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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在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创新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内容提要]工会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创新必须找准自己的立场与目标,要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尊严与权利。价值虽然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但却是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而市场供求关系对价值的实现,对作为价值量化表现的价格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益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并不仅仅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还取决于劳动关系双方的力量对比。工会要用看得见的手去整合市场供求这支看不见的手,既促进经济增长,又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步与发展。
  
  劳动与劳动价值的创新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对如何认识劳动与劳动价值论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有的仍然坚持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一元论,有的回到了萨伊的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多元论,有的提倡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这些探讨与研究不只是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这一理论将向哪个方向创新,既关系到如何看待、怎样坚持、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也将直接关系到劳动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调整,关系到广大工人的劳动与社会权益,工会工作者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
  
  一、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创新中的工会立场
  对工会工作者来说,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进行创新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必须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予以把握的:
  其一、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实物资本要素由于可以同投资者相剥离,具有可抵押性,从而承担了风险,应当获得风险收入;但是,我们同样应当承认,正由于劳动力要素不能同劳动者这个载体相剥离,因而,不仅是劳动力,而且连劳动者本人一旦被雇佣进了企业,这就是说,劳动者将人身自由以及以生命为载体的机会成本抵押进了企业,同样承担了风险,劳动力要素同样应当获得风险收入。
  其二、马克思所论及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观点,至今看来并没有错,也没有过时。一方面,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投资和管理活动,融入了价值创造的“总体劳动"(马克思语)之中,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监督劳动"(马克思语),迫使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从工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从跨国公司的现代雇佣关系到19世纪私营小作坊式的雇佣关系,从传统的国有企业用工体系到科技型创业公司的伙伴关系都同时存在。因而,不能说在我们从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就不存在剥削行为。
  其三、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当代工人大不相|同于19世纪初或我国解放前那种目不识丁的“蓝领工人”。当代工人特别是中青年工人的学历层次越来越高,劳动力中的知识技术含量也越来越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他们的劳动力要素中,既包含简单劳动,也包含着复杂劳动。高智慧、高技能含量的劳动能力要素,同科学技术一样,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科学技术与劳动力要素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在强调科学技术对价值创造的重要性时,贬低劳动力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是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的统计表明,发达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科技性劳动的贡献率已达60%~80%。可否据此就能得出结论::价值创造过程中,物质性生产劳动与科技性劳动的作用相比,前者无关紧要?如果只把目光投向某一个欧美国家,就很有可能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全世界的时候,问题就绝不会那么简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把与之相关的、大量的科技型上游产业留在了自己的国家。这就会使某个发达国家国民总产值中,科技性劳动的贡献率很大,而居于其下游产业的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物质性生产劳动的贡献率却很大。在一国或全球的经营生产链条上,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互相依存,谁都离不开谁,无所谓谁重要谁不重要。但是,在利益分配上却出现了上游产业畸多,下游产业畸寡的状况。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文化的也有军事的,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要过于书生气。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历史形成的不公平起点,再依仗资本、技术与军事的强势力量,通过经济全球化大搞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分工,把自己固定在上游产业,而将发展中国家永远固定在受自己控制的下游产业,以此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尽管如此,发达国家都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最大风险是本国产业的空洞化,即把劳动相对密集的第一、第二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把知识密集型产业留在了自己国家。如果说物质生产和基础服务性劳动无关紧要,发达国家还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呢?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而要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价值,离开劳动者的活劳动是不可想象的。
  
  二、市场供求对价值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调工会干部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必须找准自己应有的立足点,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资本以及非物质性生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我们承认:
  投资决策是一-种复杂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前提。错误的投资决策,使后续劳动不仅不产生任何效益,反而越干亏损越严重,直至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回家。
  经营管理也是一种复杂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指挥中心,一个秩序混乱、浪费惊人、废品如山、劳动关系与人际关系十分紧张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终将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科技创新更是一种复杂劳动,它是价值创造的先导,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必须先行的道理是无庸赘述的。
  工人的物质性生产劳动和基础性服务是使用价值最直接的实现者,而使用价值是一切价值的载体和物质内容,没有使用价值,一切价值将不复存在,因此,从事物质性生产劳动和基础性服务的广大工人是价值创造的主体。
  由此可见,在价值创造这一系统工程中,无论是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科技工作者还是广大工人,都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互相不能替代的贡献,缺了谁都不行。因而,他们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重要的。实物资本包括其它实物形态的要素共同参与了价值创造,没有这些要素的参与,价值创造是无法进行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创造价值和参与价值创造完全不是一码事。能够创造价值的只能是人类的活劳动,参与价值创造的各种物质性要素,只能在被活劳动运用的过程中才能对新价值的产生发挥作用。当然,在市场经济中,等量的劳动并不一定能获得等量的报酬,利益分配与市场供求密切相关。
  既然投资决策、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物质生产和基层服务,在价值创造中缺一不可,为什么不是劳动雇佣和支配资本,而是资本雇佣和支配劳动?为什么在现存的利益格局中,分配的杠杆总向着前三者大幅度倾斜,而不是向后者大幅度倾斜?为什么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科技工作者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节节高升,而普通工人总有经济与社会地位双失落的感觉呢?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市场经济中那支看不见的供求关系的手,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说,虽然价值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但是,价值的实现却是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完成的,而表现价值的价格又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要素价格的高低,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各要素所有者在劳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举例来说,在一个假定的市场中,存在着无数个腰缠万贯的投资者,而只存在着一个劳动者,这就出现了劳动力要素严重稀缺,资本要素严重过剩的局面,而资本不能与劳动相结合,别说增值盈利,连保值的风险都极大。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垄断性的劳动力独卖市场,劳动者是价格的制定者,资本所有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在此时此刻的市场中,不再是资本所有者挑选劳动者,而是劳动者挑选资本所有者。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劳动者面前,投资者只能竞相降低要价,拒不降价者将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毫无疑问,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也会悉数归劳动者所有。这就出现了劳动雇佣资本、分配向劳动大幅度倾斜的情形。反过来,如果在这一假定市场中,存在着无数个劳动者,而只存在着一个投资者,亦即垄断性的资本独买市场,情况就会完完全全地颠倒过来,资本所有者成了价格的制定者,劳动者则成了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就会出现资本雇佣劳动,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大幅度倾斜的局面。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所呈现的正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局面。因而,资本雇佣劳动,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大幅度倾斜,就成了今天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理论上来说,在相同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高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或自乘。但是,对不同性质的劳动进行价值换算,在实际操作上却极为困难。迄今为止,谁也没有给出一个异质劳动量的换算公式。谁也无法计算出一个从事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劳动一小时,到底等于一个清洁工劳动多少小时。异质劳动的交换价格还是由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在起作用。企业愿意花几百万元的年薪雇用一个优秀的经营者或从事新项目开发的工程师,而一个清洁工干几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为什么?优秀的经营者或工程师相当稀缺,而清洁工人人都可以干。由于现在熟练的模具工和钳工日渐稀缺,一些企业愿意用高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工资去聘请一位只读过中学的“经典蓝领工人”,这仍然是供求关系在从中“作祟”。
  对于同质劳动来说,市场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到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大为扭曲变形。举例来说:某人面临渴死的危险,现有人欲向其出售矿泉水,第一瓶要价为一千元,口渴者毫不犹豫地照价购买。当喝到第十瓶的时候,他每瓶只愿意付一百元;当喝到第二十瓶时,他每瓶只愿意付十元;当喝到第三十瓶时,他每瓶只愿意付给一元;超过第三十瓶白送他也不要了。由此不难看出,无论矿泉水每瓶单价为一千元还是为一元钱,其中所凝聚的劳动最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出售第一瓶的所得,和出售第二十瓶的所得,却相差千倍。为什么?还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上述现象虽然就是西方统济学中所说的边际效用递减率,但是,这种效用递减现象仍然可用供求关系加以说明:相对口渴者来说,第一瓶矿泉水最为稀缺,故价格也最为昂贵,随着供给的不断增加,需求则不断减少,造成矿泉水的价格一路下滑,当最后形成供过于求,无人购买的时候,矿泉水便一分不值,其价值为零。
  物以稀为贵,这是市场经济中的通行法则。而资本——无论实物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总是稀缺的,如果资本是种俯拾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那就无所谓资源配置,无所谓成本核算,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和形形色色的经济学了。市场供求关系这支看不见的手,就是根据所持要素是稀缺还是过剩的程度,来决定其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剩余索取权的有无和大小。投资者、经营者和科技工作者都是自身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另外,投资者还是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就总体情况而言,广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是自身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相比,显然是前者稀缺而后者过剩,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劳动力要素供大于求的状况将越来越严重。在这种供求状况笼罩下的劳动关系中,资本所有者将明显处于有力有利的地位,而劳动者则很容易处于软弱屈从的地位
