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新区非公企业白领生存及思想状况调查报告-上海市总工会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浦东开发开放，在浦东大量涌现的非公企业里，集聚了一批被称之为“白领”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代表某个特定的行业，也不代表某种特定的工作。而是代表了一个以脑力劳动为主，从事技术、管理职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薪酬的群体。他们有着较为积极和现实的人生态度，这主要缘于他们具备了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他们有着较为理性和独立的价值取向，这主要缘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文化；他们有着较为理智和温和的政治理念和态度，这主要缘于他们要同时承受生存和职业的压力；他们对党群组织具有欲近还远的矛盾心理，这主要缘于他们在社会中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为边缘的地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个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且正在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群体。由此，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群体作为调研对象，旨在通过比较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况，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把握他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为如何提高党群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覆盖率、影响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第一手资料。

　　本次调查历时一个月，共采取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两种方式。其中问卷发放的对象有：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浦东软件园的50余家非公企业中的383名白领；同时通过浦东新区社会经济调查中心，向陆家嘴地区各楼宇的100名白领发放了问卷调查表。个案访谈主要集中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浦东软件园的非公企业，共选取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17名白领进行了个案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93份，回收490份，回收率99.4％。

　　此次接受问卷调查的490名白领，其年龄、学历、家庭背景、所在企业性质、担任的职务以及工作年限等基本情况如下：

　　20—29岁的有243人，占总数的49.6％；30—39岁的有175人，占总数的35.7％；40岁以上的有72人，占总数的14.7％。

　　大专学历的有170人，占总数的34.7％；本科学历的有266人，占总数的54.3％；硕士以上学历的有54人，占总数的11％。

　　本地人有319人，占总数65.1％；新上海人有157人，占总数32％；留洋海归人员有14人，占总数的2.9％。

　　欧美企业有210人，占总数的42.9％；日资企业有120人，占总数的24.5％；港澳台企业有23人，占总数的4.7％；民营企业有62人，占总数的12.7％；其它企业的有75人，占总数的15.3％。

　　高级管理人员22人，占总数的4.5％；中层管理人员116人，占总数的23.7％；一般管理人员191人，占总数的39％；技术人员111人，占总数的22.7％；其他人员32人，占总数的6.5％。

　　工作时间在1年以下的有26人，占总数5.3％；3年以下的有95人，占总数的19.4％；5年以下的有89人，占总数的18.2％；10年以下的有126人，占总数的25.7％；10年及以上的有154人，占总数的31.4％。

　　我们将白领的生存状况调查范围仅限于白领的生存压力、职业定位和社交范围三个方面。

　　（一）生存压力——职业和生活压力双负荷，但承受和排遣压力的能力较强。

　　白领的生存压力包括职业压力和生活压力两个方面。调查显示，在白领群体承受的压力中，业务指标和生活消费占了前两位，分别有32.9％和32.4％的白领认为这两项是自己生存压力的主要来源。同时，不同企业背景下的白领，对自己生存压力的排序也稍有不同。欧美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白领，将业务指标的压力列在首位，其次才是生活消费的压力；日资企业和台港澳企业的白领则反之。

　　业务指标是白领承受的主要职业压力。调查发现，为完成公司的业务指标，有42.4％的白领平均每天要接受1-2小时不等的加班时间，还有10％的白领平均每天的加班时间在2小时以上，而且将工作带回家去做的软性加班更是难以计算。按照职场的潜规则，这样的加班，公司是不会支付报酬的。

　　再从白领担任的职务来看，中层管理人员承受的此项压力明显大于高级管理人员，有39％的中层管理人员认为业务指标是他们的主要职业压力，而后者只有3％的白领是这样认为的。此外，技术人员的业务指标压力也要多于一般管理人员。

　　同行业、同事之间的竞争也是白领承受的重要职业压力。从访谈中了解到，“追求卓越”不仅是企业对市场的承诺，更是对白领员工的要求。企业要获得市场，与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而这种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这就要求白领员工在同行业、同事之间不断“追求卓越”。这种由市场竞争衍生出来的白领心理压力，同样成为白领群体职业压力的重要内容。

　　此外，一般白领在求学期间，大多会对将来的职业发展抱有美好的憧憬。他们或抱有回报社会的满腔热情踏入社会，或怀着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走进职场。但现实社会就业的压力造成自己职业目标的偏失，使部分白领产生茫然的心理，成为一种职业心理压力。

