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
　　
　　文化研究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一股具有跨学科和广阔视域特征的新思潮。文化研究在西方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和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但它在西方社会真正兴盛却要推迟到90年代。可以说，文化研究思潮基本上是同步影响到中国的少数几大思潮之一。
　　
　　国内进行文化研究的时间也许并不短，但是真正自觉意识到，并将文化研究提出来还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近几年来的事情。
　　
　　文化研究是一个包容量极大的课题。自从文化研究思潮兴盛起来之后，现在已经说不清楚它到底跨越了多少学科。它可以从高雅文学到庸俗的肥皂剧，它可以涉及社会上的各种文化活动，从流行时装、职业摔跤、洗涤用品广告到神话，它可以谈法国的葡萄酒、麦当娜的性感和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总之，一句话因为它是“文化研究”。
　　
　　但是，文化研究并不是毫无节制地在文化上“横行”，通吃一切。毕竟它还有自己的目的和框架。宽泛地说，它是要搞清楚文化的作用。它主要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理论话语，它的基本论阈包括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知识分子角色重构和性别政治理论。在这些理论领域，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想。
　　
　　为了对我国的文化研究的起始、过程和现状以及西方文化研究对我们的影响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本报约请杨玲博士走访了当今国内文化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陶东风先生。他们的谈话会帮助我们有更好的认识。

　　陶东风 1959年生于浙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出版和发表文化研究和文艺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若干。曾经赴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学术访问。
　　
　　说实在的，我虽然被认为是在做“文化研究”，但是我自己从来不在乎自己做的是否应该叫做文化研究。……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尼采、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上的“寄生虫”，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没有思想大师，也没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的经典著作。
　　
　　——陶东风■受访者 陶东风
　　
　　《出版商务周报》：西方的文化研究思潮可以追述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股思潮进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
　　
　　陶东风：文化研究最先引进中国的准确时间并不好确定，因为我们很难对于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不是文化研究作出截然的区分。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不是最早的文化研究？从较宽泛的意义上可说是，但是从更加限制的意义上可以说不是。
　　
　　我倾向于从比较限制的意义上界定文化研究。那么，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两本标志性西方著作可能是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和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过那时候好像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专门名词叫“文化研究”（包括其特殊的研究旨趣、问题意识、政治立场、分析路径等等）。但有一点比较肯定，在研究对象上，最早的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大众文化，特别是90年代初期曾经轰动一时的《渴望》以及王朔所代表的所谓“痞子文学”。
　　
　　《出版商务周报》：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在做着一些文化研究的工作，但您所说的“比较限制的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还没有出现，那么，在学理上对文化研究进行自觉界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陶东风：我个人的感觉是，90年代大家对于当时的那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是却没有在理论上把文化研究当做一个整体自觉地加以反思。比如，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什么特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很晚才出现，比如，2000年后出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讨论，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讨论，文艺学的边界的讨论等。也可以这么说，文化研究的实践在前，对于文化研究的自觉的理论反思在后。
　　
　　《出版商务周报》：您觉得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的成因和契机是什么？
　　
　　陶东风：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涉及美学学科知识更新问题，更不能回避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有中国本土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谁都不能否定，中国的文化研究与“后-”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与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理论旅行）存在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定位的变化却是更为根本性的。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它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出版商务周报》：这些重大的论争具体有哪些？
　　
　　陶东风：上世纪90年代有几次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认同与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关于性别认同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等等，无不体现出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可以说就是广义的文化批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学科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许多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文化研究视野的引入是重要原因之一。
　　
　　《出版商务周报》：您第一次接触文化研究是在什么时候？
　　
　　陶东风：我上面提到，在研究对象上，最早的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大众文化，而我接触大众文化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看的书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启蒙的辩证法》，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另外一些书，比如马尔库赛的《单面人》等。这些书中总结的大众文化的一些特点，比如麻痹控制大众、感观化、商业化、平面化、机械复制等，很合乎我以及其他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和审美趣味。可以说一拍即合。

