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邓子新

　　我叫邓子新，是一名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今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归功于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合作。我的成长与圆梦的每一步，都与祖国腾飞的步伐紧紧相连。是党和国家把我从一个农家孩子培养成一名大学教授和分子生物学专家，是上海为我提供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宽广舞台。

　　我来自一个边远而又贫穷的山乡。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欣喜若狂。当时，我每天凌晨4点就要上山劳动，直到晚上八点才能回家，但每晚放工后我总是一头扎进书堆，在煤油灯下专心温习，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人生。这段往事，留给我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无时不在的动力，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才使我圆了大学梦，走上了成才之路，为实现报国之志而努力拼搏。

　　知识改变命运。大学四年，我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取得了各方面进步，不但入了党，毕业后又留校任教。1984年，我走出国门，有幸到世界链霉菌遗传学之父霍普伍德先生门下攻读博士课程，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发愤学习，刻苦钻研，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我面临着“留下”还是“回国”的抉择。当时，国内正流行“出国热”，不少青年学生和大学教师把出国学习和工作当作个人发展的目标，如果留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回国”，往往被认为在国外干得不怎么样。而我当时在国外已发表了数篇颇受好评的论文，尤其是我的恩师霍普伍德先生对我非常器重，留在国外工作我有很多机会，但我还是毅然选择了和妻子一起回国。因为，是党和人民送我出国深造，我的事业在祖国，当时中国的分子生物学正值用人之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凭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工作激情，我在科研道路上探索前行。回国之初，我白手起家，开始科研团队工作系统的艰苦积累，并逐渐在国内建立了一个代谢工程平台。2000年我从武汉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科研空间，为团队配备了得力的梯队人才，上海市科委持续给予了资金支持和各方面关心，依托上海良好的学术环境，使我们团队的研究如虎添翼，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的成果，我们在DNA分子上首次发现硫修饰，对DNA结构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该项成果入选《环球科学》2007十大科学新闻。

　　取得这样的成果，是我和我的团队近二十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DNA硫修饰的发现，源于我在读博士阶段发现的一个不起眼的“偶然”现象——在做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发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则不降解。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特别，但我坚信这一“异常”现象的背后蕴涵着科学道理，回国后我就着手探究，初步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与硫有关，但当时我的想法尚未得到证明，得不到同行的认可，更难得到经费支持。于是，我天天泡在实验室，一做就是十几年，经历了无数艰辛和挫折，但我从不放弃，永不言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1987年发现的“不起眼的小现象”，到2005年发表第一篇论文《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近二十年的厚积薄发，终于磨成了一剑！国际学术界逐步认可了我们的工作，认可了这个开创出来的新领域。2005年，国家以我们团队为核心建立了上海交大教育部微生物代谢重点实验室；2008年我们获得了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项目的资助；我们团队还相继获农业部、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蝉联2005和2006“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0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在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勇于站在人类发展的前沿，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发现科学的价值，造福人类，造福社会。

　　作为一名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我深知自己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一花开放不是春，百花开放春满园”，只有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学生，我们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我平时与学生们谈心时,常常对他们说：“事业因无止境的追求而闪光，人生因不停歇的创造而精彩”。我喜欢平等地与学生们讨论问题，对他们的实验设计、论文写作进行认真指导，学生的一篇论文，往往需要批改七、八次。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们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的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生力军，在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博士生孙宇辉和陈实均先后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和联合利华奖,陈实还获得了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博士生王连荣的研究论文被评为2009年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回顾往昔，感慨万千；面向未来，充满豪情。上海大力推进9大重点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化，对科技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要倍加珍惜全国先进工作者这一崇高荣誉，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带领我的团队，为促进前沿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为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