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代 新老上海两重天的碎片式回忆

        儿童时代，应该是四五岁至十二三岁这一个年龄段吧，这一个年龄段对我们这些年已古稀的人来说是遥远的过去，是记忆里斑斑驳驳的影像，是老相册里泛黄的照片，这个年龄段的思维虽说是直感的，但却是碎片式的。历史的画卷是许许多多的碎片粘贴而成的，就像一串念珠是由一粒粒珠子串接而成一样，真实的历史在每个人的记忆中，许多人的记忆就是历史。

        从小出生生长在市中心的一个老弄堂里，记得小时候，弄堂里有一个人是很神气的，夏天穿着绡纺或者香云纱裤褂，冬天穿着羊皮里子的长袍。弄堂里的人看见他都很客气地向他打招呼，称呼他“杨先生”，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则不理不睬扬长而去。大人们背地里称这个“杨先生”为杨麻子，听大人们说，这个杨麻子是个“包打听”，什么是包打听，小时候是不懂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包打听就是巡捕房的密探。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弄堂旁边的一幢楼里，突然住进了许多国民党的兵，弄堂大门口用很粗的木头搭起了栅栏门，由端着刺刀的哨兵日夜站岗，两边堆起了沙包掩体，上面架起了机枪。住在弄堂里的居民进出都要接受盘查。这些国民党兵，到各家各户去拆门板，搬到大楼里当床铺板，入夜这些兵就在弄堂里到处大小便，搞得臭气冲天，自从这些兵入驻后，弄堂里就一天也没安宁过。折腾了个把月，有一天清晨起来，突然发现大楼里的国民党的兵全部不见了。父亲回来说，大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睡满了解放军，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溜到弄堂口朝大街上张望，果然看见许多解放军互相依傍着躺在人行道上，解放军脚上穿的是后跟有带子朝前系的布鞋，还有的穿的是草鞋。弄堂里有不少人在议论着，象解放军这样不扰民的兵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从此再也看不到杨麻子神气活现的样子了，杨麻子看到弄堂里的人都是主动打着招呼，脸上堆着笑。又过了些日子，看到杨麻子在弄堂里扫地，大人们说他被判处管制了。

        解放前夕，父亲所在工厂的老板随着国民党的溃退一起跑到台湾去了，父亲也失业了。解放后，军代表背着救济米到家中来慰问，并对我父亲说，工厂马上要复工，随时做好上班的准备。全家人听了都很高兴，有生活做了，还能不开心吗？！

        解放后不久，看到大街小巷有人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只手上放着几个银洋颠簸着发出响声，嘴里不停地喊着：“大头小头买进卖出。”那时不懂个中原因，觉着很好玩，跟着银元贩子一起喊：“大头小头买进卖出。”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利用潜伏在金融机构和工商界里的经济特务,暗中操纵市场,制造混乱,妄图从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央指示下，陈云同志直接指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先平息了银元风波。接下来，调集了相当数量的粮食、棉花、纱布、肥皂、白糖、食油等，与投机商低价竞销，那时候国营粮店源源不断供应平价粮食和商品，老百姓可以在国营商店里买到平价粮、平价商品，人人从心底里由衷地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

        记得小时候读书，附近小学的老师到里弄里一家一家走访，动员还没有上学的孩子去上学，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班级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小的六七岁，大的十一二岁，那是因为解放前没有读书落下来的原因所致。

        我记得小学低年级时的课外读物有少年报，还有一本杂志叫“儿童时代”，高年级时的课外读物是“少年文艺”，阅读“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的乐趣已成了几十年来温暖的记忆。

        我们小时候读书绝对比现在的孩子自觉，当然也没有他们这么累，下午放了学，家对面的人民广场就是我们的课外操场，两个书包分开一放就是球门，踢的球是“永”字牌小橡皮球，对足球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候学生爱老师，老师爱学生，我记得清清楚楚，读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天上地理课，冬天的教室很冷，一个家境比较贫寒的同学由于衣着不多冷得只跺脚，上课的老师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呢大衣给那位同学穿上，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直到现在还经常在我眼前萦绕。

        儿时的上海，经历了新旧交替，更多的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期，那是一个人心向上的时代，那是一个苦但快乐的时代，那是一个快乐很简单，不快乐也很简单的时代。至于后来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已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就此拉起回忆的幕布吧。

        谨以此小文献给上海解放65周年纪念。

        （来源：东方网（上海闲话） http://bbs.eastda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5686&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