　　《出版商务周报》：您开始关注和从事文化研究是在什么时候？您的学术探索思路具体又是怎样的？
　　
　　陶东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还在进行关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公民社会”）的讨论，由当时邓正来任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起，我对于这个讨论比较关注。我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中国既不是典型的市民社会，也不是典型的政治社会，而是处在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过渡之中。这个讨论对我的大众文化观念影响很大，我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认为当时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市民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于《渴望》和王朔小说（以及由他改编的其他通俗剧）的看法。这样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那种精英主义立场和人文科学视觉，使我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与特殊语境。这两者在今天也是我所仍然坚持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我的理论资源也有所改变。中国国情的变化是经济发展，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兴盛，人们的政治热情消退，娱乐热情高涨。社会上流行享乐主义、实利主义、犬儒主义、即刻主义（就是既不关注未来也不关注历史）等等，这些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变得空前突出。在理论上，我有幸接触到了哈维尔等人的后全权社会理论。依据哈维尔等的研究，后全权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合，一方面是大家沉溺于物质消费和感官娱乐；另一方面是政治冷漠，缺乏参与热情，不关心自己的公民权利。一方面流行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则信奉实利主义，只要有现实的利益做什么都可以，等等。在这里我只能说个大概。
　　
　　后全权社会在文化和文学上有种种表现，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大话文学和玄幻文学。我觉得大话文学表现了后全权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特殊精神状态：一方面是强烈的怀疑精神，激进地否定偶像和权威（具体表现为对于经典的戏访）；另一方面是得过且过，缺乏正面理想，调侃一切。“玄幻文学”则表现了青年一代一味追求轻松、回避沉重，沉溺在游戏机的架空世界。他们生活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真空世界。《出版商务周报》：你认为这十多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学界的立场，研究重心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中国学术界和大众产生了哪些具体可感的影响？
　　
　　陶东风：这个问题很复杂，只能大概说说。首先，理论资源、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日趋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基本上局限在现代化理论视野中，大家谈论中西方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虽然观点差别很大，但是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好像比较类似。大家一致认为现代化是好东西，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在争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阻碍现代化，中国应该如何现代化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就不同了，现代性反思、全球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等进来了，很多人不是在谈论如何现代化，而是在反思现代化本身到底好不好？中国是因为文化问题而现代化滞后，还是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压迫而无法或难以现代化？此外，还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其中有些人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青睐有加。这在上世纪80年代好像是不可思议的，把鞍钢宪法等同于后福特主义，把文革时期的群众集会等同于大民主，等等。
　　
　　其次，可能就是比较多的人从原先的只介绍西方理论转向更多地进行经验研究，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现象的经验研究，个案分析大大增加了。
　　
　　第三是从原先的宏观政治转向了微观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方面女性主义批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出版商务周报》：您认为哪些译著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您如何评价那些著作？
　　
　　陶东风：这个问题也很大，可以写一本书，我只能挂一漏万地举例。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和我们原先了解民间文化、革命群众文化、革命大众文学的差别）。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帮助。其次不能不提及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这本书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著名观点，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是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基础。还有费斯克的著作也不能不提及，因为他使得中国学者知道了对于大众文化还可以从接受者能动性的角度加以理解，强调了观众自己通过接受来创造自己的意义，所以，他的理论又被称为能动观众理论。由于他的理论本来就是针对法兰克福学派而发，可以参照阅读。
　　
　　在女性主义批评方面，有几个北大出版社的几个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读本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影响很大；在后殖民理论方面，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赛义德的《东方学》（《东方主义》），这部书对中国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最大的，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改变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看待自己的现代史的视觉，中国学术界从“五四”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一直是正面看待中国在西方影响下的现代化历史的，而现在在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把现代化解读为他者化——市区民族自我身份的历史，你说这个变化有多大啊。最近几年好像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影响比较大，比如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
　　
　　在丛书方面，应该注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这些丛书虽然不全部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方面的，但是属于文化研究的不少，而且其他即使是非文化研究类的也对文化研究影响很大。

　《出版商务周报》：您个人最推崇的文化研究著作有哪些？当时有怎样的阅读感受？它们对您的文化研究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陶东风：说实在的，我虽然被认为是在做“文化研究”，但是我自己从来不在乎自己做的是否应该叫做文化研究，而且即使在西方，什么是文化研究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个人的感觉是，西方和国内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文化研究学者基本上没有第一流的大师（就是文化研究的精神鼻祖威廉斯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等相比肩的。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尼采、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上的“寄生虫”，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没有思想大师，也没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的经典著作。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学术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没有一个（一部）是属于文化研究的。比如，我喜欢的阿伦特、哈贝马斯、福科、布迪厄，等等，没有一个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者（即使是最接近文化研究的布迪厄）。给文化研究以空前巨大影响的福科、布迪厄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者。但是我个人认为，阅读他们的著作比阅读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著作对我的文化研究更加重要。
　　
　　《出版商务周报》：文化研究尽管已经在内地发展了十多年，但除了您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和个别网站之外，还没有专门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术阵地，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文化研究表面很“热”，但从制度机构的支持力度来看，其实很冷？
　　
　　陶东风：我不认为文化研究只是“表面热”，你的冷热标准着眼于官方制度或机构的支持程度，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制度机构的支持程度，或者某个研究领域的机构化、学科化的程度，不能够作为热不热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制度不是一切，在今天尤其是这样。否则我们就会得出韩寒、郭敬明以及其他影视歌星还不如马列主义热的荒唐结论。
　　
　　对于文化研究尤其要这样看。文化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体制化、学科化程度很低的知识探索领域，而且大家公认它本身就是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而在今天的学科现代性的建制内，学科化是体制化的基本方式，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旨趣和立场其实已经渗透到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其实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影子，文化研究的果实。比如：现在的传播学研究、电影—电视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等，哪个领域中看不到文化研究？
　　
　　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把文化研究理解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旨趣、方法，这一点就非常可以理解。同样是传播学研究，既可以是文化研究，也可以不是文化研究，这要看它是否体现文化研究的旨趣，比如：政治学的取向，跨学科的方法，边缘性的立场和批判性和介入性的倾向，等等。我感到高兴的是，尽管遭到不少的质疑和批评，文化研究的方法、旨趣和精神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地渗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
　　
　　《出版商务周报》：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在内地的发展前景？您觉得当前最大的问题和障碍在哪儿？解决的希望在哪儿？
　　
　　陶东风：我觉得文化研究在内地的前景是广阔的，文化研究的最大的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对于重大社会文化现象的及时回应，同时也在于它在方法选择上的灵活性，以及它对于最前沿的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的、社会学的、语言学的、社会理论的等等）的及时而灵活的应用。目前的问题很多，比如对前沿理论仍然不够熟悉，操作实践不地道，也就是缺乏学术性，但是最根本的我以为是：缺少言论自由的空间，以及对于中国特殊语境的关注不够，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仍然存在。
　　
　　《出版商务周报》：最后，请您开列一份您认为影响最大的、值得阅读的文化研究译作书单。
　　
　　陶东风：推荐如下：西蒙·杜林：《文化研究读本》英文版第三版；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麦克罗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赛义德：《东方学》；博德里亚：《消费社会》；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凯尔纳：《媒体文化》；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