王纪人（结束语）：很遗憾时间已到，今天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没想到有那么多网友来聊天，真是很高兴。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给了我很多启发。谢谢诸位，希望有机会再与大家在网上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