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贯穿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贯穿着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换言之，爱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范畴，在中共党代会文件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45年中共七大，一次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中共十七大在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明确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对于这一重要范畴，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总结我国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进行深入的哲学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在本世纪初，我们把这一命题作为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中心任务重新提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于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以我们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经历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深刻地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七大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巨大工作”。
但是，在全国解放后，我们很少公开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一般只是使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提法。其原因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可能会被误解为民族主义倾向，而我们又面临着夺取全国政权后需要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所以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后来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也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正确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认真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探索和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并以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
进入21世纪之初，中共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重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法。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干部教育的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七大在论述党的思想建设任务时，明确地提出要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了解这一过程，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在中国是一个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理论创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命题,不仅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有着一个极为深刻的背景,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涵义:
涵义之一，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青睐，不是偶然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到洪秀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运用各种思想武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打开了中国救亡和发展的希望之门。
涵义之二，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自己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理论要联系实际，而且是因为中国社会状况包括阶级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不同之处，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去研究解决。
因此，实践证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面貌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追求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和科学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就是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其内核就是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追求，就是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其内核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了解这两大追求，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关键。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追求，一般来讲，包括了一个基本原则、三个理论要求：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党要努力学习，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在这样三方面的学习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的整风文献中，毛泽东同志在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时，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做到理论与历史、现实相结合，也就是说理论与此结合的“实际”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两个方面。在这里，毫无疑问，“现实状况”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不研究现实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就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此同时，“历史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时，特别重视联系更广更深的历史经验来研究现实运动的规律。这里所讲的“历史经验”，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包括中国现代的，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实际上，这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来认识现实并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理论研究过程，是理论与包括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客观实际之间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三个理论要求，就是：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而研究总结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二要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并在同外国经验的深刻比较中使之上升为理论，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去，即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所说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三要通过民族形式包括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内容上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形式上也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论述这一点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究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面对中国实际，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提出的问题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里，理论要面对中国现实，指导中国实践；同时要深入实践而不能脱离实践，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还要在实践中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理论创新。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现实矛盾研究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不研究现实矛盾不可能实事求是，不研究历史经验也不可能实事求是。只有把对现实矛盾的研究与对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认识并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追求
在我们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里所说的“中国化”，既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科学要求，又指出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一价值要求，兼有科学与价值的双重要求。
前面已经说到，毛泽东同志是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具体地说，他是在这一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的。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他首先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讲起，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可以的，应该的，看什么历史条件来决定。”“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战争中的实施。”正是根据这样的深刻思考，他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强调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且强调这样做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为了“出全民族于水火”，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这样一个由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人所创立，为振兴中华民族应运而生，融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的思想理论。
可以这样说，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无私的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感召和凝聚中国各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振兴中华，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了解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主线，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我们已经知道，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国情，依靠自己的实践，回答和解决的是近代中国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因此，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进行了两次“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志。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始于毛泽东同志1956年“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同志。他继承毛泽东同志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没有完结。伴随着这次理论飞跃在实践中的深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实际出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尽管这次理论飞跃尚未完结，但是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始终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而且，围绕这个主题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已经形成一个科学体系。所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且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需要深入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又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热切地坚持的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邓小平同志，同毛泽东同志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首先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爱国主义者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于一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邓小平同志有篇文章，题目就是《振兴中华民族》。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一个政治大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批共产党人的杰作。
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观，而且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有两个互相联系的支撑点：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无怨无悔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为人民服务，集中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上；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又体现在为人民谋利益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着眼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振兴中华的精神和行动，正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赋予“爱国主义”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意识到爱国主义不是闭关自守。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决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必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作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切，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赶上时代”。他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弘扬的爱国主义，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使命的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这样的价值追求，已经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之中。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党之所以要领导拨乱反正，纠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它政治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之所以要领导改革开放，变革自己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说到底，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能够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赶上时代。我们只要研究一下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理论提出的宏观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赶上时代。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贯穿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贯穿着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换言之，爱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这样的爱国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也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在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时候，应该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把爱国主义情操融入于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之中，更好地更有感染力地动员中华儿女为振兴中华、赶上时代而发奋学习，努力工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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