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枫林街道侨联会-----李启龄
时光飞逝,岁月如烟,当步入人生的黄昏时,每个人心头多少会涌现一种惆怅、一种眷恋、一种不舍,总是喜欢从往昔的记忆中追寻自己的足迹,或是在烟云般的往事里继续守护自己的梦想……当寻寻觅觅中意识到在流逝的岁月长河里,生命没有虚度,人生没有怨悔,这对一个人是何等的欣慰,又是何等的快乐啊!
我叫李启龄,今年86岁,亲属均侨居海外,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76年退休前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副厂长。新中国创建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我所在的美华肥皂厂处于濒临倒闭的“三停”(停产、停伙、停薪)边缘。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和爱国青年,我受总工会化学工会同志的教育和支持,毅然以一名资方代理人的身份挑起带领职工开展恢复生产的重担,并在生产经营走向正规后的1956年,为支援内地经济建设,动员家属和工人随厂迁往长沙,创办了湖南日用化工厂,为当地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稳定市场供应作了一些贡献。由于受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左倾”路线的影响,加上家庭出身及海外关系的原因,尽管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生产建设中去,却总不免有些缩手缩脚,无法施展。尤其在丧失人性的“文革”年代中,我被强迫下放劳动六年,工资也被减到无以生存的边缘。对此,我也曾一度感到迷惘和痛苦,但没有退却,没有躺倒,仍然坚持与工人们在一起劳动、生活,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不怕辛苦,不怕累,力争将工作做得更好一点,赢得了职工们的好评。
1976年我退休回沪,本想在家陪伴照顾老母亲安度晚年。那时被打乱的社会秩序正逐步走上正轨,侨联组织也开始恢复活动,1978年组织上通过了解,知道我兄长在海外的影响以及我在湖南工作的经历,就动员我出来做侨联工作,为祖国的统战事业尽一份力。我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又刚退休,还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力,面对组织上的殷切期望,于是我答应做个街道联络组长,自此开始了我与侨联的“不解之缘”,而且一结就是30年。而这30年,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发生历史巨变的30年,翻天覆地的30年,也正是这近30年的侨务工作,真正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使我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最初,我在永嘉街道担任侨眷联络组组长。在街道党委的领导下,在派出所的协助下,摸清了归侨、侨眷的户数,将名单整理成册,按居委进行摸底家访,向居民宣传侨务政策。随着侨务工作的不断发展,1978年底,组织上调我到徐汇区侨联工作,任代理主任,黎重光主任去世后我担任主任工作,侨联会成立后任主席。在徐汇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区侨办的大力支持下,在市侨联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加强侨联自身建设,与侨联成员一起,走访归侨、侨眷,打消了他们的顾虑,物色了数百位联络员,成立了市、区、街道三级联络网,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区侨联有五个学习组,街道有联络员学习组,学习时事政策、侨务政策,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完即去,既知国情、侨务政策,又熟悉归侨、侨眷、侨情的侨务义务志愿者。靠着这支无私无怨的热心团队,区侨办、侨联把侨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拨乱返正、落实政策时,侨办、侨联一条心,基本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如,落实私房政策时,我们发动30多位学习班同志,在炎炎烈日下走访了全市几十个局、委、学校、工厂,用我们的热心、诚心,感动了方方面面,快速有效地推进了徐汇区归侨侨眷的政策落实。又如,国家当时外汇紧张,侨办、侨联号召全区归侨、侨眷党员动员海外亲戚,多寄些外汇回国,为祖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有的侨眷生活并无困难,但还是要求亲戚从国外寄外汇来,我也是其中一员。滴水成渠、积沙成塔,依靠大家努力,当时的徐汇区出色地完成了争取外汇的工作。
“六.四”风波时,我们响应朱鎔基市长的号召,在街道联络组学习会上,动员归侨、侨眷与海外留学生通一个电话、寄一张照片、写一封信,把我们安居乐业和开会的情况告诉国外的子女。后来据了解,我们在国外的子女基本没有上街游行,为国家安定作出了贡献。“六.四”后,我到美国探亲,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发觉留学生对国内有些不正确看法,有抱怨情绪,回国后,我建议侨办成立留学生家属联谊会,这是上海市的首创之举,通过家属向子女如实宣传国内情况,赢得了广大留学生的爱国之心。
1998年区侨联组织联络组长到广州、深圳学习,回来后,建议各街道成立侨联归国华侨联合会,随着第一个的成立,没多久全区13个街道全部成立,使侨务工作更加扎根基层,深入基层。我们不计报酬地为侨服务,归侨、侨眷只要有困难,我们就会去探望,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侨联建成“归侨、侨眷之家”,更是他们的知心人。我们没有行业的界缘,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到哪里。有一天晚上永嘉街道联络员打电话给我说建国西路××弄有一个以前某省督军陈××的女儿要上吊,半夜里我们到她家中去劝解,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依靠这些年的积累,2004年,区侨联获得了全国先进集体称号。
这30年,在侨办的支持下,在众多联络组长、侨联委员们无私奉献精神的感召下,我为侨务工作作出了微薄的贡献,不仅使我深刻领会了统战工作为什么是“三大法宝”之一,也使我体会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持续发展,我们挺起腰杆为人民做些力所的事,我始终坚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跟党走了将近六十年,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这30年是我最舒心的30年,也是我最扬眉吐气的30年,我为在晚年能生活在国力增长、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祖国感到舒心,感到幸福。
这30年我坚持义务为大家服务,不领取任何报酬,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我莫大的信任。能心情舒畅地为国家、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我——李启龄莫大的心愿。“心底无私天地宽”,我经常对身边的人讲,做侨联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有爱心,不求回报,自身的修养,人格的魅力,那是最好的榜样。尽管我的生活来源于微薄的养老金,日常粗茶淡饭,过得也不富裕,但是我总有个朴实的愿望,就是尽我所能,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早年,国家困难时期,我曾主动要求减薪;落实政策时,我又将在“文革”中被扣发的2万元补发工资上缴国家;1999年,我在枫林街道创建了“侨眷帮困基金”,每年向基金捐助2000元,资助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1992年我以已故儿子的名义成立“兴绪助学金”,用省下的3万元来帮助华东理工大学3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平时在社区里,只要有社会救灾或希望工程的捐助,我都会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因为只有这样做,我的心里才会感到踏实。
1992年,我从区侨联主席的岗位退下来,但仍在侨联服务至2005年才正式回家休养。近30年的侨联工作经历,使我对侨联、对身边的同志、对我们的侨眷产生了深深的感情。现在,我人退心不退,依然关心着侨界的工作,大家也不把我当外人,有什么信息和情况都及时与我沟通,街道侨联为了照顾我行动不便,甚至将侨联会每两周一次的学习日也搬到了我家里,清茶一杯,促膝交谈,融融的情谊让我觉得依然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回首往事,我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30年,追寻这30年的足迹,我欣慰地告诉自己:无怨无悔。
个人简历
李启龄,女,汉族,无锡人,1921年出生于北京,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1934 ~1940年上海中西女塾学习
1940 ~194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
1943 ~1945年上海中西女塾教师
1945 ~194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
1947 ~1949年家中
1949 ~1956年上海美华肥皂厂代经理、经理
1956 ~1976年湖南日用化工厂副厂长
1976 ~1978年退休回沪
1978 ~1992年徐汇区侨联主席、徐汇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侨联常委、徐汇区留学生家属联谊会会长。
1992 ~2005年上海市侨联名誉理事、徐汇区侨联顾问、徐汇区对外联谊会名誉副主席、枫林社区各界人士联谊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