　　在访谈中还发现，一些企业不关心员工，在强调企业的“团队精神”时，一味强调奉献和服从，压制了员工的个性化发展，也造成了白领员工无形的职业心理压力。

　　总体来看，在被调查的白领者中，税后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的占52.5％；在6－10万元之间的占28％；10万元以上的占10.4％。白领的收入早就跨过了小康的门槛，即使按照2004年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24396元标准来看，也有近91％的白领的收入是超过这个标准的。但调查发现，依然有32.4％的白领将生活消费作为自己生存压力的主要来源。此项调查还发现，日资企业和台港澳企业白领的生活压力要多于欧美企业和民营企业十个百分点，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也要明显多于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调查显示，住房消费是白领生活压力的主要原因。有67.8％的白领每月的开销占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28.8％的白领刚刚达到收支平衡，甚至还有8.4％的白领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在白领的消费中，购房（或租房）消费是其主要支出。有一半以上的白领要支付房贷（或房租），占受调查白领的56.7％。此外，社交活动费、学习培训费等项支出，也分别占了受调查白领的40.1％、39.2％，而还有13.3％的白领同时承受这三项消费支出。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白领，在社交活动费、学习培训费、子女教育费、购车消费上的支出差异并不大，其生活消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住房消费上。在购房消费的白领中，以本地人为主，购房的本地人和新上海人分别在各自群体中占了58％和41％；而在租房消费中，则以新上海人为主，在本地人中，租房的只有3.4％，而新上海人则达到了51％。

　　访谈中还发现，白领群体无论是已购房和未购房的，也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新上海人，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总是显得无怨无悔、孜孜以求。这一方面是受“居者有其屋”此类传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白领群体人生追求的座标之一。而选择住房消费的直接后果，就是白领们承受的消费支出压力最终成为其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新上海白领。曾有一个被访谈的新上海白领不无感叹地说道：“平时工作很累，也很想出去休闲放松一下，可是到哪里都需要钱，只能在家里看看电视、上上网。要不是房子的负担，我们这个群体，以现在的收入，本来应该可以过得很潇洒的”。

　　面对职业和生活压力的双重负荷，白领们却表现出较强的承受能力。其中67.3％的白领认为压力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19.8％表示处于可承受范围的边缘，只有3％表示不堪重负。但同时，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许多白领其实是在付出了健康、娱乐、家庭等多方面的代价，才取得压力下的暂时平衡。有的白领为了工作即使身体有点小毛小病，也不会轻易上医院，因为排队挂号会浪费白领的许多时间；有的白领每天“公司家庭两点一线”，根本无暇娱乐活动；有的白领则把应承担的家庭责任交给了另一半等等。

　　在排遣压力的方式上，聊天和休闲运动是白领的主要选择。有47％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是通过与家人、朋友或网友聊天的方式；有44％的被调查者表示参与各种娱乐休闲活动的方式来排遣压力。

　　白领群体对于目前自己的职业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39.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职业既适合发挥自己的兴趣特长，又有较好的企业氛围；但也有38.6％的被调查者承认，目前的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需要；另有10.8％的人即使专业不对口，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而留在了目前的职位上。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白领群体的职业稳定性是较差的。调查显示，63％的白领认为如果出现对自己来说更好的机会，就会选择跳槽。薪酬福利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是白领跳槽的两大主要因素。选择这两大因素跳槽的白领分别占了51％和56％。而不同年龄层次的白领，其跳槽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30岁以下的白领，36％选择薪酬福利，64％选择自我发展；30－40岁的白领，选择薪酬福利和自我发展的各占50％左右；40岁以上的白领，64％选择薪酬福利，36％选择自我发展。可见在白领的职业生涯中，年轻白领由于事业刚起步，亟需证明自己，所以更注重自我发展的机会；而年长一些的白领由于事业发展已趋于顶峰，再加上家庭等负担的加重，所以更偏向于薪酬福利。

　　长期的加班和工作的限制，使白领的社交圈子狭小。据统计，52.4％的白领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在40个小时以上，其中42％的白领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1－50小时，10％的白领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50个小时以上。这个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白领群体的业余时间被大大压缩，社会交际时间也随之减少。而且由于一天里接触最多的是同事，在以业绩为先的非公企业里，同事间竞争激烈，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无形中又缩小了他们的交际范围。所以白领群体往往朋友比较少，交际圈子比较狭小。朋友圈子还是以各个时期的同窗为主，即使与工作有关的朋友，也大多是因为有业务关系的原因，很少有在同事间寻找朋友的。尤其是一些新上海人，在新城市的朋友更少，圈子更小。同时他们也表示，由于背景、习惯等都有差异，自己不会主动想去融入到本地人的圈子里去。

