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概念指的是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其方式使社会有可能具备自我变革的能力。像欧洲和俄罗斯那样，中国走向现代性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革命和政府的改革塑造出来的，但与欧洲的经验不同，在中国市民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始终不那么显著。

　　从全球史的普世角度解决现代性问题是我所提出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纠正了把现代性作为西方化条件的普遍观点，那种观点认为现代性被传导到世界其它地方，那些地方要么接受它，要么拒绝它。此外，这种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西方化现代性或某些本土化现代性的吸引力问题。如果我们接受那是产生自多样性和交互作用的转型条件的话，除去现代性观念里的欧洲中心论的假设与普世分析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这种观念不能局限于发展的各国模式，但它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包括文明的影响力和交互作用，这点很重要。

　　因此，我想主张的是中国过去30年经验的重要意义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现代性，其影响力超越了中国。这些影响是普世的。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向世界打开中国国门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部分。自从冷战结束以及欧盟作为一个超越主权和超越国家的政府而巩固和扩张以来，后西方化的世界已经出现，而中国是其中的重量级角色。在这层意义上，与欧洲的关系尤其重要，正如中非关系越来越重要那样。

　　在我看来，在造就普世的未来当中，欧洲和中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普世主义会比上个世纪的情形更为显著，当时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受到的挑战只是某种失败了的现代性。关键任务是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团结。对欧盟来说，在那里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国界化现在最终达到了它的上限，挑战将是形成社会团结的更有力的形式。但在全球相互关联的世界里，这也是普世主义的挑战。这也是对中国的挑战，在中国，市场力量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全球影响。

　　但是，现代性既不是命运，也不是定数，而是由人类施为（human agency）所塑造的情形，最终它只不过是人类有意根据所选定的未来形象塑造世界的能力。