  市场供求这支看不见的手,可以不自觉地创造效率,但不会自觉地创造公平。如果任凭这支盲目的手来调整劳动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这必然会加剧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加速贫富的两极分化,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剧烈冲突,安定团结的大局遭到破坏。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市场供求关系高度重视自不待说,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源头〉中,对市场供求关系在价值实现与价格决定中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视。亚当·斯密指出,不同性质的劳动所创造的不同产品在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③李嘉图说:“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④马克思正是因为考虑到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由于供求关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劳动的价值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一部分人可能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因而,在他设想的社会主义中才不能允许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存在。对我们今天的工会工作者来说,在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进行认识、创新的时候,更应注重研究思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实现,要素价格的确定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用看得见的手去整合看不见的手
  既然我们知道市场供求关系这支看不见的手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能不自觉地创造效率,却不能自觉地创造公平,而且还有制造两极分化的“天性”,那么,我们就必须用看得见的手、理性的手去制约它、去整合它,创造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有经济增长,又有社会的公开与正义、进步与发展;既能使投资者获得满意利润,又能使劳动者获得满意工资的发展模式。工会就是这样一支看得见的手,政府更是一支看得见的巨手。劳动价值的确定,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倍受供求关系制约,但也取决于劳动关系双方的力最对比。“工会对宏观经济影响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打破了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垄断的局面,把被资本权力扭曲了的市场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扭曲了过来,从而在事实上有利于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即使对于一个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而言,强有力的工会的存在,会有助于工资和就业水平的提高。”⑤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劳动关系研究专家丹尼尔·奎因·米尔斯在其《劳工关系》一书中指出:“当本世纪(指20世纪——笔者注)中期工会最强大的时候,工资收入的差别显著降低;教育程度低的接近教育程度高的,熟练程度低的接近熟练程度高的,差的地区接近好的地区,妇女接近男性,少数民族接近多数民族,低技术的接近高技术的。而当70年代工会:衰退时,收入的不平等又增加了”。⑥就当前的中国国情而言,工会首先应从下述几个方面用自己看得见的手,并支持政府用那支看得见的手一道,去整合、调节市场供求那支看不见的手。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资本把全球变成了任其驰骋的特大市场,它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出一个对已有利的国际供求关系,它们把资本投向劳动力因过剩而其价格暴跌的地方,把产成品销售到需求旺盛而价格不断走高的地方,从而谋取超额利润。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市场也融入到了国际市场之中,于是,国际供求关系国内化,国内供求关系国际化。资本在全世界的流动比工人在全世界的流动要轻松快捷得多,这就极易使工会和工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我国申请加入WT0的时候,一些两方国家用国际劳工标准向我国施压,其目的无外乎是通过提高我国的人工成本来提高我国产品的售价,最终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非关税壁垒。今天,中国工会也应当学习、借鉴国外工会的做法,大力协助政府,敦促外商不折不扣地执行国际劳工标准,“消除就业歧视”,坚持中外员工同工同酬的原则,决不允许出现外方人员薪酬高于中方人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不公平状况。中国工会还要同外国工会通过合作来维护本国工人的合理、合法的权益。防止外商以撤资或关厂来威胁政府和工人,以实现其阻止中国工人的劳动标准随着公司利润增长而合理增长的目的。“为了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许多国家的工会正寻求立法来规范跨国公司的活动。”“工会想通过国际合作,在公司运作的各个国家中提高工人的就业标准,而使公司不能通过到低工资国家进行新的投资来转移生产。”“跨国公司将‘无处可逃’。不管它们跑到哪里,都有一个工会在等着它们,并且还有其他的工会支持这个工会。”⑦,我们也应当看到,各国工会要进行成功的合作,还存在许多的障碍:1、不同国家的工会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追求目标;2、不同的法律壁垒妨碍了各国工会的协调行动;3、不同国家的雇员为保护就业,相互之间又生了诸多利益冲突。
  中国工会要想在市场供求的调节上发挥重要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目前我国还处于二元经济的现实,就不能不注意到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工业部们的“无限供给”的问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早在1954年以《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为题撰写论文,论证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造成对城市工业部们“无限供给”的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外的劳动力主体,他们被人民公社以及由户籍制度等组成的就业体制壁垒限制在农业中,而无法向收入、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人民公社制度早已废除,户籍壁垒的城门已向农村敞开,由于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如果需求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那么,假定所有社会劳动者都是同质的,所有企业就只会雇用来自农村的劳动力。”⑧近些年的实际情况表明,只要城乡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会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农村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风险,更会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工狂潮”。如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均衡有序的,那么,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是有利的;如果是盲目无序的,将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数倍于城市人口,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让农村劳动力在极短的时间内盲目地无限供给,势必造成城市工人劳动力迅速地“无限过剩”,从而导致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和劳动力价格暴跌的灾难性后果。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情况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在不同的地区。
