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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特征。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运行,无疑将给我国经济及社会等领域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为我国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它也将对我国不少相关产业和行业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入世后的初期,作为劳动关系核心内容的劳动者权益(以下简称劳权)自然也不例外。工会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入世后面临着劳权受到严重挑战,其工作格局和策略势必作相应的调整。
入世后对我国劳权产生的影响
影响之一: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企业富余人员大量分流,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过剩,入世后的这一就业冲击波与原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潮流相汇合,将使就业压力达到空前严峻的地步。
入世后,中国经济必将经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首先在第一产业,由于我国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质低价高,国际竞争力差,这样,入世后必将导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如果按3%(配额为4%一5%)的粮食进口计算,同比减少就业机会约1000万个。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入世后随着竞争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挑战与机遇并存。其中,有些行业如纺织服装业等,在缓冲期内作好结构调整,则可增加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然而,处于相对劣势的我国冶金、汽车等行业则将每年减少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第二产业中的服务业,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与义务,自然也将受到国外同业的巨大冲击。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过剩,就业问题历来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尽管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缓解就业压力,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统计,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从“八五”期间的年1970万人进一步增加到2030万人,即使扣除当年退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950万人,每年仍将净增劳动力1080万人。这里既包括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同时,它也包括固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量。据对入世后的估测,因产业结构调整,仅农业、汽车、机械仪表行业近期所增加的失业人口每年就多达约1074万。这种就业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兑合,必将导致劳动者就业压力的空前巨大,难度大为增加。
影响之二:从就业结构看,入世后就业岗位与就业需求不足的矛盾将凸现。这种因劳动力素质低和就业技能需求高的不匹配状况所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无法在短期内缓解,成为阻碍劳动者就业量放大的瓶颈。
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体制、机制乃至技术结构的快速变化,从劳动力资源存量中分流出来的劳动力供给会加大,而从企业下岗分流和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劳动者中素质较低人员的比重却很大。这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在总体上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低素质人口的过度膨胀和简单劳动力的严重过剩。资料显示,全国城乡文盲和半文盲约有2.2亿多人,工业企业职工平均文化程度还未达到高中毕业水平,其中70%以上的职工在初中及其以下;工人平均技术等级还未及4级工标准;工程技术人员所占职工比重,90年代初期在大中型企业为6.5%,而同期发达国家超过20%;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初、中、高级技术工人比例为1:13.5:33.5,我国则恰好相反。
然而,在生产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对劳动者素质的需求则日趋上升。因而在数量巨大的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同时,文化水平高、技术素质过硬的劳动力却十分短缺。例如,预计未来10年第三产业中新兴行业,诸如信息产业、金融保险业等行业的就业机会虽多,但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也高,第一、二产业调整出来的劳动力就难以胜任。入世后这一矛盾将更突出。这一劳动者素质问题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严重化,直接构成我国劳动者就业的一大障碍。
影响之三:入世后,伴随着就业难度的激剧增大和就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寻觅出路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遭受企业侵权而引发的劳动争议增多甚至激化则成为必然趋势,这不仅会大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可能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入世后,从劳动者一方看,由于面临着巨大的失业压力,为了生计,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寻求就业门路,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镇。据统计,每年约有300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由于文化技术素质的不适应,无力挑选职业,因而就职于城镇和企业中脏、累、苦、险且收入低的岗位现象便相当普遍。从企业一方看,由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属买方市场性质,即劳动力供远远大于求,因而企业往往会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在处理劳动关系矛盾中，易产生不平等的现象。再从入世后我国社会宏观环境看,由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取向,而劳动力价格较低又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全球经济竞争的主要优势之一。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忽视或压抑劳权以改善“投资环境”的现象在国内还颇有市场,在相当一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劳动(劳资)矛盾和冲突将在所难免,处理不当,其程度趋于激化也有可能。而这又往往是发生在工会组织不健全的企业。处于孤立无援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为了谋生,或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或是消极回避,一走了之;当然也有求助法律,讨回公道;还有的则挺而走险,实施报复,影响社会稳定。
