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1958年间，上海市总工会曾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负责收集、研究和编纂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各行各业工人运动。

　　在几番“兜兜转转”中，这批总字数约1500万字的珍贵史料最终保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内。翻开一页页泛黄的手稿原件，老一代工运人的赤忱之心跃然纸上。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曾历经怎样的迁徙波折？当年的工运研究者是如何从事科研工作的？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学习这段历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登门采访了现代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军。

　　《劳动报》社第二任总编矢志工运研究

　　走进马军位于柳州路991号8楼的办公室，最醒目的便是满屋子高高垒起的书籍，以致走路都不那么便利。而在这其中最独特的便是占据办公室西面整整一墙的书柜，一眼望去，全是泛黄的书籍资料。而这正是记者此行采访的“主角”。

　　马军一打开话匣子便说道，围绕这批“故纸堆”，有一位核心的关键性人物，他就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原副所长、工运史专家沈以行。新中国成立前，沈以行就是上海邮政工人运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要从事工会工作，还曾于1951年4月-11月兼任《劳动报》社的第二任总编辑。1953年，沈以行加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担任副总干事一职，从此便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工运史研究。

　　座谈采访深挖第一手资料

　　当年的工运史料委员会如何工作？

　　根据沈以行《五十年代上海工运史料工作回顾》一文，主席刘长胜给他们划定了7个具体领域，即市政（发电厂、电车、电话等）、店职员、邮政、教师、机器、纺织、卷烟。每一个领域再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特点，产业情况与职工生活状况，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党的方针、政策，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重要斗争的过程与结果，有何经验教训”的结构展开具体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为了能够详尽地搜集各类史料信息，工作人员采用了一种现代流行的“口述历史搜集法”。马军告诉记者，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这一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考虑到动员的各行各业人员数量，此一“工程”颇为浩大。

　　具体的工作过程大体是先找到“核心人物”，对该产业当时地下工作全盘了解的领导，通过其作全面回顾，然后再划分若干段落，排出各段落参与人员的名单，再分段或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约请他们一同来座谈，相互回顾印证，以事引事，以人引人，辅之以个别访问和书面材料相核对。

　　沈以行等人心无旁骛地醉心于这项“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工作。从1953年起的大约2年的时间里，“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围绕这7个方面的史料收集工作，曾召开座谈会274次，参加者940人，访问44人次，执笔者百余人，成稿刊印27种，总计160余万字。因经过了互相印证核对，可靠性自无可疑。

　　用速记法记录口述历史

　　史料搜集需要有大量的访谈、座谈，在没有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的年代里，这对现场的记录员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马军一直听闻研究室的老领导说起，本所老一辈工运史研究队伍中有一位速记高手——人称“倪阿姨”的倪慧英，他也常常在口述稿中见到“倪慧英记录”“倪慧英抄写”之类的字眼。

　　百闻不如一见。几年前，在一次偶尔的史料整理中，马军从一个角落挖出了三四十本60多年前的练习本，每本约50页，全部是用蓝黑墨水写得满满的不明就里的“符号”，他立马意识到这便是当年的速记原稿，出自倪慧英之手。马军随意取出一本向记者展示，除了封面上有人名和时间外，里面尽是星星点点，再加上短短的弧线、斜线。“她专门在速记学校学过的，这是一门技术活。”马军说，像倪慧英这样的速记员还有几位，他们虽然不从事工运研究本身，但对于这份伟大的事业却贡献了自己独到的才华与心血。

　　将泛黄史料整理出版广泛传播

　　事实上，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除了收集各种书面资料外，还对外征集各种实物。1958年，工运史料委员会的工作接近尾声，所有的资料及实物曾短暂保存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1960年，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这批珍贵的工运文字史料便就去了“新家”，一直到如今。虽然数次搬迁中略有损耗、缺失，但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

　　在马军看来，这些已经不同程度老化破损，或长了虫蛀和黄斑，字迹褪色的工运史料，亟待外力加持，延续其“生命力”。他除了向所里申请经费改善史料的物理保存条件之外，近些年，马军的头等工作就是与出版社合作，陆续对原始资料进行重新编审整理再出版，这包括了《炉火正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运史研究三杰”论辑》(全三册)、《旧稿拾遗：上海工厂史料两种》、《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全五册）、《上海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两种》（全二册）、《大革命时期上海工运史口述资料》（计划出版）等。马军说，这既是对史料最好的保存形式，也是让其产生广泛的传播力。

　　当年，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等老一代工运学者不止于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文献资料，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去科学地揭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

　　“其实大家一谈起工运，总觉得都是搞工人罢工，这是误区。在当时，还有组织工人的工会活动以及党对工人的教育活动，我们今天的工会职能是不是和过去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学四史，工运史就是党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就出现了，但我们要去思考，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和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在之前，工人的团体是同乡会，老乡帮老乡，为个体谋经济利益；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后，上海工人开始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从自发斗争转为自觉斗争。跨行业的组织形式，提出政治诉求，谋求的是更广大工人的福利。”

　　当回望好来时的路，就能更加走好今后的路。作为一名毕生投身历史研究的学者，马军深信，真正的历史学都是未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