  工会面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无限供给,应采取何种对策呢?西方工会那种通过限制移民来减少劳动力供给的办法,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套用,因为农民毕竟不是移民。工会不能选择对农村劳动力搞户口壁垒、就业歧视的政策,来保证城市工人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国家对农民也有一个“还债”问题,因为,为了保持城市人口的充分就业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农民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国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剥夺农民”来实现城市工业积累的。但是,历史的欠账只能一笔一笔地还,孰先孰后,必须权衡利弊,分清轻重缓急。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相比,工人失业所产生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要严重得多,失业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因无任何收入来源而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农民还可以依靠土地和家庭手工业生产自救。工会应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时候,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劳动力供求调节政策,譬如: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资本和技术投入,通过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来应对入世以后的挑战;加快中、小城镇建设,以吸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而不使其大规模涌向大城市,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工”的恶性竞争,以致损害了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
  第三、近年来,工会通过推行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来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为使:集体合同制度能够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工会仍然要大力促进相关法规的健全与完善。但是,仅仅运用法律武器还很不够,还必须熟练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劳动经济学非常重视研究劳资双方在如何通过影响供求关系,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尔·D霍夫曼指出:“工资不都是由非人为的市场供给与需求力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工会和管理部门间集体谈判的极其人为的力量”。“集体谈判过程的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经济理论予以阐明的。必须牢记的一点是,那些作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曲线基础的因素,即使在集体谈判存在时也仍然在起作用。这些力量是分析工会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的基础。”“我们考察工会的目标和行为,同时分析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工会的劳动力市场效应。”⑨西方工会通过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来调整劳动关系,维护工人权益的通常做法是:1、工会组织工人帮助企业宣传推销产品,以扩大工会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实际占有率,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2、工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还可以单独或同资方联合起来,通过影响政府贸易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国外同类产品的过大冲击,以维持国内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3、工会可以通过采用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办法来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4、工会通常还会采取限制劳动供给的措施来间接地达到这一目标。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限制移民、最长工作时间立法(这两项需要政府配合)……。5、巧妙的对于劳动供给的限制,如工会通过集体合同明确规定工人的劳动数量。6、对于某些具有特殊职业性质(如医生、律师等)的行业而言,工会谋求通过立法实施特殊行业的开业许可证制度从而把诸如医疗、法律服务或其他业务限制在一些特别群体。这就减少了竞争性职业的劳动力供给,同时扩大了对上述群体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以有利于提高工资报酬。⑩
  当然,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工会当然不能照搬套西方的做法,但是,既然西方和中国都采用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说明两者之间具有共性的东西是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借鉴的。有鉴于此,中国工会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对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施加重要影响,并以此来更好地调整劳动关系,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对工人个人来说,也应当而且必须用创新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武装与解放自己的思想,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和业务技能,加大自身劳动力的知识投入,使其逐步提升为人力资本,使自己的劳动力要素转化为一种稀缺的资源。此外,还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充电,使自己身怀多种绝技,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以主动驾驭、调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有条件的工人还可以通过投资等活动,使自己成为“资产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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