　　调查显示，白领群体对于集体活动是十分渴望的。平时他们选择的放松方式以朋友聚会、聊天或是参加各种俱乐部活动为主；还有工会和企业行政部门组织的一些青年联谊会、体育比赛、休闲旅游等集体活动，都很受白领们的欢迎，并能吸引他们踊跃参与。

　　我们将白领的思想状况调查范围仅限于他们的价值理念、社会责任感、利益诉求、精神生活、政治态度和组织归属感等方面。

　　白领群体在社会热点问题上反映敏锐，但也并非随波逐流，而是有着较为理性和独立的判断。这一点在上海“4.16”涉日游行示威中显得尤为突出。当网络上传播游行的消息时，白领成为争相传播和参与的主体。但同时，针对“4.16”前后，社会和媒体舆论导向的不尽一致，他们却坚守自己的理念和选择。在我们访谈的所有白领对象中，当谈及“4.16”涉日游行问题的性质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青年白领的爱国主义行为。有位网络博士是这样理性分析“4.16”游行的性质：一是体现了白领阶层渴望国家强大的心态，是国民意识的再次觉醒；二是反映了白领阶层的爱国心态，尤其是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这种爱国心态更加强烈；三是游行客观上也被国外别有用心的人或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这种较为理性的心态也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对待“抵制日货”这一主张中，62％的被调查白领都认为应该理智对待，不应采取偏激方法，这样对两国都无益。

　　白领群体最关注的社会热点，是从现实出发，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投入关注的目光。调查显示，社会保障（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社会发展和稳定以及房市、股市及相关政策成为白领最为关注的三项社会热点问题，紧随其后的是就业、子女教育费、分配不公及贫富不均等问题。在白领关注的这些问题中，绝大部分是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相反一些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联系或关系不大的问题，则关注点明显分散。如这项调查中显示出的白领关注的后三个热点问题，它们分别是：和谐社会建设、企业转制、撤并和解散以及对外关系等问题。

　　憎恶抨击腐败、崇尚劳动致富的积极、理性的心态。对于不断揭露的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现象，白领们深恶痛绝。作为纳税的主力军，对于自己的辛苦钱白白落入贪官污吏的口袋里，更是有着切肤之痛，他们表示腐败现象是“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他们也认为，腐败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法制上的缺陷。

　　对于社会上因贫富差距过大而产生的仇富心理，白领们认为应该加以理性地分析。那些第一桶金是钻体制漏洞或贪污腐败而来的灰色致富，社会给予鄙视甚至引发部分人的仇富心理是正常的；但是那些靠自己本领的勤劳致富，却是值得推崇和尊重的。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富人不愿意露富、回馈社会少、功利性强的普遍现象，白领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一是致富途径是灰色的；二是富人素质的提高跟不上财富的积累；三是国家的宣传、引导还不够。

　　尽管白领群体关注的社会热点并不是时势等问题，但是从白领对时势的评判中，依然可以看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调查显示，在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79％的白领持反对态度，只有4.7％的人表示支持，且其中多数为日资企业白领。在对国家的外交政策评价中，持赞成和基本赞成的达到52.4％，认为应该更强硬一些的占到37.1％，而只有8.8％的人表示不感兴趣。在访谈中有的白领还谈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够强硬，关键还是我们的国力不够。我们应该好好工作，在公司里做到与其它国家的员工平等共事，并且要通过自己这代人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在国际事务中挺起腰杆。

　　如果说对时势的关注和评判还不是白领群体的普遍意识和行为，那么关注和同情弱势群体，则是白领群体共同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调查显示，对于贫富差距的出现，白领们普遍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阶段，因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既有政府在信息、政策、保障等方面的不平衡，也有个人在教育、理念上的差距。解决贫富差距，国家应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制定相关政策来解决。从访谈中我们也发现，白领都十分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这个群体，有位白领在公司工会组织的帮困募捐活动中得知，八十元就可以让一个山区孩子读一年书时，发出了“我们平时一顿饭就要几百元，真是有愧啊”的感叹。所以，不管是行政方还是工会组织的各种扶贫活动，一般都能得到白领们的踊跃支持。同时也有的白领表示，他们其实非常缺乏帮困助学这方面的信息，希望有关部门能从中牵线搭桥。我们从问卷调查中也看到，有32.9％的白领愿意以捐款或志愿者的形式帮助弱势群体，还有44.5％的白领希望通过单位组织活动来尽到自己的这份社会责任。

