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梅永红：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下午好。我今天的讲演主要是表达我自己这些年来思考的三个观点：第一，力量重于财富；第二，制度重于技术；第三，政策重于投入。

　　首先第一个观点，力量重于财富。大家都非常喜欢财富，更通俗地说，大家都非常喜欢有钱，有更大的房子、更高级的车。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德国的历史经济学家李斯特给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力量重于财富。你可以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有力量维护你的财富，需要有力量来使你的财富不断地增值。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拥有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财富，在工业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本就拥有财富。到了今天后工业社会或者说知识社会，我们说拥有更多的知识资产才意味着你拥有更多的财富，甚至更大的力量。

　　今天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格局当中，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但是这种流动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流动的过程中很多游戏规则在支配着。比如WTO，从关贸总协定到WTO有一个非常直接或者是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将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直接挂钩。也就是说无论这种贸易怎么发生，无论这种生产在哪儿发生，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遵守，就是要承诺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在这种格局下，这样一种规则带来了一个变化：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规模，而是获利能力；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所以我们由此延伸到今天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稀缺性，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具备的；第二，排他性，你有别人就不能有，或者说要有也必须取得我的许可；第三，可延展性，大家知道在物质生产的过程当中，遍及收益是递减的，但是这样一种核心竞争力是可以递增的。具备这种属性的只有知识资产。所以在全球化和知识社会里，知识资本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要素。

　　我们再来看看发达国家在知识资产方面的积累。这里有一些数据可以大致地反映：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95%的研究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6万个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和技术的许可费占到98%。再以美国为例，全世界科技移民总数的40%到了美国，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美科学总数的20%左右。硅谷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于印度和中国。1995年到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有39%是由移民创建的。硅谷新建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创建的。由此可见，现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在当今国际上的分配情况。

　　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中国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的5%左右，实际上我们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资源转换能力。今天上午万钢部长也讲道，全球已经有40%的手机、40%的微机、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我国已经成为第三大彩电生产大国和造船大国，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如此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获得相应的收益。以IT产业为例，我国企业生产的DVD机最终的利润1美元。2006年波导手机销量销售额67.4亿元，净利润仅为3058.5万元，每台手机的利润仅为2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全年共出口彩电4788万台，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4.6%，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技术受制于人。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它的收益应该体现在劳动者的收益上，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2.9%，日本和加拿大的3.1%，法国的2.8%，德国的2.1%，韩国的5.8%，中国台湾的11.2%，中国香港的12.2%，墨西哥的28.8%，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在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工作量的同时，他所获得的收益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到5%。从1983年到2005年劳动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中分配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为37%，这个数字比1983年还下降了19.5%。这个数字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中国劳动者的收益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得到相应的收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作为我们设计政策的一个基点，但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劳动力廉价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中国的富强必须建立在让亿万劳动力值钱，而富有尊严的基础之上。美国前国务卿有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你控制了所有的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今天我要说，如果你控制了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你就控制了未来。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制度重于技术。我是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工作，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思考。今天中国的科技事业的确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跃升期，我们的科技竞争力位列全球第28位，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全社会研发人员居世界第二位，部分领域已经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所有的这一切都认为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处于跃升期，但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许多的差距，我认为最大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

　　这里我想谈三个体制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经济体制。刚才陈先生谈到很多关于市场、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其实我要说的是来自于市场的需求，来自于企业的创新动力，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经济体制改革进展到今天，仍然不能说为我们的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竞争，我认为就存在着很多不够完善、不够充分的地方，长期以来中国在企业上一直设置了很多的壁垒，设置了很多的门槛，我们把企业可以分为国企和民企，军口企业和民口企，大企业和小企业，上海的企业和北京的企业等等，凡此等等企业标牌的背后就是反映了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比如说我们看到出租车就非常典型，北京的出租车主要是现代，武汉的出租车主要是富康，上海的企业当然是上海产的汽车了。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竞争哪里来创新，没有竞争何必创新呢？实际上陈清泰主任已经谈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要说的，要今天为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得到了完全的解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科技体制。过去我们按照前苏联的那种科技模式建立的这样一种科技体系，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整个过程进行了一种环节的划分，科技人员更多的是在传统经验当中发表论文，创造高水平的成果等等。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科技人员不愿意迈出传统，不愿意走向市场，不愿意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安排自己的研发活动。这个问题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应该说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再比如说产学研结合，无论我们构建一种什么样完善的创新主体，产学研结合都是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今天发达国家在政策安排上，一个最突出的指向就是促进产学研结合，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这种创新链条实际上不完备的，很多的创新主体无力于延伸自己的创新功能，比如说大学办企业。我们甚至一个做基础研究的院所，可以一口气办500多家公司。我们的企业主动地或者是战略性地安排与大学、研究院所的合作，这个主动性也是非常不够的。这里面同样需要一些制度的安排。再比如现在科研院所的制度如何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有4000多家科研院所，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缺的不是科研院所，而是缺具有现代科研管理制度，具有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在这一点上我们实际上同样需要制度的建构。