入世后企业产生的劳动争议,其内容不仅包括以往诸如劳动保护、工资报酬等一般性的劳动争议,也将包括带有复杂性特殊性的劳动争议,如因人才国际间的流动而引发的企业劳动合同履行、知识产权和竞业禁止等。为了切实调整劳动关系,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法定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体制和劳动法律执法监督程序等都将面临相应的改革与调整。当然,具有职工合法权益代表者与维护者身份的工会组织,入世后,在全局中的应对策略也将调整。
应对入世后劳权工会策略的调整
工会策略调整之一:转变观念,排除障碍,敞开大门,最大限度地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确保劳动者的依法结社自由权,务实工会维权的组织基础。
依法组建和参加工会是我国法律赋予职工的结社自由权,这一权利在国际上称为团结权,为劳权之一,历来为国际劳工界所倡导。如何切实保障职工行使这一权利,尽快最大限度地把游离在工会之外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乃是我国工会应对入世后劳权受挑战出现的复杂环境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性对策,在当前应作为工会建设中的一项重中之重工作来抓。如果在众多的新建企业中广大职工这一权利不能落实,这些企业连工会组织都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无法建立,那么工会要进一步突出和履行维护职能便无从谈起。
然而,现实中职工的依法结社自由权在相当一部分新建企业中遇到重大挑战,使得新建企业工会组建率和会员入会率都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形势要求。客观地说,产生这一挑战的因素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外部因素首先来自于社会客观环境。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公有制企业工会基层组织受到重大冲击:或是由于企业的转制导致工会组织消声匿迹;或是因大批职工失业后,工会组织未能及时做好会籍管理工作而使工会会员大量流失。截止1999年底,全国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的职工竟有1亿多人,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50%。可以断言,随着我国入世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会会员流失势必再次形成新的高潮,工会组织基础亦将受到更大的削弱。当然,外部因素中也包括有些外资老板和私营企业主仇视工会,借机设置种种障碍阻挠工会的组建;还包括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持有偏见,生怕组建工会“有碍投资软环境改善”而对新建企业组建工会持消极观望态度等。
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是观念性的挑战,即在工会理论界内迄今为止对农民工能否参加工会认识的误区所致。要不要将充斥在第二、三产业中就业,而又徘徊于工会门坎之外的广大农民工吸纳进工会组织?这是个从理论到实践不可不加以高度重视的问题。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农民工是否已成为工人阶级成员。
众所周知,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和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是当代工人阶级成员的两大基本标志。那么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现状是否符合呢?
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化的产物,是产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体现。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民工中已完全脱离农业劳动的约占43.1%;以工为主,以农为辅的约占50.6%,他们基本上是以非农性工作为主。生产方式不仅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且以工资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符合我国工会法规定的入会的条件。从总体上看,当代我农民工无论在人数上或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上都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执政地位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新建企业组建工会步伐,提高工会会员入会率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把这项工作放到突出的位置加以落实。
当前,扎实有效地抓好这项工作,必须形成各级党委重视,工会为主,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和社会氛围。首先,实现工会组建工作的突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要争取有关党组织将这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力求将工会组建率和会员入会率纳入党的工作考核目标，以党建带工建。其次,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合作,尤其是与各级政府的工商行政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合作,以法律为武器,在加强宣传和启发自觉的前提下,对一切故意设置障碍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国企要注意防止随意撤并工会组织,同时还要做好下岗分流职工的会籍管理工作。第三，各级工会干部必须转变观念,敞开工会大门,面向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职工队伍成员,尽快将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并吸引他们参加各项活动,不断改变他们身上的各种非工人阶级品质。第四,要以创新的思维和求实态度,从组织体制、工作机制、活动方式等方面创造不同于国企的工会组建和运作模式,上级工会应加以分类指导,防止出现新建企业所组建的工会“空转”,以促进企业发展和劳权的维护。
工会策略调整之二:针对入世后劳权面临挑战的实际,建立上下结合的维权长效机制,实现宏观维权微观维护的统一。
我国入世后,工会将面临着一个严峻现实－－劳动者权益受到严重挑战。全总部署了“五突破一加强”的工作思路,为工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包括入世后,在全局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
现在的问题是,自实施“五突破一加强”以来,工会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离达到“突破”“加强”的目标确实差距不小。当前不少企业尽管职代会召开了,厂务公开实施了,领导干部被评议了,集体合同也签了,职工董事和监事也有了,然而,职工群众并不认可,劳动关系依然紧张,侵权行为较为严重,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一句话,未见实效。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缺乏上下结合的维权长效机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谓“上下结合”的维权长效机制,是指工会领导机关与工会基层组织的参与、监督,不仅要建立制度,而且必须上下连体、紧密配合、相互衔接、形成机制。是否建立这一机制,以及能否充分运用这一机制,与工会维权能否取得“突破”的实效关系极大。譬如,企业开了职代会并作了决议,然而由于行政方面主观因素而未能落实这一决议,基层工会虽然进行了交涉但无结果。谁来加以制约?没有下文。假如上级工会领导机关实施了有效的立法参与和决策参与,促使国家的立法和决策对此加以规范,同时,上级工会又实施了有效的劳动法律监督,督促企业纠正,这不就显示了这一机制的威力吗?