　　白领群体受教育程度高，或许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传统，所以，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单位；也无论是在上司还是在同事或朋友面前，白领希望得到尊重的愿望十分强烈，体现在利益诉求上，其特征就是人格至上。当被问及最在意自己的哪种权益受侵害时，54.1%的白领将“人格权益”作为首选，而将“政治权益”列在首位的只有2％，其它的比如：经济权益、劳动权益也分别只有16.3％和11.4％。

　　这样一种强烈的人格意识在他们对劳资关系的评价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当被问及企业领导最令人厌恶和气愤的行为时，比起“苛刻员工的福利和待遇”，多达59.4％的白领选择了“对员工缺乏尊重、理解和关爱”，而前者为44％；此外还有18.2％的白领选择了与人格利益相关的“随意训斥员工”的行为是最令人厌恶和气愤的。很多有跳槽经验的白领表示，他们从比较轻松且待遇并不差的国有企业跳槽到外资企业，最大的原因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重视和尊重，很多事情要靠人际关系来决定。同时，对于另一些把员工当作纯粹的经济人，只一味强调奉献和服从的企业文化，被调查白领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反感。

　　白领群体这种强烈的人格意识，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个体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上升到国家层面就表现为希望自己的国家得到尊重。这其实也印证了这个群体具有的独立的价值理念和一般不会被轻易左右的特点。

　　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网络世界正日益成为白领的精神生活的主体，其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几成生活的组成部分。调查显示，99.4％的白领每天有上网的习惯，而且上网时间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小每天上网的时间越长。

上网时间年龄	2小时以下	2－5小时	5小时以上
30岁以下	39％	38％	23％
30—40岁	57％	33％	10％
40岁以上	75％	14％	8％

　　在白领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里，国内外时事占了64％，其次是健康养生和生活时尚。而他们了解时势政治和其它感兴趣的话题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网络。一些白领表示，离开了网络就犹如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一般。此外，83％的白领经常浏览的是中文网站，比较集中在新浪、搜狐、雅虎等大型门户网站；只有8％和6.5％的被调查白领经常去境外网站和非主流中文网站。

　　尽管白领对网络的依赖程度相当高，但从调查中发现，白领对网络的依赖更多的是倚重网络发布信息的快捷，而对于网络信息的准确率却有着自己的判断。72％的白领认为网上信息的可信度良莠不齐，只有16％的白领认为总体上可信度较高。而且对网上信息可信度的判断，各年龄段的白领几乎没有差异。访谈中，有一位网络公司的白领就明确表明：网络的信息发布是最快捷的，但是快捷和准确是矛盾的。所以，白领对于接触到的网上信息是有着足够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并且还常常会以报纸、电视等其他媒体作为补充。

　　访谈中，我们还了解到，许多白领尤其是IT产业的白领，由于熟练掌握网络技术，其获取信息的技术和机会几乎与官方处在同一平台上。许多从事IT产业的白领对于政府实行的网上管理措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一味地封堵网络不仅技术上不可行，而且只会造成小道消息的泛滥和民众的猜疑。

　　（五）理性、温和、务实的政治态度，欲近还远的组织归属感

　　1、白领群体对于党的主张、战略、政策总体上是赞同的，但对实际推进的进展认可度一般。

　　白领群体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并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政治的关心。调查显示，白领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关注，而且总体上是赞同的。在被问及构建和谐社会和自己的关系时，62.7％的白领认为是息息相关的；认为有点关联的占到25.5％；认为两者间关系不大和说不清楚的分别只占3.1％和8.8％。访谈中，很多白领也表示，要通过自己在本职岗位上的努力，来促进自身企业的和谐，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此外，在对政府新出台的房价政策评价中，不赞成的只占17.4％；在对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态度上，赞成和基本赞成的也有52.4％。

　　同时，多数白领对于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推进的进展认可却不容乐观。比如，在对“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的执行情况的评价中，认为基本法治化的只占13％；在对“科教兴市”战略进展的评价中，也只有19％的被调查者认为“领导重视，政策配套，进展较快，成果明显”；而对于长期低迷的股市以及政府出台的相关救市措施，仅有10％的白领对此还抱有信心。在访谈中我们也听到许多白领对现实与政策之间的反差，表示出的不满。比如：贫富差距与推进和谐社会的矛盾；贪污腐败与党的先进性的矛盾；依然高企的房价与政府不断出台的抑止房价政策的矛盾等等。

