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变人事关系，而且在原有单位科研经费上做‘加法’，双聘制为我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科研起点。”31岁的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研究员刘丹倩，话语中透着一股兴奋和干劲。

　　日前，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上海脑中心”）从沪上15家单位近200名候选人中双聘了“求索杰出青年”计划研究组长16名、青年研究员6名、博士后18名。

　　不同学科携手碰撞创新火花

　　刘丹倩今年4月入职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担任课题组长。5月，正逢上海脑中心发布“求索杰出青年”计划，刘丹倩跃跃欲试投了简历。近年来，她一直在研究大脑在睡眠和清醒的不同状态下的工作机制。

　　“如果上海脑中心将来有机会承接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的项目，我非常愿意参与其中。双聘后，科研经费是做增量，对我这样一个新的课题组长来说，不用到处去申请经费，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项目。”已被聘为“求索”计划研究组长的刘丹倩说，希望这个平台能提供更多机会，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多交流，志同道合者有机会携手研究一些重大的科学问题。

　　如果说这些青年学者有什么共同期待，他们在采访中不约而同说了这句话：希望这个平台，能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有机会坐在一起。

　　30岁的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顾运，此次被聘为“求索”计划青年研究员。他一直研究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在医学影像和手术导航中的应用，也关注着类脑计算。“人脑学习可以做到举一反三，我一直在思考，能否把这种‘举一反三’推广到人工智能上？”顾运说，如果能多进行跨学科的沟通交流，就有机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否则容易局限于自己狭小的专业范围。

　　“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坐在一起，不仅可以研究学科交叉问题，还可以开发产业价值，这样研究更有针对性。”30岁的吕良剑是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博士，今年刚留校工作。他博士期间做的课题与脑科学相关，是基于芯片的脑神经信号记录。这次被聘为“求索”计划青年研究员，他想进一步完善这个系统。“‘求索’计划每年给予青年研究员一笔研究经费和生活津贴，使得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做研究。”

　　年底将开展第二批评审

　　多年来，上海在脑科学相关领域形成了各具优势的研究团队。作为“试水”的上海首个新型研发机构，上海脑中心于2018年成立，目标是成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镇”。此次广发“英雄帖”前，上海脑中心刚刚完成了管理架构调整，由上海市级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蒲慕明院士和张江实验室主任李儒新院士担任中心主任。

　　在4月24日上海脑中心举行的一次协调会上，蒲慕明院士透露将以双聘模式进行人才培育，通过合作产生的知识产权，由成果完成人原单位和脑中心共享。不到一个月，“求索杰出青年”计划就出炉了，“增量支持”是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上海脑中心拟对“求索”研究组长、青年研究员、博士后，分别增量资助科研经费100万元/年/人，50万元/年/人、津贴10万元/年/人，津贴10万元/年/人，资助期3年。2020年底将开展第二批“求索杰出青年”计划评审。

　　蒲慕明院士介绍，上海脑中心将瞄准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急需，聚焦“脑疾病”“基础脑科学”“类脑智能”进行重点部署。将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优势，通过“求索”计划来进一步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

　　让双聘制有利三方

　　不改变原人事关系的双聘背后，有何创新和意义？

　　双聘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新鲜。之前，一些科研人员在国内高校和附属企业里被双聘，但没有实现跨单位。中国科学院在之前进行的机构分类改革中，也出现过双聘，但主要是面向“研究员”，也并非有比较固定的科研经费支持。“求索”计划则从研究员拓展到了青年研究员和博士后，范围更广，经费支持也更实。

　　“国外一些实验室和研究所有科研人员双聘机制，但一般没有增量支持机制。”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雪莹博士说。如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分为固定人员与流动人员两类，其比例接近1∶1。固定人员属于芝加哥大学的雇员，其管理和薪酬均按照大学体系执行。流动人员主要为客座科学家、博士后、研究生等，实验室与他们采取聘用合同制方式。

　　据介绍，国内近年来的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如位于浙江杭州的之江实验室等，已开展了人才双聘、增量支持的探索。大学教授在之江实验室工作，保留学校的事业编制保障同时，可从实验室获取市场机制的科研报酬和成果转化奖励，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在王雪莹看来，上海脑中心的双聘制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人才机制的一次重要探索，有助于面向国家战略要求，发挥上海人才基础优势，加快整合智力资源，形成前沿研发能力。同时，双聘制也是解决新型研发机构人员身份和保障问题，特别是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稳定科研环境和支持的一条可行途径。

　　如何让双聘制成为有利三方的机制？王雪莹认为，核心是要充分发挥体制机制创新对于人才价值的增值效应。“首先，以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为驱动，以人才团队共建共用为纽带，探索脑中心总承、各方合作机构深度参与的重大科研项目组织机制。其次，充分发挥脑中心高层次平台作用，开展更广泛的协同创新、更顺畅的成果转化、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