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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运动态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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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职工大会】英国是世界上工人运动最早的国家。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传统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深远影响,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许。早在1868年就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以及1900年由其缔造的英国工党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叱咤风云,为全球所瞩目。但从80年代开始,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一时难以雄起。二次大战后,工党上台执政,英国职工大会和工党政府共建战后经济,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英国工会曾显示了强大的力量,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震撼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如1974年煤矿工人的全国性大罢工,导致了保守党政府的下台。但1979年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用铁腕打击工会,接连通过了8个反工会的法律,包括工会领导未经会员投票和授权,不得号召罢工;各工会的全国性执委和主要领导人满5年必须改选;政府设立工会事务专员,监督工会领导人的工作,还要检查工会的财务情况等,使英国工会在80年代遭受了历史性的重创,工人运动进入低潮。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执政,工会虽未参加政府,但和工党合作良好。如1999年,英国通过了对工人和工会有利的《最低工资法》和《雇佣关系法》,工会会员数也止住了连续20多年的滑坡并小有回升,工会弹冠相庆。但布莱尔为了长期执政,想要改变工党仅仅代表工会的传统形象,把工党塑造成一个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一个代表未来的政党,于是逐步拉开和工党的距离,引起了工会的不满。除了和政府的矛盾之外,工会和资方的矛盾也从未缓和过,工人和老板怒目相向司空见惯。根据现行法律,20人以下的企业工会得不到资方的认可,因而没有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权。与此同时,劳务工、非全时工的人数不断增加,工会很难把这些工人吸收进来。此外,不少会员抱怨工会没有力量,批评工会维护会员的权益力度不大。英国职工大会现有69个产业工会和8个地区工会。由于保守党政府的高压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的转移,蓝领会员的丧失等原因,英国职工大会从1979年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会员由1979年的1 300万下降到目前的700万。工会组建率由1979年的64%下降到53%,即47%的企业没有工会。全国平均会员率为30%,其中20至29岁的青年职工入会率仅19%。全国会员平均年龄55岁,但白领会员超过50%。英国职工大会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大力发展会员,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工资福利待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热心为会员帮困解难,加强工会的自身建设。工会的目标是通过这些工作,贴近职工群众,改进服务方式,尽力代表会员,从而改变工会形象,使工会重新获得活力。英国西北地区包括利物浦、曼彻斯特等5个工业发达郡区,共有人口700万,就业人口250万,工会会员100万,是英国第三大会员集中地区,会员率高出全国平均数10个百分点。和其他几个地区一样,英国职工大会西北地区分会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书记(第一把手)由职工大会总部委派,主席、副主席、司库和行政助理等四名负责人以及21名执委、130名委员由该地区50个产业工会选举产生,50个产业工会共有专职干部150人。

