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意义上，城市被认为是新文化潮流的摇篮。倘若一个国家拥有了充分的交通通信的基础设施，城市化程度显著，新文化潮流就会很快地传播到乡村地区。因此，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必定是更为缓慢的，在那里科技发展落后，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全球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的新近趋势也造就了被称为“世界/全球城市”，无须各自的中央政府作为媒介，它们直接打交道，支持大量而重要的跨国人口往来。互相的影响致使它们在文化接触上确立新的模式，人们担心那会使世界在文化上趋同，造成单一语言的形成，尤其是使用英语。

　　本文考察了在所谓的全球语言和文化趋同化的过程中这些城市所起的作用。我的意图是表明趋同化的主张如何被夸大，原因又是什么。我的部分证据来自于“人口结构”，这是一个在群体遗传学中长期使用的概念，它也适用于文化和语言传播的问题。城市并不是均质的实体，并不是城市的所有部分都受到世界上当前潮流的影响。影响到其中部分居民的潮流也许并涉及大部分的其它城市人口。城市在人口结构上各不相同。它们并没有依照相同的社会因素（如种族或者民族语言群体）而分隔和/或层级化。

　　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尤其是在第三世界里，仍然有城市并未单一语言化，尽管这些城市的历史也许超过了一百年。许多这种差异化的演变显然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政策有关。也取决于城市中的民族是不是本来就是多民族的，它们对乡村地区的影响并不是同步进行的。大量的这类事例完全可以用来平息人们对“全球正在朝单一英语世界演变”的恐惧。

　　世界上很多城市和政体其实根本谈不上向语言单一化的演变，主要是由于英语的传播更多地作为一种通用语言，而不是作为本国语言，许多地方仅仅是某种补充，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口在使用。相反，传统的城市语言正在威胁着那些在乡村地区使用的民族语言。我从世界上不同的城市得出具体的证据，包括阿姆斯特丹、巴西利亚、布鲁塞尔、达喀尔、香港、金沙萨、巴黎、新加坡、圣保罗、台北和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