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个日夜、67篇日记、10万余字。

　　从除夕到3月31日，在武汉的抗疫一线，上海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医生查琼芳写成了目前出版最完整的抗疫日记。

　　在《日记》之外，查琼芳还有什么没有表达的？这场非同寻常的经历，如今又给她带来了怎样的新触动？记者趁着查琼芳门诊日的午间片刻休息，与她展开了一场对话。

　　记者：是什么支撑着您开始动笔要写日记？

　　查琼芳：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把日记当作工作汇报在写。作为支援武汉的第一批上海医疗队员，也是国内较早抵汉的外地医生，不得不说我们面临很多困难。第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困难：病毒的传播途径是什么，无人知晓；我们也缺少实际治疗经验，这种对病毒本身的恐惧和工作的压力需要及时得到纾解；第二个困难是后勤保障，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装着换洗衣物、少量防护物资和医院的2个急救包，但这场仗要打多久、后续资源能否跟上，大家也挺担心；第三个就是院感问题，这支136人的队伍里但凡有一人出了问题，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从约第10天开始，我把写在正文中的时间、天气等信息写到了最开头，“工作汇报”渐渐成了“日记”。

　　记者：您在《日记》中似乎经常提到周新主任和郑军华队长，这两位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师长给了您怎样特别的触动？

　　查琼芳：我们在武汉工作期间，其实除了一个班次的小组战友们，和其他队员们没有太多相见的机会。但郑军华院长和周新主任频繁出现。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机场时郑院长就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可能在许多报道中，你们是英雄，但现在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冷静下来才能做好工作。”这盆“冷水”把许多人都浇清醒了，但他也说过很暖心的话，“防护物资不到位，我们的医疗队就不进病房。”

　　几乎每个班头，周主任都在做着统筹指导，原本大多由麻醉科医师承担的气管镜引导下插管工作，我也在他的带领下学会了。每一天不同却似乎又相同的工作中，也正是有身边这些如今想起来的确可以被称为“英雄”的师长，才支撑我们做得更好。

　　记者：除了他们，另一个您经常观察的群体是“90后”。

　　查琼芳：就以仁济医院为例，我们前后共派出172名医护人员，有60名都是“90后”。我给他们的评价就是“有担当、敢拼搏、善于学习”。和我同在第一批医疗队的仁济南院男护士傅佳顺是1992年出生的小伙子，也是南院急诊团支部书记。到达武汉的第一天，他就“中暑式”地全副武装上了9小时班，没有一句怨言。

　　2月18日，在武汉的我们收到了黄浦区一名小朋友用压岁钱请父母一同购置的8套防护服和游泳眼镜，他还写了一封信，说队员们“一个都不能少”。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救死扶伤的满足感都是物质无法替代的。

　　记者：如今回到日常工作中，您的“作家”身份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新变化？

　　查琼芳：这一次疫情，其实并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变成黑白色，哪怕在武汉，在最严峻的时刻，也都有温情和爱。或许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人会只选择自己想看见的内容。但医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司机、快递员……正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一点一滴拼出了中国阻击新冠疫情的路线图。

　　有天早上门诊时，有患者认出了我，把我当作“背景板”自拍了一张照片。如果有患者也曾看过《日记》，我很感谢，也希望自己能真正为他们带来一些来自武汉最真实的故事。不过，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或许这本《日记》在我的生活中激起了一些涟漪，但我也会很快再次回归普通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