  (赵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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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区委书记、区长胡延照,区总工会主席叶小英会见意大利米兰总工会考察团(金今摄)
  【澳大利亚工会】昆士兰州是上海的友好州。昆士兰州工会理事会代表40个产业工会,共有35万名会员。1997年7月,该会格雷斯助理总书记(现任总书记)应邀访问了中国,与上海市总工会就两地工会建立友好关系、加强交流和合作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昆士兰州工会理事会也派团回访。通过交流和研究,对澳大利亚的工会运动有如下的了解:第一,工会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一百多年前的昆士兰州剪羊毛工人大罢工揭开了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序幕。一时间,其它行业的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进行了斗争,建立了工会。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陷入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岗位,众多工会组织被迫解散。有些雇主利用这一时机只同雇员一个个就工资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进行谈判,签订没有工会参与的个人合同。显然,工会反对这种做法。从1890年至1894年,工会组织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全国罢工。尽管大罢工最终没有成功,但却使工会和雇主认识到解决争议并非只有直接对抗这一条路。于是就有了联邦调解和仲裁法院。该法院作为第三方,帮助工会和雇主调解劳资纠纷,倘仍不能解决,则作出仲裁。工会与资方既讲斗争又有合作,尽量把劳动争议解决在调解和仲裁机构中。为了更有效的参与政治,并在议会中有自己的政治代表,1890年工会自己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成立了。为了便于协调各工会间的行动,1927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澳大利亚工会为争取工人经济、政治权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奋斗,并在职工就业、集体谈判、教育培训、劳动保护以及解决劳资争议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工会在长期的斗争中认识到:“团结,我们就能谈判;分裂,我们只能讨饭。”第二,工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1)良好的社会福利。澳大利亚工会把提高全体澳大利亚工人的生活水准视为己任,认为每个人——富人或穷人都应保证体面的工作和生活,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和老年护理、良好的社会福利、公共交通和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敌对政府(自由党执政时)对工会设下种种限制,工会仍为工人的福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譬如,在20世纪40年代,工会赢得每周40小时工作制。在60年代,工会争取到每年3周带薪休假制。80年代,在工会的努力下,澳洲实行了每周38小时工作制和覆盖所有澳大利亚工人的养老金制度。澳洲工人工资较高(约为上海工人的10倍,但平均工资的20%须纳税)。(2)高比例的行业补充养老保险。工会竭力动员职工参加行业补充养老保险,通过工会的努力,参加行业养老保险的人数逐年递增,现今几乎每个工人都得到了补充养老保险。随着职工工资的提高,职工补充养老金的比例也增至9%。然而,行业基金的不断增长是在前工党政府支持下(政府以减免税收作为鼓励)取得的。而今保守党政府对行业基金的增长表示不满,制定了歧视性的政策,试图使职工转而参加商业保险。对此,工会与之进行了斗争,并以产品多、成本低、回报率高等优势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3)发达的职业培训。昆士兰州建筑培训中心等技术培训学校由行业工会投资主办。(4)回升中的工会人会率。近10年来会员数总算增加了2.7万人,其中昆士兰州增加了1.5万人。现人会率为35%左右。(5)有成果的“源头维护”。工会积极参与政治,推选工党代表竞选议员,以便从根本上来保障工会的权利。昆士兰州共有89名议员,其中工党议员66名(其中16人原为工会领导),工党议员占绝大多数。第三,工会面临严峻的挑战。(1)工会与政府的斗争。1993年前,澳大利亚的劳资关系和工资谈判通过由工会和雇主代表参加的澳大利亚劳资关系委员会或州工业委员会来协调和决定。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种称为“企业谈判”的新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等直接由企业或工作场所的工会和雇主来谈判决定。然而在1996年,霍华德领导的保守政府为了削弱工会的力量,制定了澳大利亚工厂关系法和澳大利亚工厂协议。其主要内容:不要劳资关系委员会或工会的“干涉”,不要工会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而是要让雇主直接与雇员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谈判,签订协议。对此,工会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工会认为,单个工人不具备雇主那样的谈判技巧和力量,工人作为弱者会在谈判中失去许多利益。工会指出,所谓的工厂关系法和工厂协议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罢工中雇主就试图避开工会直接与雇员签个人合同。但历史证明,工会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仍将坚持集体谈判,为维护会员的权利而斗争。维多利亚州建筑、林业、矿产和能源工会经不懈努力为该州建筑工人争取到平均周薪1 000澳元、每周工时36小时的集体合同。(2)工会与错误观点的斗争。工会在保证每个工人得到应得的报酬、增加或保持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护工人健康和安全、防止歧视或骚扰、提供培训和法律服务、使工人享有带薪病、休假和婚、产假及受工伤后的赔偿、主持社会公道和促进平等的就业机会等诸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3)工会与工党的斗争。由于9.11事件的影响和严格的移民政策所起的作用,霍华德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对此,工党中的有些领导把失败归咎于工党受工会的影响太大而忽视了其他阶层特别是新经济领域人士的利益。但大多数工会领导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工党所有的政策都要反思,包括经济政策、移民政策和党内的代表分配等。有的工会领导认为这种指责是在按霍华德的调子起舞,为何不质问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是谁给了他们影响霍华德的权利。为此,新当选的工党领袖西蒙·克林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执委会上表示,工党和工会的关系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的,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同时又认为工党如要赢得大选需要得到更多社团的支持,需要制定有利于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张国峰)

