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霞街道侨眷 唐秋生

　　今年四月，胡锦涛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时，发表重要演讲说:“对中国而言，今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30年前，在邓小平先生倡导和带领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又说：“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走下去。”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简要回顾一下上海改革的几个片段，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九八四年，上海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展开时，本人有幸参与筹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并先后担任综合处、企业处及《上海改革》杂志社的负责人，亲身经历了上海改革整整10年的历程直至退休，其间有许多改革要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第一张股票

　　“股票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7页）。在历史上，它曾发挥了加速资本集中，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杠杆作用而风行于资本主义各国。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就向西方学习了股份经济制度，出现了各种“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日语“株式”即股份，“会社”即公司）。多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探索股份经济的各种形式。上海试行股份制，由市体改办，有关部门从1984年开始，当时比较规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11家，其中9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金总额8.36亿元，占全市股票发行总额的79%。其中飞乐音响是公开向单位和个人发行股票的公司，它也是上海证券市场上公开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对社会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来上海时，曾将第一张飞乐股票作为礼物，赠给国际金融界的贵宾留作纪念。

　　第一家合作制企业

　　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后，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述，如春风拂面，人们在思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的时候，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上海第一家合作制企业——上海主人印刷厂。1988年，19个青年摔掉了原有的铁饭碗，共同出资5万元，办起了一家微型的印刷企业，他们试图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从所有制实现形式、分配办法、管理机制、承担经济责任等方面，使职工同企业产生内在的血肉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主人”们坚持了六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人员自愿组合，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资金职工自筹，实行股份共有，并由集体占有、使用和支配；分配全部搞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积累集体支配，一部分为共同共有，一部分为按份共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经营独立自主，无上级主管单位。由于产权制度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触及就引发了一场争议，在社会上激起很大反响，争论的核心是主人厂的模式究竟姓“公”还是姓“私”，甚至有关部门在清理“假集体”中，把它划为个人合伙的私营企业，并不再换发主人厂新的营业执照。主人厂在改革实践中冲出“围墙”的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一位市人大代表写信给朱镕基市长，要求让主人厂继续探索改革，给予鼓励支持。朱市长接此信后，于1990年12月2日正式批示：“请体改办会同经委下去调查，提出意见报市府审批。这个印刷厂不要当“假集体”清掉了，可以继续试点，办法可研究修改。”一场争论终于暂告一段落，而主人厂的全体职工，在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指引下，不断完善其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迎接新的经济发展的到来。

　　第一份改革杂志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海的改革，一直受到全国各地的关注，它的每一步进展都和全国的改革紧密相关。《上海改革》的出版，旨在探讨改革理论，启迪改革思路，交流改革经验，指导改革实践。它立足上海，面向全国，是介绍和反映上海改革的一个窗口，也是借鉴和吸取全国各地以至国外改革经验的一块园地。《上海改革》的创刊，受到了市委、市府领导的重视，江泽民、汪道涵同志为杂志题词，朱镕基同志为创刊号撰写文章，陈至立、金炳华等同志为杂志社的顾问。《上海改革》国内外发行后，影响较大，国家体改委、曾庆红、黄菊、孟建柱等领导以及经济界、理论界、企业界、政府有关部门都纷纷撰写文章，为深化改革献计献策。1993年，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全国改革报刊工作委员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本人当选为副会长。改革报刊工委的宗旨是探讨办好改革报刊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好改革开放的舆论导向工作。

　　第一次对外宣传改革

　　上海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外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何做好改革的对外宣传，也是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外宣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市政府领导下，本人当时担任体改办对外宣传的新闻发言人，先后接待数十批外宾和媒体记者，介绍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并在10个国家友好城市新闻发布会上即兴回答外宾的各种提问。为了扩大对外宣传，我还为市外办撰写《上海经济改革概况》小册子，用中、英文字向外宾分发。与此同时，应市外办的要求，在《上海外事》杂志（1993年第10期）撰写《如何做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外宣传》文章，供外事涉外干部在对外宣传中作参考。

　　第一个改革信息交流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已进行了许多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一个曾经长期封闭、停滞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每前进一步，它都面临着各种挑战，需要大胆探索，需要反复实践，更需要借鉴和吸取全国各地的改革经验。为此，上海与有关城市商量，发起建立改革信息交流会的机制，开始时，只有5、6个城市，后来要求参加的城市越来越多，为了控制范围不宜太广，最后确定为15个城市，定名为“十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交流会”，每年举行一次，与会各城市轮流主持召开。会上，各城市代表分别介绍当地改革的情况和经验，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各市代表还进行双边、多边的对口交流，得益非浅。综合该交流会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城市改革的一些基本路子。

　　第一次举办宏观经济讲习班

　　为了加强和改善上海宏观经济控制，培训宏观管理方面的领导骨干，1986年由市体改办、市经济研究中心、市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市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宏观管理讲习班，邀请联邦德国专家来沪讲解财政、税政、外贸、金融、收入、计划以及汉堡自由港问题。参加讲习班的对象主要是市政府各委、办、局从事宏观经济管理的处以上领导干部和高级研究人员，共计60人。当时，由市体改办拟订计划，先后报江泽民、黄菊、刘振元、李肇基、朱宗葆等市领导批示同意。讲习班开始后，先后由联邦德国专家主讲经济决策、国有化企业、公共企业、汉堡自由港、战后德国经济发展史等内容。讲习班还安排专家访问有关单位，听讲人员同专家一起讨论，大家反映开阔了视野，收获很大。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