　　白领们认为，好的政策需要有效的执行和有效的监督，当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现象使得党的政策、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就已经变了形，从而直接影响到了政策本身；另一方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信息无法完全公开，使得群众监督失去了基础；而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反映到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这里，也使党和政府失去了倾听群众呼声的机会。

　　2、白领群体对于企业党群组织的合法性、必要性是肯定的，但对其实际发挥的作用认可度一般。

　　很多白领表示，进入外企后常常找不到党组织，有些企业即使成立了党组织，由于平时很少组织活动，也往往不为人知。所以，有的白领就这样戏称非公企业的党组织：如果企业的老总是党员，那么党组织就是执政党；否则就是在野党。这形象地表明了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调查显示，白领群体对于党群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没有异义，但是对其实际发挥的作用评价还是有所保留的。在问及基层党组织在企业的实际作用时，41.4％的白领认为“作用一般”，21％的白领选择“无所谓”，还有16.5％的人“说不清楚”，只有20.4％的白领认为“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党领导下的重要群众团体——工会，在非公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同样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在成立工会的非公企业里，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多是通过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或休闲旅游，在员工中积攒了一些人气。但另一方面，在很多没有组建工会的非公企业里，由行政部门出面组织的活动，同样受到了员工的欢迎。这至少说明在非公企业里，工会的作用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问卷调查显示，当白领在企业里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38％的白领是选择劳动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29％的白领选择与“行政领导人沟通交流”，而只有11％的白领会想到找工会协调解决。我们在另一项问题调查中却发现，白领对于工会组织的作用其实有着更高的要求。在被问及工会组织在企业中的基础时，68％的白领将“员工利益的表达、诉求、协调”作为第一或第二选择；53％的白领将“员工困难的排解、关爱、帮助”作为第一或第二选择；31％的白领将“团队活动的策划、组织、安排”作为第一或第二选择。一些白领表示，在很多员工眼中，工会就是组织一些活动，而他们其实更希望工会在积极组织活动的同时，可以通过协调劳动关系、参与企业政策的制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党群组织在非公企业中，普及率不高且发挥作用不明显，在被问及最适合白领群体的组织时，只有5.7％的白领选择了党群组织，而选择俱乐部和社会团体的则分别达到50％和36.5％。

　　3、对党的先进性是崇尚的，但对党员干部先进性的认可度一般。

　　对于党的先进性，绝大多数白领是认同的，并且是崇尚的。比如在企业招聘过程中，同等条件下党员优先录取，也觉得无可厚非。但是这次参与调查的白领却普遍表示，党员干部和党员的先进性在平时工作生活中却很难显现出来。甚至有的白领说，平时我们不知道公司里究竟谁是党员，这次党员先进性教育，因为党员要按时参加学习，我们才知道公司里谁是党员了。

　　在被问及对接触过的党政干部的总体评价时，20.6％的白领认为党政干部是“不可敬、不可信、不可亲”的，认为党政干部“不可信、不可亲”的占17.6％，认为“不可亲”的占24.7％。

　　在访谈中很多白领也谈到，由于党员平时先进性不突出，自己并不清楚企业里有哪些党员；而在知道的党员中，虽然对于他们的为人都表示肯定，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却并不认可。尤其是现在曝光出来的贪污腐败都是党员所为，虽然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还是无可避免地给党和全体党员的形象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白领们普遍认为，只有身边的党员多具备一些党员意识，多发挥一些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为党组织树立威信，从而吸引更多的白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白领群体是一个有学历、有能力、有思想、有责任、有主见并正在迅速扩大和成长的群体，毫无疑问他们将支撑起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主干部分，并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但同时，这个群体也有自身的弱点，在他们身上既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激情，又有成年人的成熟与理性；他们既有中产收入的潇洒，又有职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他们既有睥睨天下的高傲，又有耽湎市井的流俗；他们既是职场的精英和骨干，又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既关注政治，又远离政治等等。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了解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进而以我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并能真正赢得他们的信赖，这对于加强和巩固执政党的建设和地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1、党直接领导控制的群众团体应该成为组织、吸引白领的主要力量