    【德国劳资共决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德国作为西方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工会在长期的工运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工作模式,争取和扩大职工的参与权是德国工会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长期的斗争努力,德国工会争取实现了劳资共决制,并通过立法参与,使劳资共决制成为企业的基本制度。首先,德国企业的劳资共决制和作用。德国企业的劳资共决制历史悠久,范围较广,层次较高,因而影响较大,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劳资共决制主要分两个层次:企业委员会的共决和监事会的共决。工人通过企业委员会和监事会在企业作出决定时有发言权和参与决定权,工人的愿望要求得到表达,并且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一些不利于工人的决定也得到修改或抵制。(1)企业委员会的共决。企业委员会享有五项权利:知情权。雇主要及时全面地向企业委员会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按企业委员会的要求为其提供所需资料;监督权。对有关职工权益的法律、条例、集体合同和企业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咨询和建议权。对企业中有关基本建设、更新技术设备、人事规划等问题有咨询和建议权;参与决定权。对职工的雇用和解雇、工时、工作、休假、住房分配、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等有关问题有参与决定权。凡有关职工的雇用、调动、解雇的原则须得到企业委员会同意,否则无效。如不能一致,由企业调解处裁决(调剂处由劳资等额代表和一名中主席组成);签订企业协议权。企业委员会可就有关企业劳动条件、社会福利等问题与本企业雇主进行谈判,签订企业协议,以补充产业工会与雇主协会签订的集体合同。企业委员会的五项义务:在企业内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监督企业是否遵纪守法,是否遵守劳资合同、集体协议和其他有关规定;参与决定日常工作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包括休息时间、加班工作时间的安排;对岗位设置过程中职工劳动保护方面施加影响,并监督事故预防工作;向职工发布信息,组织召开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企业委员会同雇主每月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企业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作工作汇报,雇主受到邀请,并有发言权。企业委员会会议在工作日进行,经费由雇主负担并提供办公室、办公设备等。(2)监事会的共决。德国企业监事会制度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职工参与经营管理重大问题决定的一种在较高层次上的共决形式。监事会享有很大权利:批准企业的经营政策,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任免经理会成员;审查企业的财务和赢利情况;批准投资计划和接受贷款;批准企业的年终报告;批准分厂和新厂的建立和撤消;批准实施企业协议以外的社会福利措施。监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上述职权范围内事项。其次,德国企业劳资共决所面临的挑战。德国的劳资共决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社会不断进步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德国的劳资共决制也不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劳资共决难度增大。失业问题被视为当前欧洲最大的社会问题,东西德统一10多年来,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在对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过程中,劳动力明显供大于求,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并且形成明显的地区差异。现在全德有失业人口450万,原西德地区失业率约8%左右,而原东德地区失业率竟高达约18%左右,达到了二战后的顶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会力量的增强和职工参与力度的加大。(2)科学技术进步使得职工参与信息不对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推广应用,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多地依赖于现代管理手段,人的作用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和限制,企业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资方与劳方信息不对称的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在信息的掌握上处于劣势,给劳资共决增加了新的难度。(3)德国的劳资共决有它深刻的局限性,企业委员会的参与,只是在社会福利和人事方面,即使层次较高的监事会共决,虽可参与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但实际上最后决定权仍在资方。特别是1952年企业法规定的2 000人以下500人以上职工的企业,监事会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职工代表,而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的资方代表的监事会主席有第二票表决权,以及职工代表中的高级职员往往代表雇主利益,因此这种共决根本不是对等。同时雇主也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施加影响,力图使企业委员会和监事会为它的利益服务。(4)虽然绝大部分企业已按照法律实施了共决制,但是从实施的情况来看,在大企业一般搞得较好,这些大企业大部分是政府参股包括联邦政府参股、州政府参股、地方(市)政府参股等,而一些中小企业的雇主则采取措施使共决在实施中流于形式,或者控制在自己手中,一些雇主甚至削减企业职工人数以逃避实施共决法,德国的纯私人企业不设监事会,所以在这些企业的职工根本就谈不上共决。

