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归侨的切身感受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作为一个老归侨我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成绩斐然举世瞩目。你可以写上几本、几十本乃至上百本厚书，也写不完、写不全祖国30年的成就与变化。我仅就本人所见所闻和所经历过的身边事，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 　　

　　一

　　在那“极左”年代，我们广大归侨和侨眷背着“海外关系”的沉重包袱，受到不公正待遇。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仍然不被信任，无论涉外或涉内工作，都受到限制。当时有些单位缺少外语翻译，单位领导不让我去。有一次我所在的部门负责人叫我到外单位临时当几天英语翻译，而且我已经到该借人单位报到，后来我单位领导知道后，硬要把我召回来，说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涉外工作。我想不通，但无奈，只好遵命回来。

　　1978年我女儿在本市某小学上四年级，上海外国语学校来招生，我女儿的班主任推荐她去应急考，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该小学领导不批准，原因是她父母亲都是归侨，有“海外关系”，不能考外语学校。我得知此信息后，立即向本市里有关部门和解放日报投诉。市里十分重视，随即派人来调查核实，并责令该小学领导让我女儿去补考。她很争气，经补考被录取了。解放日报作了报道，并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批评这种“极左”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我们归侨和侨眷的命运。八十年代初，国家派我到美国进修学习两年，回国后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先后任系主任、副院长和院长并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涉外工作方面，也由过去不能当外语翻译，到被派往我国驻外使馆任经济商务参赞，成为一名高级外交官。三十年过去了我已经退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仍然积极努力向海外亲朋好友介绍和宣传我们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那当年不准考外语学校的女儿，也早已大学毕业，掌握三门外语。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经常出国谈生意，为祖国的外贸事业作贡献。 　

　　二

　　1980年我出生在泰国的姐姐第一次来上海探亲，还带来了当时十分紧缺的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和衣物等。作为弟弟，我本应好好招待一番自己27年来未见面的亲姐姐，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我们国家刚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物资十分匮乏，我和爱人的工资加起来才110多元，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五口人，住在只有23㎡的一间半房间里，生活紧巴巴的。当时买鱼买肉买米都得凭票证。为了让餐桌稍为丰盛和体面一点，凭姐姐他们的外国护照，我到区里申请补助点肉票、鱼票、粮票和香烟票。姐姐和姐夫在沪期间，我没有请他们看过一场电影或文艺演出，也没有请他们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我只利用星期天带他们去南京路、豫园和外滩玩过两三次，，午饭和晚饭还得赶回家里吃。到了晚上，就坐在一部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这电视机还是通过朋友的帮助才买到的。为了让图像大一点我在电视机前方放一块凸透镜，再在电视机屏幕上贴上一层浅咖啡色的塑料薄膜，算是彩色电视了。

　　一天，姐夫从当时我住家附近的淮海路劲松中药店买药回来说：“我在店里被好些人围着，把我当猴子一样看”。原来那天姐夫穿了一件从国外带来的夹克衫，很显眼且时尚，因为那时上海人的衣着还是一片“兰色的海洋”，难怪被人围观了。

　　姐姐他们在我家住了半个月应回泰国去了。说真的，他们走后，我一直感到很惭愧，也很内疚，总觉得对不起他们。

　　2000年，我姐姐和妹妹一同来上海探亲旅游。这回与20年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事先打电话告知她们，除了自己换洗的利用的衣物外，别的什么都不用带给我们，上海什么物品都有得卖。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在她们抵沪的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在饭店里设宴为她们洗尘。我带她们游玩杭州、苏州和无锡，逛大商场，还经常上馆子吃各地的风味菜肴。当然，所有费用由我买单。我家住房面积也从23平方增加到100多平方。电视机也由当年一台九英寸黑白机变成客厅和卧室都配有大彩电，让她们自己调控，爱看什么节目就调什么节目，看个够。在她们离开上海回泰国时，我还买了不少国产的物品送给她们，她们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最近我又多次发出邀请，希望她们再来上海团聚，共享天论之乐，也让她们再看看上海新貌。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到中国访问或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也经常参加一些招待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外国人看到上海当时的交通拥堵情况，就问为什么上海不建地铁？当时有些接待负责人回答说：上海地势低，水位高，不能造地铁。外宾不满意这样的回答，马上回应说，纽约和伦敦的情况和上海相似，但那里早都有地铁了，关键是技术和资金。事实证明，这位外宾的看法是对的。从1992年上海地铁一号线正式运营开始，现在上海的轨道交通里程数已接近300公里，到2010年将达到500公里，稳居世界城市轨道交通里程数榜首。这种发展速度，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史上是奇迹。