　　在非公企业中开展党群工作是新时期党建工作一项新的课题，传统的工作方法和载体很难渗透到非公企业，也很难组织和吸引白领群体。要加强党在非公企业白领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根据非公企业的性质和白领群体对组织的归属感，应该更多地发挥党直接领导控制的群众团体的作用，比如：工会、共青团、青联、工商联、有关企业家协会等。同时，这些群众组织也要进一步淡化自身的官方色彩，强化群众性和福利性，走到社会事务的最前线，增强嗅觉的敏锐度，与所代表的群体密切联系，时刻关注和积极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对重大事件的反映，使他们与党政部门之间沟通保持畅通，真正成为他们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他们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党领导下的组织、吸引白领群体的主要力量。

　　2、积极推进基层党群组织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的优化。

　　从调查中反映出的白领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思想状况，既为基层党群组织在白领群体中开展工作提供了可能和空间，也对基层党群组织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要求和挑战。调查显示：白领群体最乐意接受的组织是俱乐部（50％）和社会团体（36％）；最乐意接受的思想教育方式是团队活动（37％）、培训（25％）和媒体书籍（20％）。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上能够按照白领的要求和喜好进一步优化和改进。在精力配置上，要从为白领群体提供教育向提供服务转变；在思想观念上，要从以领导者自居向甘做白领的挚友转变；在组织模式上，要从具有浓重行政化色彩的组织向白领乐于接受的沙龙、俱乐部等形式转变；在工作方法上，要从居高临下的谈话向白领易于接受的语言和载体转变，比如：网络论坛、讲座培训等；在活动内容上，要从枯燥单一的会议向白领喜欢参加的运动旅游、休闲娱乐、联谊联欢等活动转变等等。要从本质上了解这一群体的特征、爱好和总体状况，全面倾听他们的需要和诉求，为他们提供充足的信息和有效的向上沟通的渠道。在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的优化和转变中，不断增强他们对于组织的归属感。

　　眼界开阔、生活时尚的白领群体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要求，与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着矛盾；同时，他们所承受的工作负荷和生活压力与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狭小的交际空间又形成对比。怎样舒缓他们的压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客观上也需要政府和社会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和活动平台。从调查中反映出的大多数白领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教育文化、健康养生来看，这与其说是他们最关注和最感兴趣的话题，到不如说是政府和社会还做得不够的地方。所以应该针对白领群体的需要，通过公共财政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公益活动场所。基层党群组织在为白领提供服务、设计活动过程中，也应多了解白领的实际需求。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就有一家非公企业的工会，每次组织活动前都要听取会员的意见，所以，他们每次设计的活动都能吸引大多数会员参加。

　　4、正确把握白领身上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因势利导开展工作

　　事实证明，对熟练掌握网络技术的白领实行网上信息的过滤和封堵是徒劳无益的。从白领对网络依赖程度来看，政府如果过多地干预网络信息，无疑是对已将网络视作生活一部分的白领生活的干预，这样的干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同时，也不应该低估白领的判断和分析能力，一味的将白领视作被教育的对象，无疑是对他们人格尊严的挑战，其结果往往是教育者自己陷入被动。

　　应该以平等的眼光审视白领，因势利导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积极、理性的价值取向、富有同情心的社会责任感、憎恶腐败、关注时势政治的积极心态，引导好、利用好。比如：多组织一些帮困助学活动、经常通过网络与他们进行时势问题的对话、讨论等。对于他们身上尚存的淡泊政治、远离组织、超前消费等种种消极现象，也要进行适当分析，比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会使他们无暇于政治；部分党员党性不强、先进性缺失，以及组织关心不够又使他们远离组织；社会舆论对消费的导向，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消费模式等。只有多从客观因素上寻找对白领身上出现的消极现象的影响，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更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弱势群体不同，白领群体作为职场的精英和骨干，在社会上更多的是被视作强势群体，但这并非可以认为白领群体在其职业生涯中，真的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相反，正是由于其外在的强势表象，而无法博得社会的重视与同情，白领在职场的奋斗中，更多的是体现出“单打独斗”的特征。这种个人奋斗的直接后果，就是白领面对职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表现得漠然和无奈；在维护个人尊严、表达利益诉求中显得孤立无援，并最终成为白领职业稳定性脆弱的重要因素。

　　为此，党群组织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要重视白领群体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或许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表达他们利益诉求，提高他们对组织归属感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尤其是新上海白领，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更多地是要实现属于他们的“上海梦”，但是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困难，包括交友、住房、子女教育、职业发展等问题，无疑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道坎。帮助他们顺利地跨过这一道道坎，不仅是为他们圆“梦”提供捷径，同样是党群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