  (施雅南)

    【美国劳联-产联】劳联-产联成立于1955年,下属66个产业工会,拥有会员数1 300万,入会率约为13%。劳联-产联要求保障社会公正和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发展公共教育事业,通过制订国际贸易政策来阻止跨国公司降低美国和其它国家职工的工资标准。由于钢铁、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萎缩,美国工会的会员数不断下降,致使其在国会的影响力下降。近年来,在约翰·斯威尼的领导下,劳联-产联每年耗资2千万美元用于重振工会的影响力,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会的组建上,并在服务等行业发展了不少新会员。如今,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工会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中主要是争取工作保障而非增加工资。事实上,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较前有所下降,且贫富差距拉大。美国工会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和对环保的牺牲,希冀将国际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劳联-产联对中国工会采取不接触政策,认为中国工会不是独立的工会。他们一直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反对经济全球化,认为雇主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会力求降低成本,因而对工会更加仇视;他们还竭力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跨国公司将企业和资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夺走了发达国家工人的饭碗。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上升,美国工会中要求开展交流、发展关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劳联-产联下属的一些工会认为国际工运不能不公正地把中国工会排除在外,各国工会应加强交往。于是,这些工会不时派团前来与中方进行接触。在这种背景下,劳联-产联副主席、美国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安迪·斯特恩顶着压力,抱着到实地去看一看的目的应邀率团访问了中国。斯特恩在51个劳联-产联副主席中名列前茅,被美国媒体称为“进步、务实的劳工领导人”。斯特恩所领导的美国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共有会员150万。1996年他当选主席以来,该会新增加了53万会员,一跃成了美国最大的工会。此次同来的布思所在的美国州、县、市雇员工会联合会为美国第二大工会,有120万会员。

 (张国峰)

    【仪电工会与电机联合大阪地协举办新世纪工会运动研讨会】应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市仪表电子工会的邀请,日本电机联合大阪地方协议会友好访华团一行5人,在团长中世古幸治议长的率领下,于8月27日至9月3日,对上海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市总工会副主席张兴淮、市仪表电子工会主席蒉鸿强会见接待了代表团一行。日本电机联合大阪地方协议会友好访华团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既是参加上海市总工会举行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纪念活动”,也是上海市仪表电子工会与日本电机联合大阪地方协议会双方友好工会的定期互访活动。日本电机联合大阪地方协议会友好访华团拜会了上海市仪表电子工会,互相介绍了工会近期工作情况,并参观考察了中日合资的上海京瓷电子有限公司和上海长丰智能卡有限公司。8月29日下午,在锦江小礼堂锦竹厅召开了以“机遇挑战使命”为主题的中日仪电工会运动研讨会。蒉鸿强主席和中世古幸治议长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表讲演。蒉鸿强主席在讲演中简要回顾了中日两会友好交往活动史后,分析了新世纪仪电工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点阐述了新世纪仪电工会所肩负的使命。从维护职工劳动权、强化职工监督权、落实职工保障权、实现职工教育权、坚持双赢原则、坚持依法治会等方面提出了新时期工会的任务。中世古幸治议长从创新工作方式、创新生活、创新产业企业和结构、创新社会等侧面,作了“创建适应时代,拥有丰富创造精神的新的21世纪”的演讲。会上还就劳动报酬、工资标准、工资协商、劳资关系、双赢方针的认识及教育培训等问题作了提问和讨论。

  (王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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