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史上有相类似的亲亲互隐的理念与亲属容隐制度。儒家与基督教都非常重视家庭伦理。据《论语》的《子路》篇记载，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这个直，是父母子女间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是为了称誉于乡党而告发父亲以买直名的话，这里面就有不太好的成分，就不是“直”。儒家主张“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开来。父子关系上，对亲人有隐而无犯，不犯颜直谏，和颜悦色地批评，以恩情为中心。但是在君臣关系上，在公共事务方面，侍奉君主则要求有犯而无隐。从事公共事业，要敢于犯言直谏，直接地批评君主。

　　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一篇叫《游叙弗伦》。游叙弗伦要去告发他的父亲，走到法庭的门口，碰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你不能起诉你年迈的父亲，除非你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苏氏让他三次下关于虔敬的定义，以巧妙的辩论术，改变了游叙弗伦想去告发他的父亲的初衷，最后使他悻悻而逃。

　　孔子、苏格拉底对亲情的维护具有一致性。在他们的理念的影响下，中西方的历史上形成了亲属容隐制度，这些制度对保障老百姓的亲情权、容隐权与私人空间起了很好的作用。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