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满天飞”，电话无处不在，中国百姓手写的家书随之变成了需要抢救的“中华文化遗产”。4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5家单位在北京宣布，联合发起“抢救中国民间家书项目”。
　　
　　
　　记者来到北京西三环外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走进“家书征集组委会”办公室，迎面书柜里整齐地排放了十多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里面装的是两个来月的家书征集成果；桌上的两部征集热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记者得知：“我们已收到海内外华人家书近6000封，另外还得到家书线索1万多封。”
　　
　　经允许，记者轻轻打开一个个经过整理的文件夹，里面有明代书法家王铎的手札、孙中山先生的亲笔书信、北洋时期要员曾毓隽的家书、著名学者季羡林的手札、经济学家陈翰笙的家书。更多的家书出自普通老百姓之手，里面记载着写信人丰富的情感世界，记录了当时的市井民情，更写下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一个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今年底，这些家书中的100封将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剩下的将全部成为拟建的中国家书博物馆的藏品。
　　
　　“父亲强忍悲痛，写下了这封家书！”
　　
　　这是一封写于1978年6月2日的信，被精心保存到现在。写信人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上海解放日报原社长、总编辑恽逸群同志。听到家书征集的消息，恽逸群同志的儿子恽君惕和女儿恽辉送来了原信的复印件。这封信对于他们珍贵无比，至今不愿轻易送出原件。在信后附的“说明”中，他们回忆道：“父亲强忍悲痛，写下了这封家书。”
　　
　　翻阅这封写在普通横格纸上的信，记者仿佛看到一位独自踯躅在北京街头的73岁老人的孤独身影，尽管他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献身于革命斗争和党的新闻事业，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并身陷囹圄达10年之久；“文革”中他又饱受折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给他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带来了希望，于是他在那一年的夏天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冤案和恢复党籍。当他还在四处奔走的时候，传来了夫人刘寒枫在昆明女儿处病逝的噩耗。他的儿女说，“当时父亲上访尚无结果。母亲的去世对他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母亲一起共度余年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此刻，子女都不在身边。”
　　
　　在信中，恽逸群用寥寥数语描述了自己“对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的悲痛心情。他写道：“我异常难过。”“我已一年完全不抽纸烟，接到26日的信后已抽了两包烟。这几天我精神差些，没有出去找人。”“我要一张放大的照片。”他在信中深情地悼念相伴一生的夫人：“我们从结婚到她逝世，计五十四年又十九天，颠沛流离的生活超过四十年。只解放后几年她才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可是她却病在床上。这就是她一生的经历。她对我们的遭遇是思想不通的，但从没有因胸怀牢骚而消极过。这就是她的平凡的一生，也就是值得我们长期怀念的一生！”
　　
　　恽逸群信中还对儿女们说：“1966年我曾对你们讲，妈妈过世后把骨灰保留好，等我死后，把我们的骨灰一同丢在长江里。后来我的想法有不同。我认为火葬固然比棺木殓葬要节约不少物力人力，也少占不少地方，但仍要消耗不少燃料，对环境卫生也并不好。我又想到，过去医学院教学人体解剖时，很难找到解剖的对象，……如果我死后把尸体交给医学机关解剖，于己毫无损害，而对人民卫生事业则有很大的好处。一个人要对人民有贡献，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把身体（已死）交人解剖，则毫不费力。”很难想象，写这段话的人为共产党打天下时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日本鬼子的牢，新中国成立不久却又进了牢房，而且这次坐牢的时间最长。可是在他自己的冤案还没被平反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对人民有贡献”！这封信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望大人总要与儿争气将（大烟）瘾戒断”
　　
　　项目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海鹰给记者展开一封宽125厘米、高25厘米，写在毛边纸上的信，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你看看这个刚20岁出头的小伙计的毛笔书法，字体工整娟秀，布局错落有致，装裱一下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
　　
　　这套家书共有25封，大多写在毛边纸上，也有少数写在套红的宣纸信笺上，全部用毛笔书写，从右至左竖排，没有标点符号。写信人叫卫景安，当时他在甘肃兰州一家商号当店员，其中大多数信都是他托乡邻捎递给山西老家父母亲的。从这些写于1930年至1931年的信中，可以看到当年从山西到甘肃一带兵荒马乱、土匪出没、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的社会景况。
　　
　　卫景安在信中常告诉家里托某人往家带了多少大洋。他挣点钱就往家捎，父亲却在家里抽大烟。因此他每每在信里写道：“咱村尽成了吃烟之人，村烂极矣，一言难尽。望大人总要与儿争气将瘾断决立志创业。”“大人烟瘾现不知还吃否？望可急戒。”“咱处连遭荒旱，今竟又遇此大兵灾，扰害万民，每日捐粮要草，富家尚可，穷者度日不及，还要支此大差。况咱家又欠债，大人且还有此烟瘾……大人见信早可收心，将瘾戒断，银钱当事顾举家性命。不然儿虽在外心在其家，昼夜思想无计可施，致儿坐卧不安，如疯一般思前想后。”