建立上下结合的维权长效机制,要求我们工会界上下自觉确立工会系统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上级工会的参与、监督和基层工会的参与、监督是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缺一不可的。其中,上级工会的参与、监督是关键,它的有效运作,能为基层工会的维权与协调创造良好的社会宏观环境;而基层工会的参与、监督是基础,离开了它,工会的维权任务便会落空。
当前,中国入世后,工会代表职工参与劳动关系协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所面临的任务更繁重、更艰巨。这就要求我们更自觉地发挥这一机制的作用。要发挥这一机制的积极作用,就上级工会而言,必须推动全面建立起地方、产业工会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并在这个机制框架内通过加大立法和决策参与的力度和开展有效的劳动法律监督来进行。
工会的参与不仅要拓宽视野,而且须讲究质量。在立法参与方面,要集中力量,参与和推动《工会法》的修订工作。不仅要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积累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工会法》的有关规范,同时也要将国际劳工公约中协调劳动关系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和我国工人运动、工会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有关内容体现在新的《工会法》中。在积极参与国家制订《集体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济法》等涉及入世后职工与工会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时,要对我国入世后劳权维护和协调问题作前瞻性的法律思考,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在参与政策制定时,工会要积极参与国家扩大就业,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和调整社会分配政策的研究及其相关措施的制定。工会还要督促政府在全国,尤其是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行业、地区建立相应的失业预警系统,预测失业变动情况并及时报警。同时,制定应付紧急情况的预案和计划,建立县级以上地区性失业保险金调剂制度,提高抗失业风险的能力,使失业人员的失业救济得到保障。
在劳动关系协调与劳动争议处理上,工会必须坚持劳动仲裁的“三方性”原则,在仲裁中,不仅要派专人参加,而且要加强仲裁活动的监督、制约。工会还要注意在工会系统内部建立信息沟通和流转渠道。要不失时机地将源头参与和监督的情况向下通报,并对基层工会干部加强针对性强的培训,提高参与和监督的实效。
在基层工会的参与、监督方面,必须在民主管理和协调劳动关系上加大维权力度。其一,在参与中,基层工会要通过自身努力,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并健全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和职代会制度,并依法切实运作好。其二,在监督上,要自下而上地组织和发动职工实施群众性监督:一要监督平等协商和职代会制度是否真正建立与实施;二要监督有关决议、集体合同条款和承诺是否兑现;三要监督调处劳动争议的机构运转和制度的落实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工会反馈,以切实发挥这一机制在维权中的积极作用。
工会策略调整之三:找准角色定位,善于扬长避短,工作有进有退,提升维权实效。
入世后,工会的维权任务更繁重,代表、维护职责亦显得尤为突出;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工会专职人员却日趋精减。这是一对矛盾,要真正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工作模式,调整工作,思路与方式,使维权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工会工作是群众工作,面广、量大、条线多。传统的思维定势与工作模式是,样样工作工会都要“事必躬亲”，其实这是“蛮干”。现在看来,要学会处理好“蛮干”与“巧干”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否定“蛮干”。如果它是从工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角度看,还是值得肯定并发扬的。然而,在人员减少、任务加重的今天,就得讲究“巧干”了。“巧干”并不是推责任卸包袱,而是讲究艺术,少投入多产出。“巧干”来源于工会在全局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矩。工会要扬长避矩。在开展工作中除了要继续发扬相信和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发动和依靠积极分子参与工会工作外,还需对以往工作重新审视,选择重点,有进有退。
在人手少、任务重的今天,工会工作借助于外力,应成为我们的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工作方式。例如,当前如何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文化和技能素质,使职工成为智能型的职工来增强他们适应市场就业的竞争能力?这也是中国入世后关系劳动者就业权的大事。面对当前科学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职工群体,如果工会孤军作战,仅靠现有为数不多的各级各类学校和文化技术教育阵地,显然是“杯水车薪”,难以奏效。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路,在充分利用现有工会教育资源的同时,应着限于在更大范围内借助于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要力促政府挖掘各种潜力,动用各种手段,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同理,入世后当工会面对大批下岗失业职工时,应从自身性质出发,扬长避短,将工作重心转向通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与政府协商,并出好点子,当好参谋,促使和帮助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失业比例、增加失业保险、拓宽就业门路。而不是简单地承包一定数量下岗失业职工上岗就业。否则,就易导致角色错位。群众组织去承担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不仅难以体现工会组织的特性,而且其效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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