　　另外我们的科技评价制度是否符合科技自身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当中思考最多，也是极力去推动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管理体制，我们的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现在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达它，叫九龙治水。无论在国家的层次上还是地方层次上，很多的部门都来参与科技的资源分配，或者是科技管理，这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怎么样能够保证中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得到有效的利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政府管理科技发展上，到底是宏观管理为主，还是以微观管理为主，是直接管理为主，还是以间接管理为主，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思考。

　　第三，政策重于投入。我们现在一谈到实施中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谈到自主创新，很多人都联想到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投入，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并将要取得很大的突破。前面我已经讲过，我们在研发投入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五位了，中央财政现在每年都是以20%的幅度在增加科技投入，地方的科技投入实际上增长幅度已经更大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但是在我看来，尽管这些投入都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外延扩张或者说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比如说在经济政策上，我归纳一直有四大偏好：第一GDP偏好，第二投资偏好，第三外资偏好，第四外贸偏好。所有的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初都有合理性，但是这些政策毕竟都是关注短期目标。比如说传统的科技政策，我们同样有四大偏好：成果偏好、数量偏好、院所偏好、项目偏好。所有这些偏好实际上对于我们科技的持续、间接的发展都有负面性。

　　到了今天我们试图要改变这种政策。中长期规划制定完了以后，中央已经确定了60条配套政策，随后国务院牵头由有关部门制定99条细则，我们颁布的实施细则多达76条。在这里我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比如说研发投入的税收抵扣。这个政策是非常具有引导性，现在中央对企业研发抵扣的加计办法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浙江、上海、江苏、四川、安徽，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实行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再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在两税并轨以后，我们对企业的这种税收减免，只针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是在实现增值税税制改革以后，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改革转型。高新技术企业经认定以后可以减15%的税率，增收所得税，这种认定是由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三个体系来联合进行认定，跟过去认定一个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相比，这种指标体系完全不同，它强调的核心指标包括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技术人员占全部职工的比例，拥有专利数量，新产品的比重等等。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开发活动，即使你生产的产品再高级，你将不被认定为高技术企业。

　　比如说金融扶持。国家开发银行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软贷款，用于参股持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自主知识产权权利直压业务试点。我去年在中关村就看到了建行北京分行已经在中关村发放了18亿的直压贷款，这是非常好的政策安排。另外，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风险投资创新引导资金，还有中国的创业板已经呼之欲出，将为中小企业提供有利的支持。再比如政府采购政策，我们提出要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认证制度，建立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确定政府采购自主创新的产品目录，采购人特别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重大装备和产品的项目，有关部门应将承诺采购自主创新产品作为申报立项的条件。

　　比如说消化吸收。陈主任讲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我们引进技术而不再消化吸收，今天我们也同样要推出新的政策，重点工程项目中确需引进的重大装备，由项目业主联合制造，企业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案，作为工程项目审批和核准的重要内容，重大装备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案，由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认定，限制进口国内已具备研发能力的关键技术，禁止和限制进口高消耗、高污染和已淘汰的落后技术。

　　刚才一直在谈技术学习的过程。我们今天是在上海，在张江来召开这个浦江创新论坛会议。我这些年来对这个问题也做过很多的关注，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启动了大飞机计划，中国商飞总部就设在上海，我相信千万的上海人对这个都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是中国的世纪性工程。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在今天启动大飞机计划，早在1970年我们就启动了自己的大飞机计划，到了1980年9月26号，中国自己研制的110吨级的大飞机就已经飞上了天空。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可以引进，可以买进口飞机，可以在引进美国的麦道生产线在中国的上海组装麦道飞机，最后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研发路线。到了后来，到了1996年波音卖掉以后，当波音不在中国上海生产麦道飞机的时候，我们的中国的民用飞机制造水平一下子被打回到零点。所以，计划创新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见效的，它是对未来的投资，是寂寞的长袍。我希望中央在上海启动大飞机计划的时候，无论我们多困难，无论别人怎么引诱我们，打压我们，我们都要走到底。

　　技术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变革，它更是一件寂寞的长袍，急功近利与创新无缘，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可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