　　
　　尽管全家的生活重担几乎全落在自己身上，还得一次次写信苦口婆心劝父戒除烟瘾，卫景安在每封信中却必称自己为“不孝子”。每封信的开头，他总要先问“父母双亲老大人堂前万福金安”、“二位大人尊前福安”、“二位老大人钧前玉体精神诸事照常是儿万幸”、“家中诸务顺遂”，然后才是自己“敬禀者”、“叩禀”、“跪叩”、“敬启”、“丐呈专此”。每当收到父母来信，他都要“拭手而剖，登案诵读”。信中凡是自称的“儿”字，都写得很小。这样的文字距今不过七十多年，读起来却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儿子对父母亲如此恭恭敬敬的态度，时下早已少见。难怪负责接听征集热线电话的张小姐在一旁议论：“这个打工仔真有孝心！就这样的大烟鬼父亲，去他的吧！还给他寄大洋干吗？”
　　
　　“国难当头，应踊跃赴前线杀敌！”
　　
　　2004年11月，安徽蚌埠90高龄的张惠老人，向前来家中探望自己的一位老友捧出了一个小包裹，里面包的是老人的丈夫胡孟晋烈士的十几封书信和遗作手迹，包裹外面，老人写下了“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9个大字。从抗日战争初期离妻别子，到1947年英勇牺牲，胡孟晋烈士给妻子写来的一封封书信，都被张惠精心收存。为躲避敌人的搜查，张惠将它们常年藏在土墙缝里，又担心霉变鼠咬，还常常调换地方，年复一年，不知换了多少地方，部分书信已经残破。这一次，老人终于决定将它们郑重交付丈夫的战友。听到“家书征集”的消息，这位战友寄来了烈士部分家信复印件，因为“原件将保存于安庆市档案馆”。
　　
　　抗战爆发不久，正在家乡当学校校长的胡孟晋毅然上了前线。1939年底，他曾回家探望，临行前给妻子留下一封《辞别书》。他写道：“最亲爱的惠啊，我们又要别离了……亲爱的，谁不愿骨肉的团聚，谁不留念家庭的温暖，要知道国难当头，应踊跃赴前线杀敌。”“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依恋，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的抛弃你，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啊！”他还对妻子说：“家庭经济的困难，生活之痛苦，我是深知的。要革命成功，须经过困难艰苦的阶段。要知道整千整万的难民，千百万的劳苦大众，生活是多么的痛苦啊！”在信中，他嘱咐妻子：“多多阅读书报，好好教养二个孩子，切忌打骂。”
　　
　　直到1949年初，张惠才知道丈夫已为国捐躯。她立即北上，自行千里用一床棉被将烈士遗骸从山东运回安徽老家，当地政府立即协助重殓安葬，还立碑纪念。丈夫的英勇和妻子的忠贞，一直在家乡人民中广为传诵。
　　
　　湖北一个平常人家的170余万字家书自费编印成书
　　
　　一套三卷共五本、印刷体、总计170余万字的《慕兰家书》，静静地排列在征集办公室的书柜里，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套书没有书号，没有印数，也没有出版社的名称。这是湖北一个平常人家的四个女儿为她们的母亲谢慕兰70大寿准备的礼物。送书来的是她们中的大姐、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谢湘，随书还带来了几份家书原件。
　　
　　在电话中，谢湘告诉记者，30多年前，姐妹们陆续离家，去农村插队，去工厂做工，去外地上学，出国留学。劳燕分飞，却家书不断，她们的母亲精心保存了女儿们的每一封信。退休以后，她开始清理这些信件，按发信日期顺序整理。在考虑母亲70寿辰的礼物时，姐妹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母亲的珍藏。“把170万字的家书整理成书，不敢说绝无仅有，起码也是罕见之作。我们都为这个极妙的创意兴奋不已。”编书过程中，曾有过出30万字精选本的动议。但她们的母亲坚决不同意：“要出就出个全本，现在通讯发达了，书信越来越少了，越少的东西越珍贵，越有历史价值。”
　　
　　为了这套书的编辑和出版，两个女儿曾专程从美国飞回北京；一些朋友自愿“友情出场”，承担起装帧、排版、校对等工作；姐妹们搭上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1999年底母亲生日前夕，300套书自费出版，浅灰的封面底色，分别印上了母亲和姐妹们儿时的合影，以及不同信笺和笔迹书写的信函。赭红色的书名，则由父亲来题写。
　　
　　谢湘说：“家书抵万金。这套承载着父母之爱、儿女之情的家书，其价值远非用金钱可以计算、可以衡量的。”几年来，不断有亲戚朋友前来索要，甚至还有闻知消息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前来联系，希望能将这套书作为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赠送或出售给他们。
　　
　　“家书确实应该抢救了！”
　　
　　到6月上旬，全国各地均有家书捐赠至北京，从美、英、加和菲律宾等国寄出的华人家书也在陆续到达。这些家书不分年代和地域，也无论长短，都蕴含着浓浓的亲情，都有着真实、清新、自然的共同特点。一份份家书，讲述着一个个独具特色、别有韵味的故事，令人遐思。
　　
　　“家书确实应该抢救了！”说这话的是出生在上海崇明县、今年已65岁的郭炳权。早在2001年，他就开始了手中家书的“抢救”工作，将珍藏的242封家书装订成册，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4月24日，他给组委会来信，介绍了自己从1956年到1992年36年间和父亲之间通信的主要内容，还随信附上了当年7月本报对此进行整版报道的复印件。
　　
　　家住徐州的颜玲娣女士捐赠的40封信也珍藏了大半个世纪。她的父亲是一位铁路职工，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他辗转津浦铁路多个车站工作。在他给女儿的信中，人们可以读到一个亲历者对我国铁路运输发展一个侧面的详细描写。
　　
　　本文正要结束，记者收到了一个请柬：6月18日，首次家书展览将在北京琉璃厂宣武区文化馆开幕，这个为期8天的展览，将精选100件这次征集到的家书展出。其中有两个重点专题，一个是6封明清时期的家书，另一个是30封海峡两岸的家书。与此同时，获赠家书的整理分类还在继续紧张进行，更多的传统家书还在向征集办公室汇集，010－88231171或88616101两部征集热线电话仍在不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