　　上世纪80年年代中，外宾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上海市为什么见不到新建筑：都是老旧的矮房子？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新楼房建在郊区”，其实就是指上海万体馆对过那排70年代中期建的“招牌房子”。当时不少电视、电影镜头都对准那排房子，出足了风头。

　　80年代初，我在美国纽约大学进修学习时，看到纽约市高楼大厦林立，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十分繁华。对比之下，实话实说，那时的上海确实显得老态龙钟，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与曾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亚洲第一大都市称号极不相称。

　　曾几何时，在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今天的上海早已恢复了青春活力，再次闪射出东方明珠的光辉。从高楼的数量来说，上海的高层建筑有6000来栋超过纽约，从高度来讲，金茂大夏和即将竣工的金融中心大厦都超过纽约的最高建筑物；从外表看，上海的新建筑多，设计美观；从整体上看，我觉得上海更美，尤其是夜上海更具魅力。近年来我经常接待一些从海外来的亲友和老同学，他们对上海的市容景观与繁荣的市场都赞不绝口。他们说，过去他们从海外带东西回来送人，而现在他们则大包小包地带中国产品出去。这一进一出的换位，变化有多大呀！当然，从管理能力、运作效率、服务水平和市民素质等方面看，上海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改进。 　　

　　四

　　我第一次出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被本市一个单位借去当随团翻译。每人2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只能买点最便宜的纪念品，我已感到很满足了。那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出国是一种奢望。80年代初我被派往美国学习，经常被老外当作日本人或韩国人。那时派往国外进修学习的人员年龄都比较大，一般在40岁左右，大部分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各种临时出国的访问代表团也基本是老人团。所以当地的华侨华人和港台的留学生都问：为什么大陆出来的人都是年纪大的？我只能说这是历史造成的。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出国的年轻人逐渐多起来了。那时因公或因私出国，都只能带30美元。被公派出国学习的人员，每月也只有400美元，扣除衣食住行医疗保险费和书费之外，所剩无几。总之，当时出国人员，不分什么场合都是西装革履，穿得笔挺，看起来神气，却囊中羞涩，什么也买不起，只好到折扣店、跳蚤市场和地摊买点小商品。纽约市曼哈顿第十四街是有名的折扣商品街。许多国内去的西装革履的代表团成员和留学人员都去那里淘便宜货。一天，我在十四街无意中碰到我20多年没见过面的中学同学，我既惊奇又兴奋，原来他率一个小组来美谈合作项目，也想来买点便宜货。

　　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损升，出国已不再是一种奢望。出国旅游、学习、工作、探亲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口袋里装着足够的外币、人民币、还有信用卡，十分萧洒地进出外国的各类大商场，外国商店老板把中国游客当成了财神爷。有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中，我国出国人员累计总数为28万人，平均每年不到1万元。而2007年一年，我国出国总人数就多达6000万人。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对比。难怪外国都在争夺中国游客这个大市场。

　　我们出国的人多了，口袋里的钱也多了，但我们必须注意，无论到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都要讲文明礼貌，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笔者小传

　　封福海，1936年出生于泰国，1953年回国，1964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在的经贸大学），先后在外贸部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公派赴美国进修学习，两年后按时回国，继续留在外贸学院任教，先后任系主任、副院长和院长兼代理党委书记。1994年被派往我国驻丹麦王国大使馆任经济商务参赞。三年任期满后回国，于1997年11月退休。

　　曾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第九届长宁区人大代表。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被评为全国优秀归侨知识分子

　　被评为全国外经贸系统优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