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以往的中国经验，从不知有合同与合约这回事，那时第一个档案袋，总是比你先行地投入一只铁饭碗，打从21岁到44岁的23年间，我先后在三个铁饭碗中生活，甚至在往后居住美国的若干年间，都未能与资本家们签订过任何一种卖身契。我对合约是陌生的。今年4月30日，我与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却签下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合约。合约为何迟迟而来？当中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这二者谋合，就不必去刻意寻求，你必须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说到偶然也真有点玄；年初的一天，忽然与新朋友钟雨先生同坐一个饭桌，此外还有老朋友李海林等人，当我得知钟先生曾经在某所大学干过，我便与他谈到，这所大学所属学院的一位从未谋面的雕塑家，表达了我对这位雕塑家的佩服与倾心，这才方知钟、李与这位雕塑家同属一个新兴机构的筹备小组，他们聚散不一的，正为上海文化教育事业一个大的举措工作了经年累月。由于贪杯，不久我们又有了第二次饭局，直到席散之际，我还没有意识到本人与这个文化大举措有任何牵连；上车的一刻，这个“筹备核心”丢给了我一句话：“三月份也许能找你谈一件事，相信那时应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谈论框架”。他们欲与我商洽的，正是4月12日甫告成立的，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事。

　　下面说其必然性，我是一个“上海土著”，仍是偶然性与十分牵强的必然性作怪，使我身怀美国护照；当我去国11年后首次身归故土的那一年（魂，从未离开故土），那个早晨，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马路上，边咬着葱油饼边在街角站定，各种型号的上海新市民从我身旁掠过，手肘会被人猛地一撞——这在美国是没有的，不过上海倒也不见外，吾土吾民，我自豪能立即融入上海的人流之中，他们也只当我是一名在街头待工的外省人而已。

　　跨出校门的翌年便是“文革”，之后是阴晴未定的上世纪70年代与逐见清明的80年代，1988年我便去了美国，当我整顿行装，将紧绷在内框之上的油画一幅幅地卸下时，其裂帛之声犹在耳边，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与文化诀别，若干年过去了，方才得知，文化是诀别不了的。也许是距离产生了美感，我们那一代人的勤勉、纯真是绝无仅有，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在哪里？但愿我的所指，更多是精神层面，而不是有意的矫情；孜孜以求的这一代人又所存几何？这一代人是否还有值得传承的价值？哪怕是从环保的意义上讲。现今上海的有识之士透出了强烈的回望意识，他们放送了善意；他们求贤若渴，而我辈并非贤达之士；我只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架上绘画的作者；而且是“过了气”的作者，他们的诚意感动了我；于是便有了当我处于退休之年，迟迟而来的，我与祖国的第一份合约，这份合约的编号据说是建院后的第001号。

　　SIVA的学生也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